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注意到，丁伟斌利用手中之权力，与下属领导干部大肆进行权钱交易，其从普宁市政府有关部门及下属各镇党政干部处得到的财物，无论从数量还是次数都相当惊人。

1992年12月至1995年1月任中共揭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直宣传系统党委书记，1995年1月至1996年5月任揭阳市委常委兼市委宣传部长，1996年5月至2000年2月任中共揭阳市委常委兼普宁市委书记，2000年2月任中共揭阳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在办案人员的眼中，他是诚实的，在侦查期间，主动交待了尚未被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并积极退赃；在同事的心目中，这个市委书记不仅颇有才气，而且外语很好，他以良好的外语成绩考取第二批广东省高层次干部出国留学班，差点就去了美国；在揭阳市纪委的统计数据中，他每年上缴的红包款占处级干部上缴额的一半以上。

2000年中央“八零七”工作组进驻粤东查处骗税巨案时，发现了丁伟斌的受贿问题。2001年2月8日，丁伟斌被省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5月16日被逮捕。丁伟斌被逮捕后，在看守所里写下了长达万言的《我的悔过书》，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实，感动纪委而提前释放。

2011年重新加入党,并担任深圳潮汕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992年12月至1995年1月任中共揭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直宣传系统党委书记；

1995年1月至1996年5月任揭阳市委常委兼市委宣传部长；

1996年5月至2000年2月任中共揭阳市委常委兼普宁市委书记；

2000年2月任中共揭阳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

2010年担任深圳潮汕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抵挡不了的诱惑

新快报讯(记者水岸通讯员江永良)因长期收受巨额贿赂，前中共揭阳市委常委兼普宁市委书记(捕前系中共揭阳市委常委兼秘书长)丁伟斌于8月29日被惠州中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据惠州中院提供的判决书，丁伟斌于1996年5月至2000年2月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财物计人民币61.35万元、港币23.8万元、美元1.5万元及名贵手表、金项链等物品

一批。案发后，丁伟斌主动退出赃款、赃物。

20万元买顶乌沙

原普宁市池尾镇党委书记翁某某(另案处理)，为进入市委领导班子，多次要求丁支持，翁于1996年中秋节前用公款送给丁港币5万元。

普宁市财政局长蔡某某，曾向丁提过家属的工作调动问题，请丁帮忙。蔡于1997年至1999年利用春节、中秋节，以慰问的名义先后5次用公款送给丁人民币5万元。

此外，丁伟斌还收受普宁市委原书记、现任普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某某，普宁市洪阳镇原镇长、现任洪阳镇党委书记钟某某，普宁市大南山镇委、里湖镇委书记张某某(另案处理)等多名领导干部的钱物。据统计，参与向丁行贿的领导干部共计有16人之多。

登门“送礼”者络绎不绝

在丁的受贿记录中，其从企业、商人处获得的“收入”也十分丰厚。

广东龙马电器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黄某某，在争取上级新闻出版部门批准CD-R光盘生产线项目时邀请丁伟斌出面。黄为感谢丁，于1997年至2000年春节，先后5次送给丁人民币2万元、港币3万元、美元0.5万元，另有“劳力士”手表一块。

港商张某某因亲戚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纠纷，于1999年春节在香港向丁反映此事，请丁伟斌给予调解决，丁答应了，张送给丁港币6万元。

深圳市卓识教育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某某，于1998年4月在普宁市流沙镇平头岭兴建“新世界中英文学校”，为感谢丁对其办学过程各项工作的“支持”，于2000年6月间先后送给丁价值2.5万元手提电脑一台和1万美金。

香港佳就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某某，为感谢丁对其承建普宁市政府办公大楼会议中心装修工程的“支持”，于1998 年至1999年间，先后3次在香港、深圳等地送给丁6万元。

广东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某，为感谢丁多次到该公司考察，并要求职能部门为该公司解决外地技术人员的户口等问题，于1997年至2000年先后9次送给丁人民币8万元、港币1万元。

《南风窗》评论：贪官拒贿难透视

在新中国的反贪历史上，2001年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因为似乎从没有哪一年像这一年这样，将那么多让老百姓恨得牙痒的贪官们掀落马下，也没有哪一年像这一年这样，将那么多的腐败重灾区连根拔起。厦门、沈阳、广西、潮汕等等，一个又一个。

贪官一抓一窝，是2001年反贪给人的最突出印象。由个案到窝案，在说明我们反腐的力度在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反映出，在中国，腐败已有了自身滋生的土壤，它见血封喉、移橘成枳。

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肯定是有原因的。但不少贪官往往不是从他们自身找原因，总试图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自己受贪辩解的最大幌子。贪官们的“江湖”到底是个什么样？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一入江湖，就身不由己呢？一个贪官就像一个邪恶的标本，剖开它的内里，腐败的土壤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不妨看看贪官们的忏悔书，或许可以找到铲除贪官们滋生土壤的钥匙。

在2001年被抓的贪官中，原广东省揭阳市委常委兼普宁市委书记丁伟斌无论从官职还是从贪功，都算不上是最突出的，但论写忏悔书的水平，他却是写得最好的，不枉有两个研究生学历。

在丁伟斌的忏悔书中，他将自己滑入万丈深渊的原因归结为，除了自身的原因外，社会织就的一张无形的大网撑不破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大网就是：贿赂成风，拒绝太难。

据丁伟斌交代，为官十多年来，他曾采取了四种方式拒贿。第一种是事后回赠。对曾送过钱物的人，在他们搬新居、娶亲、出游时，就回赠些钱物。但受赠者大多认为下级给上级送礼天经地义，上级回赠就会受宠若惊，在其它时候加倍奉还。这种方式反而让送礼者送得更多，这种方式后来不敢用；第二种是当场拒收。但送礼者绝大多数是你推我搡，最后是扔下钱物就跑，一点办法都没有。对送上门的红包，能够当场顶回去的不到百分之一二；第三种是事后退回。对一些送礼较丰厚的，单独约见送礼者，劝他收回。但在下个节日，这些人往往又送了回来，还是推辞不掉。几年来能退回的也就是十多次，耗费精力巨大，却收效甚微；第四种是，在节后上缴。但因为有一次上缴的钱物太多，就有了不少议论，连一些外地的老领导都说他不应上缴那么多，以免影响左邻右舍的关系，在领导层中受孤立、遭冷落。

“是我自己走着，干部队伍中一些人把我推着，亲人们把我护着，社会上亲近的人把我哄着，使我朝这腐化堕落之路一直走着，而且越走越快，越走越远，最终滑入了不可挽救的万丈深渊！”这是丁伟斌在忏悔书中的概叹。

尽管丁伟斌的忏悔书有为自己粉饰的因素，但他所描述的拒贿难应是有着现实基础的。这从不少贪官的忏悔书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

万言忏悔书原文

我深深地悔过，尽管我知道为时已晚。这几天来，我思考了许许多多以前不思考、也不可能思考的问题，感到在走到人生尽头之前应该再做一次好人，再做一个诚实的人，以使大家对我的死有一个好的印象。

由于我没有相应地提高自身的抵抗力，终于逐渐地从“自我”回归到“原我”： 利欲熏心、吃喝玩乐、乱搞女人。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有七情六欲、动物性齐备的自然人，也即是“原我”。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往往此起彼落，当社会控制力、制度规范力、道德约束力稍为不强，稍有漏洞时，或者当一个人本身的抵抗力、意志力不够时，社会人——“自我”就不是走向“超我”，而是沦为自然人——“原我”，这个时候，人的兽欲占了上风，这个人就变坏或沦为罪人。

孩提和青年时代的我，不断在“原我”中实现了“自我”。入党，参加工作后，我拼命地以英模人物为榜样，不断激励自己逐步走向超越自我的阶段。可惜近年来，由于我在诱惑对象增多、诱惑力度增强的新环境下，没有相应地提高自身的抵抗力，终于逐渐地从“自我”回归到“原我”：利欲熏心、吃喝玩乐、乱搞女人，成了兽性十足的动物！

地位上升了，我不是把它看成是责任的加重，而更多的是把它看成是利禄的增加。我常常思考把我的非法收入都退回、上缴，但我又总是没有勇气，存有欢心；我常常要求自己不要追求太高的享受，但又总是跟别的干部攀比。例如用车的问题，本人乘坐的三菱牌V6吉普车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可当看到别的同级领导、甚至下级干部乘坐丰田牌V8-4700型吉普车时，我慑于明文的规定只好作罢，但心理总是不平衡。

我喜欢表现自己，卡拉OK这种娱乐形式似乎应我而生。刚到普宁，我“戒”了一段时间，但在新的诱惑下，在参加一些活动时，接受部下的安排，又“复吸”了这种“鸦片”，“毒瘾”发作的时间也逐步缩短。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娱乐场所的年轻女性多了，我的占有欲也不断升级，又因为有了金钱的支持而最终干上了道德败坏之事。喜欢表现自己、浅薄轻浮、作风不深入，虽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但不肯动脑筋将理论问题不断梳理，不善于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当我单枪匹马来到普宁的时候，普宁的基层情况、干部队伍和社会关系网十分错综复杂，班子的主要领导间产生了严重的裂痕，但是，假如我自己认真学习、深入调研、及时决策、加强督察，还是能够发现和解决不少的问题的；假如我不随波逐流，不收受贿赂，能以己之正去正他人，也还是能够集合班子成员的正气和力量，去带领全市干部群众走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去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去维护普宁社会的稳定，去实现新的跨越的。可惜我从1997年中期以后工作消极、被动应付，忙于迎来送往，甚至迷于歌舞娱乐，把自己的精力相当多的部分浪费在应酬和个人生活之中。

以前，我总爱往自己的好处想，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思维活跃、聪明能干、能说会道、能文善武、通晓百科，总觉得别的干部水平低，文章写不好，甚至连普通话都无法讲好。当与其他班子成员有矛盾，或在工作中有挫折时，我不能往自己身上找原因，而常常抱怨揭阳市委没有把普宁市的班子配好。在总爱往自己的好处想的同时，我又不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喜欢表现自己、浅薄轻浮、作风不深入，虽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但不肯动脑筋将理论问题不断梳理，不善于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而且喜欢交友、吃喝玩乐，把大好的时光白白浪费。特别是到了后阶段，我只是照稿宣科，开会作报告讲话没有自己的思想、观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集于我的一身。这样一来，工作常常无法开展，矛盾也越积越深。绝大部分人总是劝我，某某领导拿得比你多，不是照样没事

我有一个温馨美满的小家庭和两个幸福的大家庭。我爱人虽不美丽，却十分贤惠。我们一直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可惜，她对我过分崇拜、相信。我担任了领导职务后，到家中来的人多了，送礼的人多了，她也从不对我说该怎样处理，只把人家送的信封交给我。当钱财急剧积聚时，她只知和我一起担忧惧怕，却未能真正当起“贤内助”。

在双方大家庭中，我说话算数，大家都对我服服贴贴的，除了劝我多注意身体外，其他什么话都不敢劝我。他们明知我有不少赃款赃物，却只知惧怕，只是像世俗人们一样地考虑如何安全地占有这些不义之财。

我的同事、同学、学生、朋友都知道我的不义之财一旦东窗事发，肯定难逃法网！可是，他们都以一种世俗的眼光看待领导干部，用一种逢迎讨好的口气同我理论，绝大部分人还说我不该每年春节、中秋上缴那么多，以免在领导层中受孤立、被冷落。说的总是某某领导拿得比你多，不是照样没事？与我较亲近的人中，不乏政治素质高、洞察力强、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都较高的人，可直到我被“两规”，就是没有一个劝我主动上缴赃款赃物，主动交代问题，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

当4种拒贿的方式都失效以后，我个人的非法财产额便急剧上升在我走上领导岗位后，就有很多下级在春节等节日期间给我送钱送物。10多年来，我也曾努力拒贿，并采取了以下4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事后回赠。我试图把这些干部当作“朋友”，你送我钱物，我记住（但没有记下），当你搬新居、娶亲、出游时，我就回赠你些钱物。可是，下级送你钱物，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一旦受到上司的馈赠，他都会受宠若惊，刻骨铭心，在下一个春节等节日“加倍偿还”。在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中，我总是得到了“差价”， 使自己的不义之财有了新的增加。后来，这种方式我不敢用。

第二种方式是当场拒收。每年春节、中秋，往往集中在几天里，上门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我不敢对绝大部分属于趋炎附势、随波逐流的干部严厉训斥，只能同他们讲道理。但社会风气如此，一位还未走，另一位送礼的又上门来，相互间既心照不宣又不愿让对方知道底细。可以说，送上门来的红包中能顶回去的，还占不到百分之一二！绝大多数是你推我搡，最后他们扔下就跑，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第三种方式是事后退回。我见一些信封太厚、份量太多的，有一部分单独约见该位干部，同他好好谈，劝他收回，并表示不声张出去，给他面子。如，1996年8月，我到香港拜访同乡会，在深圳歇脚时，有一个干部给了我5万港元，放在我司机处。我没收下，请司机带好，回普宁后，专门约他谈了一场，也真的是退回去了。但到下一个节日，他又送上门来，还是推辞不掉。几年来，我先后能退回的也就是10多次，而且耗费精力甚大。

第四种方式是节后上缴。1995年春节（还是1996年，我记不住），我还兼任揭阳市委宣传部长时，因为是常委，送礼的人多了，一下子使我招架不住。那个时候我比较清醒，上缴的红包款占收受的总数比例还是较高的。1996年中秋，是我到普宁后的第一个大节日，1997年春节，是我到普宁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在节后将一大部分红包款上缴普宁市委办公室，有一次好像是十几万人民币和一点港币，但就有了不少议论。连一些外地的老领导都说我不应上缴这么多，以免影响左邻右舍的关系。当一名领导干部要保持一点（不是完全）廉洁都是这么难。

4年间的8个大节日，我共9次上缴58万多人民币、8万多港币和两三千美金。尽管我一个人上缴的数额占揭阳市每年由纪委统计的处级领导干部上缴红包款总数的一半以上，但同我自己收受的全部红包款相比，比例还是较低的，而且比例逐年下降。因而，我个人的非法财产额便急剧上升。

我一个人难撑破这张大网。我为此深深苦恼，与家人一起心惊肉跳过日子。我也曾苦苦思索过，可就是没有为自己找到一条正确的生路。虽然可以说：我自己走着，干部队伍中一些人把我推着，亲人们把我护着，社会上亲近的人把我哄着，使我朝这腐化堕落之路一直走着，而且越走越快，越走越远，最终滑入了不可挽救的万丈深渊！但是，不管周围环境、社会历史背景如何，如果我能时刻牢记党的原则和宗旨，保持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以党纪国法时时警醒和约束自己，不惧怕别人的讽刺，不害怕世俗的力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会被孤立，但却站在党和人民一边，不会沦为今天这样一个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