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康（1868—1909），清末藏书家。字叔雅，号惺庵，广东丰顺县汤坑镇金屋围人，福建巡抚、藏书大家丁日昌之子。“持静斋”所藏之书，他尽发所藏书读之，悉数被其继承。与谭嗣同、吴保初、陈三立并称“岭南四公子”。

丁惠康是丁日昌第三子。家富有藏书。常与海内名流交游，作文赋诗。20岁游京师，所交皆一时贤俊，相与讲求新学，与谭嗣同、陈三立、吴彦复称清末四公子，他出资刊印余杭章炳麟所撰《訄书》。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李鸿章以议和驻沪，丁惠康大集南北志士，面谒李鸿章，劝以延揽人才，速定救国大计。未被采纳。

京师设立大学，张百熙管学事，举丁惠康充任国文教习，辞。四川总督岑春煊电促入川，不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延丁惠康入幕府主持兴学，赴日本考察学校，回来后在广州参议学务，以持论不合，又辞去；由廪贡生纳赀为户部主事，也不赴任，志不肯事豪贵与时俯仰，以贫病，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三十日病逝北京，年仅41岁。

丁惠康文采出众，多忧时感事之作。他的诗文自不收集。罗悖融、姚梓芳从其徒友中搜集编成《丁微君遗集》，温廷敬辑其诗若干首收入《潮州诗萃》。

20岁赴京读书，结交名流谭嗣同等，忧国伤时，研讨方略。不屑于科举之学，笃志于坟典，精于版本、目录学，曾与叶昌炽谈论版本，明眼能辩某书为宋刻，某书为元椠，某书是某家所刻、某书是何人所校，如数家珍。曾仿莫友芝、江标所辑《持静斋书目》之体列，撰《清经籍志》，惜未成而卒。持静斋所藏书在民国初年散出，诸多宋刻精椠流入李经迈、刘体智，明清本为傅增湘、张元济、李文田、莫伯骥、徐绍棨等人所得。广东总督岑春煊派其赴日本考察学校，后在广州主办学堂事务；辞职后在北京闲居，郁度晚年，逝于北京；有《丁征君遗集》。

列名高阳《清末四公子》者为：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北巡抚、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吴保初，字君遂、彦复，号瘿公、北山，浙江提督吴长庆之子；丁惠康，字叔雅，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是为“清末四公子”最常见的人选。

如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及《近代诗人小传稿》、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胡先骕《四十年来北京之旧诗人》、陈声聪《兼于阁诗话》，皆以此四人并举。

但“清末四公子”的名目实有异说。徐一士《一士类稿·陈三立》云：“散原共谭壮飞（嗣同，湖北巡抚继洵子）、陶拙存（葆廉，陕甘总督模子）、吴彦复（保初，故广东水师提督长庆子）以四公子见称于世，皆学识为一时之俊者，而陈谭二公子之名尤著。（丁叔雅惠康，故福建巡抚日昌子，时亦有名，四公子之称，或以丁易陶，原非固定也。）”可见一说有陶葆廉，而无丁惠康。按：陶葆廉，字拙存，新疆巡抚、陕甘总督陶模之子。

另，余绍宋日记民国十八年（1929）6月22日载：“孙慕老（按：孙宝琦）有弟曰宝瑄号仲愚者，已故。当清季时，与丁叔雅、谭复生、陈伯严号称四公子者也。”孙宝瑄，字仲玙、仲愚，其父孙诒经光绪时任户部左侍郎，岳父李瀚章任两广总督，兄孙宝琦民国时任国务总理，有《忘山庐日记》传世。

然孙宝瑄其人声名黯淡，跻身“四公子”之列，似甚不相称，而且此说仍是孤证，未可轻信。或者因为（孙）宝瑄与（陶）葆廉二名读音相近，故余绍宋一时误记？

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吴保初条又云：“……与海丰丁叔雅（惠康）、义宁陈散原（三立）、顺德罗掞东（惇曧），人称清季四公子。”此处以罗惇曧为四公子之一，更属不经之言。按：罗惇曧，字掞东，号瘿公，也是清末民初名士，但并非高官之后，公子云乎哉？此当是由于罗惇曧、吴保初皆号瘿公，遂将吴误为罗耳。

“清末四公子”之后，还有“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按：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

“清末四公子”正逢中西交撞、新旧过渡的大变革年代，故多有指点江山、整顿乾坤之慨；辛亥革命以后，天崩地解，时移世异，所谓“民国四公子”者，则已无雄姿英发的意气，而尚存文采风流的态度。到如今，新的世家公子仍多有其人，然而文采又安在，不过仅余风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