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贤令》是东汉末年军事家、文学家曹操作的一篇散文。文章第一段以开国中兴的历史经验，总括写出人才的重要，只要访求，不难发现，而当前正特别需要访求人才。第二段引孔子的论断和齐桓公用管仲的史实，讲自己求贤的标准——光廉洁有德而缺乏干才是不行的。第三段提出自已求贤才的目标在下层，重点在才干。文中连用史实和典故，使得求贤标准形象地表达出来，突出“唯才是举”。这篇文章，写得起伏交幻，感情如层峦叠嶂，行文似游龙戏水。语言简明、洗练，要言不烦，颇具说服力。

求贤令1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2，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3？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4，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5。”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6！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7？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8？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9，唯才是举10，吾得而用之。

文章第一段以开国中兴的历史经验，总括写出人才的重要，只要访求，不难发现，而当前正特别需要访求人才。第二段引孔子的论断和齐桓公用管仲的史实，讲自己求贤的标准——光廉洁有德而缺乏干才是不行的。第三段提出自已求贤才的目标在下层，重点在才干。文中连用史实和典故，使得求贤标准形象地表达出来，突出“唯才是举”。这篇文章，写得起伏交幻，感情如层峦叠嶂，行文似游龙戏水。语言简明、洗练，要言不烦，颇具说服力。

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个不是得到贤德的能人和他一起治理国家的呢？在他们得到人才的时候，往往不出里巷，难道是偶然的际遇吗？是上边的人寻求发现的呀。这是特别需要访求贤才的时刻。

“孟公绰做大贵族的家臣是好的，但却当不了滕、薛这样小国的行政长官。”假如非得是廉洁的人，才可以任用，那么齐桓公怎么能称霸于世呢！当今天下有没有（像姜尚那样）身穿粗衣怀有真才在渭水岸边钓鱼的呢？又有没有（像陈平那样）被指斥为盗嫂受金而没有遇到魏无知推荐的呢？

诸位要帮助我发现那些埋没在下层的人才，只要是有才能的就举荐出来，使我能得到而任用他们。

东汉是士人气势高涨的时代。由于自西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影响，儒家在政府的政策性培植下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当时能通经的士人，不但在政治上、学术上享有优越的地位，在社会上也享有高度的评价。因此，士人也自视甚高，对自我的德行要求也甚高。西汉亡后，经过战乱，光武终于中兴汉室，光武帝为鼓励在纷乱之时保持高风亮节、特立独行的节义之士，特别予以表扬，此举固无不当，但却造成一种为享大名于天下而刻意隐逸、或以借“道德良好”来达到引人注目、立异名高的目的。于是，选举、群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变而被扭曲为“道德比赛”的工具。道德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种发自内心，印证于日常生活的修养，它固然可以评议、比较出一个人修养的高低，但却不适合拿来比赛，因为毕竟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端正人的行为与社会风气，而不是与人一较高下来猎取官位或沽名钓誉。然而这种道德比赛却确已成为当时的风气。再加上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交互窃柄，更促使士人激愤，太学“清议”更应运而生。司马光曾说过：“三代以来，风俗以东汉最美。”这话不错，但仅止于个人的道德；亦即士人当时的关注、评议之焦点与判准，大多以私德为断，而缺乏对实际治事能力的考虑。因此，风俗虽美，但士风虚矫，空谈道德，但事功全无，缺乏实事求是之精神；于是乎天下分崩，苍生饱受流离之苦。至曹操崛起之时，士人大都均与道德告别了，其态度呈现一种两极化的发展：一是由清议转为“清谈”，超乎现实，在乱世中依然潇洒悠哉游哉，走向清虚空灵之路；另一就是由不齿做一个这种空言道德，百无一用的废物，而反动为循名责实，只讲求如何强力操作实际政治，而明白宣告道德破产。这两条路线的发展，成为魏晋时期的历史主流。

赤璧之战后，刘备占有了荆州和附近诸郡；孙权力量也日益壮大；三国鼎立局面己基本形成。曹操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的大。于是他在建安十五年（210），以迫切的心情，写了这道求贤令，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

这虽然也是一篇政策性极强的文章，但由于曹操求贤心切，字里行间，交织着深沉的感情，文辞恳切，语言淳朴率直。

虚拟句，显得婉转、谦虚，富于情味，是作者内心激情的含蓄流露。

这篇令文，没有官方那种庸俗的气息。全文写的洒脱清峻，不加雕彩，说事言理，明自如话，于细细评说、反诘疑问中隐含着作者对贤才的一片诚挚渴求之心。文章虽短，但事理完备。这篇令文虽不注重辞采藻饰，读来却饶有风味，因为这篇文章用词形象贴切，比喻生动恰当。如运用姜尚、陈平事，没有更多地铺叙，而是以事出论，巧妙地将历史事实与人才标准统一起来，借史证己，以己说史。这种写法，既增强了令文的说服力，又使应用文字平添了一种文学意味；既容易使臣僚从历史中来体悟现实，又使自己提出的求贤标准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可谓小中有大，实中有虚。

张溥：“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然曹氏称最矣！”（《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魏武帝集》）

杨钧：“湘绮（王阎运）教人作文，必学范书（后汉书）及曹操文。曹文无长篇，篇数尤少，如何可学，余甚疑之。后乃知其短篇，皆具长篇气力，不骈不散，有子长（司马迁）之遗则。盖孟德诗文，皆有过人之处，其气概之雄伟，乃得之天生。犹之阮嗣宗，诗文皆御风而行，不许他人拟议也。”（陈登原《国史旧闻》引）

郭预衡：“像这样的政令文章，在战国以后，经过两汉几百年间，都不曾有过，两汉帝王也曾多次下过求贤的诏令，其中所说大都是先德而后才，没有讲‘唯才是举’的。更没有讲‘不忠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便‘勿有所遗’的。曹操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当时确实急需人才，迫不及待，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另一方面，东汉以来社会上所谓‘孝廉’、所谓‘‘仁孝’，早已是空；行其名，要用人才，必须打破传统，‘唯才是举’。不过曹操的‘唯才是举’主要是指那些为我所用之才；如果不为我用，即使是人才也未必举的。”（《中国散文史》）

曹操的《求贤令》代表了对东汉士风强烈的反动——道德无用，唯才是举。这种弃德唯才的政治风格，以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来，有一定的合理性。曹操这种弃德唯才的用人导向，并不合理，不免被批评为奸雄作风，可能是曹操为其自身出身卑微作的抗议，但在错误中仍有其悲凉、有其可取之处——毕竟从政是造福百姓的事业，没有才能空谈道德是不行的；然而亦毕竟偏激，完全不要道德，造成魏晋南北朝长期的篡乱、烧杀。光凭才干，也不是能解决时代大问题，故德才兼备才是合理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