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是金宇澄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13年。

《繁花》分成31章，单、双数章节各有一条时间叙事线，一条谈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故事，一条谈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两条叙事线交叉进行。小说三个主角是军人家庭出身的沪生、资本家家庭出身的阿宝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小毛，讲这三个上海人从小到大的故事。

以大量的人物对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像“说书”一样平静讲述阿宝、沪生、小毛三个童年好友的上海往事，以十岁的阿宝开始，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小说结尾，阿宝与沪生依照小毛的遗言，去帮助法国人芮福安和安娜，这两位法国青年借宿在小毛的房子里，雄心万丈地准备写一个上海剧本，法国工厂主爱上了中国的纺织女。

《繁花》是无准备中完成的，可说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下写的长篇。起因是金宇澄想在网上，写一些无名无姓者的市井事迹，于是起了个网名，上去开了帖。

于城市背景中产生，描绘和书写城市生活中的故事或意绪。另一方面，1949年以后文学的“城市写作”一直处于弱势中。曾以地域性见长的上海文学与上海文化日渐式微。“城市无文化”，这样的论调已然多年，自抗战时期政治重心转向农村之后，乡土文学蓬勃发展之余，尤其有莫言、贾平凹等北方乡土文学的强势，相较之下城市写作一直处于弱势之中。这也成为金宇澄写作《繁花》的重要初衷重拾城市书写，向上海致敬。

小说《繁花》表现的主题是宏观大历史下小人物随波逐流的命运无常的无奈，在作品中呈现的，是无论沧海桑田、风云变幻，却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恒定的、琐碎的、精细的、世俗的市民传统，并在这种琐碎和精细中展现真实的生活本相。《繁花》用自己腔调和言说印记来发现并肯定日常经验和平凡物事“诗意”和“史意”，文中对于写上海日常生活的描写存在着内在的连续与变化，而这个过程实际上也表现了作者金宇澄对上海精神及对上海生活的理解的变化过程。上海精神的真正内涵应该是一个丰富的、充满着内部紧张的、动态的过程。正是在这个动态的、不同阶层共同参与的、互动的过程中才构成了历史中真实的上海。

《繁花》更贵之处是对上海普通民众和饮食男女的重新建构，通过对三个年代的市民群像刻画，还原上海市民的整体面貌，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进行了精神批判，通过物质性的触底的书写，还原上海城市生活“城市与人”的本相。《繁花》越过钢筋水泥，越过肤浅的描摹与媚俗，以日常叙事的传统，以扎根于城市之中的方式，以城市书写的夹层直以来被遗忘被忽视的普通市民阶层群体为对象归还世俗生活原有的空间，归真于日常，成就了一部特点鲜明，和当下的小说完全不一样的关于城市文学的长篇。

《繁花》书写了三代人物，各个人物的身份、家庭背景、主要活动空间、性格脾性都各有不同，作者在碎片化的描摹中展现了一幅完整的上海人生活图景，深刻详实地映射着其背后的时代变迁。在各种政治之风中，农民们面对的是直接的饥饿与身体之痛，而城市里的普通市民，更多的在承受精神煎熬——作为无产阶级工人队伍较强大、资产阶级也同样数量较多的城市，作为曾经风华绝代的上海，在一系列变故之中，更显得风雨飘摇。《繁花》是一部上海市民心灵史，也是上海的成长史，且是一部痛史。

蒙太奇式镜头

《繁花》以蒙太奇式的镜头画面给了许多和故事联系不那么紧密的东西，或者说没必要交代的地名、路线，不必须写清的物件收藏。金宇澄切切实实记下一街一景，把《繁花》写成了“物质生活史”一一通过基础的物质存在，写出了上海生活历史的变化。以具体的地名为坐标，如写生一般来描写上海这座城市，更使小说中的人物真实可感，具体的活动场所、详细的活动路线，反复出现的地名、建筑物名，每个人物每个事件甚至每条路线都昭示着作者的用心，倾注着作者的情怀。

叙事视角———第三人称叙事、非戏剧化叙述

《繁花》是一部第三人称叙事文本。叙述者如“旧时代的苏州说书先生”，以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讲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数十年变迁。叙述者对于上海数十年的变迁具有全知的感知能力，无论是上海空气里的味道还是街头巷尾的景致，亦或是叙述对象都不知晓的事，他都能娓娓道来。然而，和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不同，叙述者并没有透视人物的心理，也不会贸然揭露人物的想法。《繁花》中呈现出来的“非戏剧化叙述者”的叙事特征更值得注意。人们只能看到人物的行为，却看不到人物的思考。人物的所有想法都只能从他们的对话和动作上寻得蛛丝马迹，就连基础的人物话语的真假也要读者自行判断揣摩。就比如梅瑞与沪生的爱情纠葛，不同的小说人物阐释的就不一样。沪生口中，梅瑞在与他交往过程中就已经有了家里介绍的对象，但是到了梅瑞那里，则是沪生负了她，她才接受了家里的介绍。两种说法相互矛盾，叙述者却并不说谁说的真，谁说的假，只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把这两个人讲述的对象、环境、内容呈现给其他的“旁观者”，让各个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不同的人讲述故事的不同动机、内容形成“复调”，而叙述者自己则如局外人一般跳脱到他们的情感之外。

二、叙事结构——双线并进

《繁花》采取了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文本共三十一章，前面有引子，后面有尾声，每章三或四个小段落。小说前二十八章，奇数章节写六七十年代，章节号大写；偶数章节写八九十年代，章节号小写。作者有意区分章节号的大小写，从形式上直截了当地区分了过去与现在。第二十九章之后，奇数章与偶数章的时间逐渐重合，过去与现在融合成为一体。小说一段描写过去，从二十世纪60年代说起，一直讲到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一段描写现在，主要讲二十世纪90年代发生的故事。文本直接跳过二十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阶段的上海，对具有根本性差异的两个历史时间段下的社会风貌交叉描绘，形成强烈而鲜明的艺术对照。在二十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描绘中，小说描写跌宕起伏，家庭的命运、爱情的渴求、个人的挣扎交织成一支带着隐痛的对历史回顾与反思的哀歌；而在对90年代的描述中，“夜东京”、“至真园”的饭桌成了权钱、阴谋、情欲的中心舞台，小说人物带着虚伪的面具、揣着肮脏的心思、怀着焦虑的情绪从一个休闲场所穿梭到另一个休闲场所，而欲求的落空和虚无的扩大成了这个阶段的主旋律。金宇澄在《繁花》中使用的这种“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正表明了他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理解：对过去的描写相对饱满，读者跟随小说人物越过大街小巷，整个上海的景致缓缓滑过视野；而对现在的描写相对扁平，饭桌上人的丑态、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充斥眼球。双线叙事的安排让两条线索互相渗透而又互相对照，巧妙地描绘出物质的不断膨胀与精神的不断紧缩，而最后两条线索的汇集则意味着过去终将归并于现在和未来，过去的精神家园终将让土于物质工厂，但是“活的”却比不上“死的”，过去的精神虽然在逐渐萎缩，但是其价值远远超过现今盲目追求的经济利益。

叙事语言——四七短句、沪式方言

《繁花》的叙事语言别具一格，它破坏了读者早已熟悉的语言规范，用种种“新奇”甚至“怪诞”的方式来书写。首先，《繁花》中所使用的句式以及标点就很有讲究。“句子链在时间上的延续过程决定了作者的接受阅读也必须相应地在一个大致同构的时间延伸过程中进行。”小说家对于句子的控制，是对整个文本控制的基础。金宇澄大多使用四到七言，除了偶尔使用书名号之外，始终只选择使用逗号和句号两种标点符号。金宇澄用这两种独特的方式控制小说的叙事节奏——短句让阅读节奏放缓，单一的标点使用使阅读情绪稳定。这种叙事节奏既是作者的独创，更加与上海的历史影像对应，与小说“荤素皆悲”的情绪暗合，让读者也跟着放慢阅读节奏，漫观上海的沧桑变化，细细体味其中繁花落尽的颓然感伤。对方言的化用也是《繁花》的亮点。在《繁花》中，作者采用了诸多方言，如“霞气好”“霞气漂亮”“汏浴”“适意”“膘劲”“老卵”等词；小说中说“事体”，不说“事情”，说“是吧”、“好吧”，不说“是吗”、“好吗”，说“立起”，不说“站起”；小说还用了“橄榄屁股”“拾到皮夹子”“叫花子吃死蟹”等一系列熟语。这些带着沪腔沪调的用语带着浓浓的沪式风味，而金宇澄用这些词汇又有讲究，他能够让文本有着沪式腔调，而不让人产生隔阂，这些用语是上海的口语，但是又能一眼看出它们的词义，完全没有阅读上的障碍，虽是一种陌生化的形态，但又是熟悉的内涵。将方言融入得这般巧妙，离不开作者对于语言的斟酌，“很多沪语句子，不易书面表达，只能反复舍弃，反复拿捏，用心良苦，因此语言上，实际过渡到了所谓‘蓝青官话’程度。

荣誉表彰

2012年，《繁花》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

2013年《繁花》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13年中国好书第一名，《繁花》获得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以及第一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

2015年8月，《繁花》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2018年9月，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2019年9月23日，《繁花》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2019年10月11日，《繁花》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推介的25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网络文学作品暨2019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名单。

衍生作品

2023年12月27日，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首播。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洪治纲：《繁花》恰到好处，表露了上海方言的质感，又不是很浓，技巧方面很到位，虽是短句，但内在韵致的节制，有温婉、柔软的一面，不是很强、很烈。很多场景，通过几句话描述就下来了，整个小说看不到很大的高潮，看不到戏剧性的夸张，但每个场景背后都有很大的韵味，这小说一方面想还原上海几十年的生活史，日常生活史，另一方面又把很多重要内容通过日常生活来处理了，背后有很大的弹性。这是一个表面上很好看，但内部很复杂，令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繁花》这样一种叙事方式，确实回应了我们的古典和传统，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这种叙事方式的使用，又是蛮现实的一件事。小说整个看下来，还是中国古典小说这样一个大致的情感调子，把人生比附于自然的盛衰、荣枯、盛极必衰，最后万物凋落的局面。当然这是对传统一个非常有力的回应，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人可能也确实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么感受生命，甚至就是这么感受生命的意义和虚妄、虚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有非常真实的一面。我过去讲《红楼梦》，说《红楼梦》的了不得之处，在于它能够无限地实，但又能够无限地虚，到了这样的境界，是《红楼梦》的最高成就。在现代以后的中国小说中，得到《红楼梦》真正精髓的其实不是很多，应该说金宇澄是做到了。

编辑家、作家程永新：《繁花》不仅关乎南方人文，还关乎小说传统，它证实了吴方言进入小说的可能性，填补了当代南方城市小说的空白。它从地域出发，又突破了南北方的阅读障碍。《繁花》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倘佯在这座博物馆，你可以观赏到拥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种种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比如出游、饭局、看电影、谈生意等等。若干年以后，人们要了解二十世纪的上海，就会去读《繁花》，就像我们会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感受当年的巴黎一样。

金宇澄（1952—），原名金舒舒，上海人。1969年赴黑龙江农场务农。1977年回沪。1988年起任《上海文学》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编审，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迷夜》，随笔集《洗牌年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