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是刘心武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上，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

1977年春天的一天，光明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老曹询问初三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张俊石，是否同意接收刚从公安局拘留所释放的小流氓宋宝琦到他班上读书。张俊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张老师从公安局了解情况后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在年级组办公室，围绕接收宋宝琦的事，数学教师尹达磊提出了反对意见。尹老师对张老师在狠抓教学质量的时候弄个小流氓进来表示不理解，深怕“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张老师则表示现在不可能把宋宝琦退回公安局，既然他是班主任老师，那么，宋宝琦来后他会开展工作。

还没等张老师开展工作，班上的团支书谢惠敏就来找他报告说，班里同学对宋宝琦来插班学习一事反应激烈，有的女同学表示明天不会来上学。谢惠敏单纯真诚，品行端方。由于投入社会工作的时间、精力多，学习成绩平平。“四人帮”被揪出之前，她就是班上的团支书。当时，“四人帮”把持的团市委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联络员经常找她谈话。之后，张老师跟她就开始显露出某些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譬如，团组织生活能不能搞爬山活动，女同学夏天可不可以穿短袖衬衫等等。直到“四人帮”被揪出，两人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除。

接到谢惠敏的报告后，张老师先召集班干部开了个会。谢惠敏提议明天在课后召开针对宋宝琦的批斗会，以张老师从公安局拿回的宋的物品为依据，狠狠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在要不要批判宋宝琦犯案时被搜出的长篇小说《牛虻》问题上，张老师和她产生了分歧。谢惠敏主张狠批“黄书”，而张老师却认为《牛虻》是一本好书。另外，他注意到宋宝琦的那本《牛虻》已被撕掉封面，插图中女主角的脸上被野蛮地画上八字胡。

在宋宝琦家里，张老师跟这个明天将要进班上课的学生进行了第一次谈话。站在张老师面前的宋宝琦一身横肉，上唇在斗殴时被打裂过，眼神中充斥着空虚与愚蠢。谈话中，张老师感到宋宝琦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有初一程度。宋宝琦将“牛虻”念成“牛亡”，说书是偷来的，看不懂，但又认定它是“黄书”。这引起了张老师的深思：像宋宝琦这样的人，并非一定是由于读了有毒素的书而中毒受害，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书也不读而坠落于无知的深渊。

听说谢惠敏跟班干部石红吵架了，张老师又赶到石红家。石红出身干部家庭，从小受家庭气氛熏陶，是个“小书迷”。她邀请谢惠敏等女生一起到家里读书，但谢惠敏认为石红向大家推荐的外国小说，报纸上没推荐过，所以是“毒草”，不但拒绝了邀请，还和石红吵了一架。当张老师来到石家时，石红正在灯下朗读苏联小说《表》，听得入神的正是扬言宋宝琦进班她们就罢课的五位女同学。读完了一段，她们争先恐后地提出问题：“谢惠敏说我们读‘毒草’，这本书能叫‘毒草’吗？”“宋宝琦跟这本书里的小流氓比，他好点儿还是坏点儿呢？”并向张老师表示：明天她们不罢课了。

走出石红家，张老师又骑上自行车向谢惠敏家驰去。到谢惠敏家门口，他的一个计划已经明朗：他要将《牛虻》留给谢惠敏，引导她去正确分析问题，帮助她消除“四人帮”的流毒；他要在全班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来教育包括宋宝琦在内的学生。

创作源起

刘心武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十三中任教，目睹了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对青少年心灵的毒害。1974年，他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出版社的工作为他提供了比在中学任教时更开阔的政治与社会视野，也体察到了文学复苏的可能性。1977年2月，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按照这种政治路线，刘心武作为编辑负责的两部作品都因为无法编造出“阶级斗争”情节而没能出版，这让他产生了放弃瞎编、书写真实、寻求改变的想法。同年夏天，根据在中学工作时的见闻和长期以来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在家偷偷写了《班主任》。虽然之前他曾发表过若干配合政治形势的文稿，但《班主任》却是他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由题材敏感，经过一番犹豫，直到初秋，他才决心将稿子寄给曾向来约过稿的《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在邮寄过程中，因为邮政人员不允许他在稿件中夹带给编辑的信，本就心情矛盾的他曾一气之下不打算把稿件寄出，但冷静下来后，他细读了自己所写的文字，认为还是应该寄出去。

发表过程

1977年9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责编崔道怡看了刘心武的投稿《班主任》后深受感动，未经复审就回信肯定了作品的题材有现实意义。随后小说通过了组长涂光群的复审，但在终审环节，副主编刘剑青难以决定是否刊发。当时编辑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小说太尖锐了，属于暴露文学，不宜发表；另一种意见认为作品塑造了张老师的正面形象，作为揭批“四人帮”的小说，应该发表。两派不能达成一致，小说被交给主编张光年裁决。张光年把《班主任》的三级审稿人员和相关编辑召集起来进行讨论，张认为小说有修改的基础，题材抓得好，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写矛盾尖锐很好，不要怕尖锐，但要准确。但小说还不够尖锐，抓住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却没通过故事情节尖锐地展开，没有把造成这个矛盾的背景、原因充分写出来。

崔把张光年意见转达给刘心武，刘对作品进行了修改，比如给谢惠敏增加了“不许同学把小麦穗带回家”的情节，还增加了四人帮的爪牙经常找谢谈话的情节；将石红的出身改为知识分子，添加了她在家中学习的背景。对于修订稿，崔又做了修改，例如初稿中刘心武表现张老师内心呐喊时写了“救救孩子”，崔建议加上定语，改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最终，小说发表在当年第11期《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特辑”头条位置上。

张俊石

光明中学初三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共产党员。为人严肃、庄重，学识渊博，做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具有坚定的立场，深受学校党支部的信任，在学生们中也极有威望。当党支部书记要他接收流氓学生宋宝琦时，他毅然答应了，并且立刻去宋家家访。虽然此举遭到学校同事和班里学生的反对，他还是决心尽力挽救宋宝琦和其他被“四人帮”毒害了的孩子。

谢惠敏

光明中学初三年级三班的团支书、张老师的得力助手，是公认的好学生。心地单纯而真诚，品行端正，热爱社会主义，但受“四人帮”的极左思想毒害，思想僵化而顽固，喜欢上纲上线，迷信盲从极左思想。她认为凡是报纸上没推荐、图书馆不外借的书都是坏书，因此，在《牛虻》是不是一本“黄书”的问题上，与同学石红、老师张俊石的意见相左。

宋宝琦

家境不错，但是由于父亲疏于管教，再加上十年动乱中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缺乏正确的引导，以至于走上歧途，参与不法团伙的犯罪活动。他营养充足、身体壮硕，但是精神空虚，愚蠢无知，头脑里满是封建时代的哥儿们义气。这个坏孩子和“好学生”谢惠敏一样，虽然根本没有读过（只是在书中的插画上乱涂一气）偷来的《牛虻》，却坚信那是“黄书”。

石红

光明中学初三年级三班的宣传委员，干部家庭出身，受父母影响，从小就喜欢读书。她不仅读过《共产党宣言》、毛选等政治理论著作，还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善于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去思考、分析问题，并积极体现到行动中去。

尹达磊

光明中学初三年级的数学老师，与张俊石是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同事。粉碎四人帮后，他感到心中一片光明，对教育战线、对自己的学校充满了憧憬，认为既然“四人帮”已经被揪出，那么扫清“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遗毒，应该是很快就能办到的，却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他一心扑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因为担心影响班级成绩，所以反对接收宋宝琦。

小说通过有前科的中学生宋宝琦转学到光明中学，却遭到以团支书谢惠敏为首的诸多学生反对的事件，控诉了“四人帮”的愚民政策，否定了文革所造成的文化大倒退。作品通过谢惠敏和宋宝琦两个表面上好坏分明，实质上都是被极“左”思想扭曲成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从而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宋宝琦是文革中产生的体格健全但灵魂被扭曲了的畸形儿。因受到文革中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他愚昧无知，精神空虚，并沾有流氓习气和低级趣味，沦为危害社会的小流氓。他的堕落，不是按一般人的逻辑推理那样——因读了坏书而中毒，恰恰是文革中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使他们什么书都不读而堕入无知的深渊。

谢惠敏则是文革中另一类“畸形儿”。其思维方式严重僵化，与宋宝琦的人生形态扭曲相比较，如果说宋宝琦的伤害是可见的，主要是“外伤”的话，谢惠敏所受的精神上的伤害更隐蔽，更具有“内伤”的特点。良好的品质和荒谬的思想在她身上紧密结合，显示了“四人帮”在人的意志和心理素质方面所造成的恶果。同时，谢的灵魂中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恰恰是一般人认为是优良素质和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东西，那种愚昧无知却又充满警惕性、排它性、斗争性的精神状态，那种盲目、虔诚地用别人的头脑代替自己的头脑，用僵化的观念去限制活生生的现实的充满惰性的思维习惯。她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一种年深日久的社会心理、民族灵魂中的积垢。

在艺术方面，《班主任》并不是一部成熟之作。

小说的人物结构是一个众星拱月式的英雄中心结构，以张俊石为中心人物，分别设置了党支部书记老曹、同事尹老师和工作对象宋宝琦、谢惠敏以及石红。人物关系设置以正面、侧面、反面烘托为主，在塑造人物上有明显的“三突出”痕迹，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在篇章结构上，作者采用了传统文学的“有序结构”，小说的九个章节中六个人物依次而出，人物的描绘方式基本是从外貌开始写到性格、历史，然后进入情节。情节组织也是环环相扣，用小说《牛虻》作为串联情节的线索，把情节推向高潮。在这样的结构中，作者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结构设计者，不仅能发现人物的外表、行动，能洞察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且还直接出来评判议论，阐述小说的中心主题。而由于作家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观念太多，这诸多观念又支配着人物设置、情节演进直至细节选炼，再加上短篇小说的篇幅局限，以至于不能把主要力量放在具有更大意义的谢惠敏身上，使人物缺少有深度的个性描绘。

此外，小说的语言流畅而少凝炼，直露而少含蓄，时有生硬之感。

小说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曾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并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票数比第二名多了一倍。1978年，控诉“四人帮”对人民精神造成的戕害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浪潮，史称“伤痕文学”，《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2018年9月，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小说在发表之初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有人认为小说背离了革命文学的“歌德”正道，也有人向有关部门写匿名信，称刘心武的这篇小说是“解冻文学”（《解冻》是苏联作家爱仑堡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治的作品），应予以制止。

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班主任》“从反映生活和挖掘思想的深度方面，塑造艺术形象的生动丰满方面，对我们的文艺创作应当说是有了新的增添、新的贡献……人民群众已经众口一声地肯定了这个作品，认为它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文学评论家朱寨：“班主任中宋宝琦、谢惠敏这两个形象概括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具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曾镇南：“《班主任》不但触发了整整一代人对自己一向深信不疑的某些观念、某些思维习惯、某些精神支柱的怀疑，成为新时期文学对极左思潮进行持久、深刻、有力的批判的嚆矢，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学上的先声，而且就它对整个文学创作文思想的扭转与开拓而言，其文学启蒙意义也不能低估。”

原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语文教研室教员李书磊：“《班主任》从它对谢惠敏的剖析和对文革的批判上来看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而从这种剖析的保留性和批判的表面性来看它又是旧时期文学的总结。”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刘心武的《班主任》打开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大门，开启了新的文学时代。小说通过一位班主任的新的工作和几个不同状况的中学生的命运，反映了经历过十年动乱之后，国人最初的开放意识的萌动，以及向过去告别的勇敢决心。作品真切地感应到中国走向开放和面对改革的氛围，为一个大时代写下了最初的见证。《班主任》用人性和文明的光芒反射出正在走向未来的社会的新希望。它的故事虽然单纯，却有不一样的价值和意义。”

刘心武（1942～） ，笔名刘浏、赵壮汉等。四川成都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任中学教员15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创作上，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后又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等小说，曾激起强烈反响。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刘心武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短篇小说集《绿叶与黄金》、《大眼猫》、《都会咏叹调》、《立体交叉桥》、《519长镜头》，中篇小说集《如意》、《王府井万花筒》、《木变石戒指》、《一窗灯火》、《蓝夜叉》，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长篇小说《钟鼓楼》、《风过耳》、《四牌楼》等，还出版有散文集、理论集、儿童文学等作品以及8卷本《刘心武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