丁秋生（1913年11月9日-1995年1月4日），男，汉族，湖南省湘乡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丁秋生，湖南省湘乡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九军团第十四师四十一团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干部团第一营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一五团政治委员，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干事、股长，政工干部训练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分校政治部党务科科长、军委工程学校政治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第八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二军政治委员兼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浙江军区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干部部部长，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儿子：丁一平

1913年10月，丁秋生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莲花桥一个穷苦人家。他还未出世，父亲就外出谋生，从此下落不明。

为了活命，7岁的丁秋生随母亲逃荒要饭来到安源，11岁进煤矿当童工，一干就是6年，受尽了剥削和压迫。那时的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丁秋生与矿工伙伴们不懂得阶级，不懂得剥削，总是埋怨自己生不逢时，天生命苦。

这时，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先后多次来到安源，向工人们传播革命真理，组织了工人自己的团体——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使许多受苦受难的“炭古佬”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影响下，一天天觉悟起来。当时，丁秋生因年纪小，不是俱乐部的会员，也没参加过夜校，但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许多活动，许多为了维护工人的基本利益而同资本家进行的斗争，对他影响很深。他知道：工人俱乐部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俱乐部好!

1929年，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的主张，并于1930年农历八月初，亲自率队来到安源扩大红军。“毛委员到了安源!”“毛委员要向工友讲话了！”消息传遍了安源路矿的井上井下、街头巷尾。工人们奔走相告，翘首以待。

一个炎热的下午，工人俱乐部门前的广场上聚集了几千路矿工人。广场前，用木板搭起了台子，摆着几张方桌，几条长凳，台子两边挂着长长的红布，上面写着“打倒资本家，工人求解放”、“砸烂旧制度，建立苏维埃”。只见几个人走上台子后，在场的人们情绪顿时沸腾了，纷纷站起来，摇动着手中的三角形纸旗，呼喊着口号。这是丁秋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和小伙伴们，年纪小，个子矮，为了看清这一切，便爬上了紧靠台子一侧的一棵大柳树上，把热烈的场面看得清清楚楚。只见毛泽东穿一身灰布衫，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他声音洪亮，打着手势，说了许多工人们一听就懂的道理。毛泽东讲，工人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是命苦吗？不是！根子是穷人身上压着三座大山。所以，工人、农民要解放，就要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推翻旧制度，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由工人、农民来当家作主。最后他提高嗓门，号召大家参加红军。

多少年来许多工友总是想不明白的问题，被毛泽东几句话就点明了。丁秋生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一种热情激励着他，当时他就下决心要跟着毛泽东走，跟着红军走，摆脱贫困，再不受压迫。于是，他满怀喜悦地回家告诉母亲他要参加红军。母亲一听，既惊讶又难过，她舍不得与她相依为命、年小体弱的孩子，又顾虑他走后家境会更困难，说什么也不同意，哭得很伤心。后来，母亲见丁秋生执意要参加红军时，就把他反锁在屋里。丁秋生急坏了，好在他知道红军还不会马上走，便哄骗母亲说：“我听你的话，不去当红军了。”这才稳住了母亲的心。过后，丁秋生悄悄地到红军队伍上报了名，并像往常一样，天天照常去矿上做工，度日如年地熬过了那短短的几天。当部队通知出发的时间和集合的地点后，丁秋生仍以上工为名，默默地告别了亲爱的母亲，告别了安源路矿，与1000多名安源路矿工人一起参加了红军。他被编入第三军团特务连四排，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从江西瑞金出发前，丁秋生被调到了军委红星纵队当民运干事，主要任务是为中央军委领导机关打前站。丁秋生每天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触很多，与毛泽东也逐渐熟悉起来。

遵义会议后，丁秋生调任干部团一营政治委员。红军离开遵义之后，在行军过程中，毛泽东经常向接触过的干部询问部队情况和一些干部的家庭背景、参加革命后的经历等。有一次，当毛泽东听说丁秋生是从安源出来的，就感慨地对他说：“安源出来的人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长征到达毛儿盖时，中央红军准备过草地，陈赓团长让丁秋生带领收容部队殿后。当毛泽东听说丁秋生执行收容任务时，再三叮嘱他：“一定要把掉队的同志照顾好，尽量让每一个同志都走出来，有困难要及时报告。”丁秋生见中央机关带的东西多，就执意要把缴获的一匹枣红马留下来。这匹马毛色油亮，非常健壮，是在与国民党军的一次战斗中缴获的，丁秋生特别喜欢，精心饲养着。毛泽东在行军途中见到这匹马时，还称赞说：“真是一匹好马哟!”丁秋生早就想把这匹马送给毛泽东，送给中央机关用，此时正好是个机会。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说应该把马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并说：“你们殿后，掉队的同志多，伤员多，更需要用马。”

毛泽东还拍着枣红马对丁秋生风趣地说：“我们的马也是革命的功臣。”后来这匹马真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开始驮粮食，后来驮伤员，最后终于累倒了。眼看着马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丁秋生不忍心看着它受罪，又不忍心亲手杀了它，便让几个战士把它杀了，马肉又使这些饥饿的红军战士们坚持了好些天，终于走出了草地。这匹枣红马挽救了不少红军战士的生命。

1935年9月，干部团缩编为干部营，丁秋生被调到中央通信警备连当指导员。长征刚刚结束，红军就在直罗镇战役中全歼了敌一○九师和一○六师的一个团，并活捉了敌师长。那些天，毛泽东的心情特别好，经常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和谈话声。

有一天晚上，丁秋生照例在查岗。毛泽东有在夜间工作的习惯，累了出来散步，正好碰上丁秋生，他俩就兴致很高地谈了起来。毛泽东说：“警备连的同志很辛苦，白天行军，晚上还要站岗。”丁秋生马上回答说：“您每个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比我们辛苦多了。”毛泽东说：“我是习惯了，还是你们辛苦。”丁秋生劝主席早些回去休息，但毛泽东却毫无睡意，反而谈兴渐浓。他见丁秋生左臂动作不灵活，就问：“你左手是什么时候负伤的？”丁秋生见毛泽东很随和，又和蔼可亲，也就打开话匣子聊了起来。丁秋生告诉毛泽东，是1934年4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役负的伤，当时丁秋生在九军团十四师四十一团任政治委员。丁秋生说：“我就是在最后一天的战斗中身上多处负伤，左臂动脉被打断了，当时，伤口流血很多。由于失血过多，我昏迷了7天7夜。师里专门组织了8个人的担架队，轮流抬着我，日夜不停，赶到瑞金中央医院，由傅连暲院长亲自为我动了手术，有许多战士为我输了血，才保住了我的生命。”

丁秋生深情地回忆说：“那次战斗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我心里很不好受，又有那么多战友为了挽救我的生命献出了他们的鲜血，是党和战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毛泽东听后深思了许久，沉重地说：“是啊，王明的错误路线使我们遭受了多么大的损失，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啊!”接着，毛泽东分析了王明错误路线对党和红军的危害，也谈了打仗要讲战术，敌强我弱时，不能硬拼的道理。

丁秋生又讲起他刚参军时，什么也不懂，打仗只知道硬拼硬杀，参加敢死队，带头往前冲。“记得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天上飞来两架飞机，那是第一次见到飞机，不知这是啥玩艺儿，也不知道害怕。一连的人跟着飞机在地上跑。飞机掉过头来，突然扔下两颗炸弹，有一颗在人群中间爆炸了，牺牲了好几名战士。还有一颗就落在我的身后，居然没有爆炸，掀起的泥土把我埋了起来。幸亏战友们发现，才把我挖了出来。从那以后我才知道还有飞机这么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挺厉害。”毛泽东听着笑起来说：“你命大，我们红军命也大。”还说：“将来敌人有的，我们也会有。”

就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毛泽东坚定地对丁秋生说：“经过长征，红军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但是质量提高了。现在留下来的人都是骨干，将来，我们依靠这些骨干可以把革命队伍发展得很大，把我们的革命事业干得很大。比如你，由于红军的减少，从团政委当了营政委，又从营政委去当连指导员，但是，等将来红军壮大了，还可以去指挥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会发展壮大起来，取得最后的胜利。”听了毛泽东的话，丁秋生心里一阵阵激动，在送主席返回的路上，他忍不住大胆地提出自己想到作战部队去的想法和要求。毛泽东说：“好嘛！将来有的是机会。”丁秋生一直盼望参战机会的到来。

1937年，抗日烽火在全国燃起，抗日呼声传遍大江南北。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丁秋生当时在红二十五军七三一师二二五团任政委，借改编的机会，组织上调他到延安抗大去学习。在抗大，大家一边挖窑洞，一边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丁秋生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作为一名军人，一定要到前线去，去打击日本侵略军，亲手杀几个日本兵。当时他满脑子只有这个念头。

1947年1月，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这是野战军领导在一起。左起：叶飞、丁秋生、韦国清、邓子恢、陈毅、唐亮、粟裕、陈士榘、谭震林。

没想到学习尚未结束，他就接到军委的命令，奉调到军委工程学校任政治委员。当时，有一批航空干部从苏联回来，带回来很多苏联飞行技术和飞机制造方面的知识。由于长征刚刚结束，红军的武器装备落后，军事技术极其贫乏，留苏的干部和从全国各地赶到延安来抗日的知识分子，对红军来说真是一笔大财富。于是，中央决定，组建红军工程学校，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航空知识和俄语，为将来组建空军做准备。丁秋生不了解情况，一心只想上前线，对这一任命抵触情绪很大，拒绝去工程学校，坚决要求上前线。

当时，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丁秋生谈话，从工程学校的重要性谈到部队将来的发展，从军委的打算谈到军队的纪律，军人要服从命令，服从组织安排，并说：“将来还有机会上前线，以后也可以再争取嘛。”丁秋生情绪非常激动，根本听不进去，仍坚持要上前线，不愿去工程学校报到。谭政最后严肃地说：“你这样违抗命令，是要受处分的。”丁秋生毫不示弱地回答：“受处分我也不去！”谭政没有办法，最后对丁秋生说，如你实在不去，就只好如实向毛主席汇报。丁秋生听说谭政要把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心里非但没有紧张，反而暗自高兴，心想：跟随毛主席多年，主席对我是了解的，若主席看见我态度这样坚决，肯定会同意我上前线。丁秋生认为毛泽东原先讲的“机会”来了，所以，巴不得谭政早些向毛泽东报告他的要求。

当毛泽东听了谭政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下了命令不执行，那怎么行？军队是有纪律的。管军队要严，管干部更要严。不服从命令要处分！”见毛泽东真的生气了，谭政急忙解释说：“丁秋生是想上前线，积极性是好的。丁秋生同志主席是了解的，是不是不要处分?”毛泽东一点儿也没客气地说：“越是身边工作的同志，越要严！”丁秋生不但没有被批准上前线，反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同时撤销了军委工程学校政委的任命。被处分之后，丁秋生被调到八路军留守处巡视团当巡视员。

丁秋生在巡视团待了两个多月，先后巡视了机关、部队等许多地方，尔后又到抗大工作。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后方军民如火如荼的工作情况，深刻地认识到后方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后，组织上又安排丁秋生到中央党校去学习，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党的知识及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他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是多么不应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军队干部，应该坚决遵守军队的纪律、党的纪律。在党校学习还没结束，丁秋生又重新接到了命令，还是任命他去军委工程学校当政委。

这一次，他没提任何要求，立即整装赴任。到任后，他带领大家投入到艰苦的建校工作中去。当时，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努力工作，绝不辜负军委和组织上的信任。一年之后，丁秋生终于被调往山东抗日前线，实现了他上前线的愿望。他带领着一批热血男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洒下辛勤汗水的学校，离开了延安，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解放战争时期，丁秋生曾任山东野战军八师政委，1946年8月率部参加了苏北泗城攻坚战，后配合华中野战军参加了宿北战役，开创了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山东野战军一次歼敌3个整旅的范例；接着，又回师参加鲁南战役，取得了一次歼敌5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2个中将师长的空前大捷。八师经过这两大战役，经历了大兵团作战和对机械化敌军作战的考验与锻炼，愈战愈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政治委员的丁秋生被任命为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后任副政委。

1952年国庆节前，丁秋生收到一份从北京发出的由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名的请柬，邀请他赴京参加国庆节观礼活动。在北京，丁秋生见到了分别已久的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好久不见了，你好吗？”丁秋生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随后，毛泽东又向这位湖南老乡询问起家乡的情况，并问：“你回家看过母亲了吗？”丁秋生感动地说：“主席，我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我未能见到她老人家。”毛泽东看着丁秋生，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表示安慰。

此时，丁秋生禁不住热泪盈眶，想起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曾关切地询问他说：“你的老家离我的老家很近，大概只有20公里，家里还有什么人?”丁秋生记得自己当时告诉主席，家里还有老母亲，接着把自己参加红军的经过说了一遍，并内疚地对毛泽东说：“参军走时没能与老母亲告个别，现在想起来总感到对不起她老人家。第一次打土豪，班长知道我的情况后，给了我6块光洋，我托人捎给母亲，也不知她收到没有，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上。”

毛泽东当时深有感触地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忠孝不能两全！将来环境好了，要设法联系上，有机会一定要回去看看她。”此后，丁秋生一直铭记着毛泽东的嘱咐，抗日战争开始后与母亲通了信，可是到了1944年11月，突然中断了。直到解放后才知道母亲已于1944年的农历十一月初八与世长辞了。由于工作繁忙，他一直没有机会回老家为母亲上坟。

1955年9月，丁秋生借母亲逝世10周年之际，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纪念母亲》，回忆了母亲辛劳的一生和对儿女的养育之恩，赞扬了一位中国普通母亲对儿女们所从事的解放事业的理解和支持，也反映了母亲摆脱贫困和压迫的渴望，以及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成功的期待。文章充分表达了一名共产党员对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的感激之情和敬佩之意。文章写完后，丁秋生从内心感到，终于了却了一个心愿，同时也报答了毛泽东对自己母亲的关心之情。

丁秋生自幼家贫，无钱上学，参加红军后，因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很快担任了领导职务。由于没有文化，经常感到力不从心。

在长征途中，有一次，毛泽东问他念过书没有，他回答说：“从小当矿工，没上过一天学堂。”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红军干部战士要学文化、学知识、学军事理论和技术，还要学会做思想工作。”丁秋生牢记毛泽东的教诲，在频繁的战斗间隙，拜识字的干部、战士为师，以上级的文件为课本，发愤学习。后来，组织上培养他，让他进了红军大学。长征结束后，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怀下，他作为首批学员进抗大学习，后留校任抗大一分校政工队队长兼指导员。该队成员均是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互教互学，他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解放后，组织上给他配了文化教员，尔后又送他去中央高级党校、高等军事学院进行了系统学习。

1960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任命丁秋生为新组建的海军北海舰队第一任政委。八一建军节那天，在青岛驻地，隆重召开了北海舰队成立庆祝大会。徐向前元帅代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前来祝贺。在舰队首长席中，惟有丁秋生仍穿着陆军军装，台上台下显得很是注目。丁秋生看着身着笔挺海军服装的干部战士，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重大。海军这一技术性很强的军种，对他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他深知必须刻苦学习，才能更好地完成党赋予的重大任务。

舰队初建，日常战斗勤务繁重，当时又正遇到国内经济暂时困难和国际风云急剧变化，他在尽快地熟悉了机关情况后，立即带领一批干部深入到舰队所属的大小单位了解和熟悉情况，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不顾晕船和旅途劳累，走遍了所有舰艇部队、岸防部队、航空兵部队，在深入基层第一线的过程中学习海军知识，掌握部队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曾多次对干部们说：“我们海军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军种，许多活动是在海上和空中独立进行，如果不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会由于违背客观规律而受到沉重的惩罚。”

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海军知识，博学强记，钻研得很深。在作战值班时，他就利用机会请作战处的同志给他讲一些海军的科技和战术知识，比如舰艇装备、飞机性能、海上训练、作战指挥和战术应用等。

丁秋生是在毛泽东的启发下开始文化启蒙的。他不论在职或是退出领导岗位后，都始终关心部队政治文化建设，积极撰写革命史料，曾先后发表过20多篇回忆文章。为了歌颂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宣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丁秋生还利用病休期间，创作出以反映战争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层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和经验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源泉》，于1964年出版。

粉碎“四人帮”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两次出版此书，该书还被总政治部评为优秀小说，并作为“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教材”，向全军推荐。

丁秋生晚年曾捐助山东枣庄市一个遭父母遗弃的小女孩读小学。丁秋生去世后，他的儿子丁一平继续捐助了这个女孩整整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