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是
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
姚察、
姚思廉撰
纪传体史书。
内容简介
《梁书》是记述南朝萧梁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记事起于502年梁武帝
萧衍建国,止于557年梁敬帝
萧方智亡国,共56年的历史。全书有本纪6卷,传50卷,共56卷。
《梁书》依据了很丰富的材料,有梁朝
沈约的《武帝本纪》,
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
萧子显的《普通北伐记》,
萧韶的《梁太清记》等,有陈朝
许亨的《梁史》,刘瑶的《梁典》等,还有周朝
萧欣的《梁史》。这些史书为《梁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梁书》全面地叙述了梁朝的史事。如粱朝50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40多年,《梁书》6卷帝纪中,写梁武帝的有3卷,这便于人们全面了解梁朝的历史。
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
《梁书》中有关于“海南诸国”的记载,这是超越前代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
《宋书》中没有设文学传,在《南齐书》和《陈书》中都有文学传一卷,《梁书》中的文学传却有两卷,包括了25人,说明了梁代文学的较高成就。
创作背景
《梁书》是由
姚思廉与其父
姚察合写而成。姚察(533~606),字伯审,祖籍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陈朝灭亡后迁往关中,定居万年(今陕西西安)。一生历仕梁、陈、隋三朝。梁朝灭亡时,姚察才二十二岁;陈朝建立后他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开始修撰《梁书》,书未成,陈亡。
公元589年,
隋文帝统一中国,结束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大分裂局面,使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593午,隋文帝禁止民间私修国史,自西汉以来私人自发修史的工作便变成了由朝廷组织的事业,开我国设史馆专修国史之先风。
唐朝开国之君也极为重视史学,并希望藉此以达长治久安、永保皇业的目的。
李世民认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加上中国自古有盛世修史的传统,故设史馆修史,李世民(唐太宗)曾亲领修撰《晋书》,
魏征、
房玄龄、
褚遂良、
令狐德棻等大臣皆兼领史职,所选史官多为一时名家,被列为正史的二十五史有三分之一是在这一时期修成的,《梁书》即是其中之一。
隋朝建立之后,姚察已定居关中,任隋朝秘书丞。开皇九年(589),姚察奉命撰修梁、陈二史,书未成便于大业二年(606)去世。临死前嘱咐儿子思廉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竞之业。
姚廉(557~637),字简之。自幼受家学熏陶,嗜书如命,一生历仕陈、隋、唐三代,在陈时任会稽王扬州刺史陈庄的主薄,入隋,任汉王杨谅王府参军,迁代王杨侑侍读。唐贞观初年历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散骑常侍等职,一生敢于直言极谏,虽高官厚禄,然淡薄名利。贞观三年(629),唐太宗诏令著作郎姚思廉与秘书监魏征同著《梁书》。因事先已有丰富的积累和深厚的功底,经过近九年的努力,终于在贞观十年撰成《梁书》,由魏征转奏皇帝,并藏于秘阁。姚思廉撰写《梁书》主要是根据姚察的书稿,另外可供参考的还有谢昊、许亨等九家梁书。
作品目录
本纪
列传
附录
附录·梁书序
《梁书》,六本纪,五十列传,合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诏右散骑常侍
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以成此书。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为目录一篇而叙之曰:
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并起,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而在梁为尤甚,故不得而不论也。盖佛之徒自以谓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绌;虽然,彼恶睹圣人之内哉?《书》曰:“思曰睿,睿作圣。”盖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
三才之道,辩万物之理,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此之谓穷理,知
之至也。知至矣,则在我者之足贵,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诚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
能乐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乐之。能乐之则能安之矣。如是,则万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万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尽其性也。能尽其性则诚矣。诚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则含智之民,肖翘之物,有待于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
与天地参矣。
德如此其至也,而应乎外者未尝不与人同,此吾之道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故与之为衣冠、饮食、冠昏、丧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者,莫不一出乎人情;与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忧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与之处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乱之所去也。与之所处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谓圣矣乎?既圣矣,则无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无为也,其动者应物而已。是以覆露乎万物,鼓舞乎群众,而未有能测之者也,可不谓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圣人之内也。圣人者,道之极也,佛之说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为失也。
夫得于内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有不可行于外者,斯不得于内矣。《易》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此圣人所以两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则佛之徒自以谓得诸内者,亦可谓妄矣。
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于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臣巩等谨叙目录,昧死上。
作品思想
政治思想
姚氏父子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在运动中有质变,“失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时屯阳九,盖在兹焉”,(《梁书》卷56《侯景传》)历史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
姚氏父子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观。因此,他们大都紧紧围绕人事来考察王朝的兴衰、事情的成败。姚察在评论梁武帝太清年间侯景之乱时说:“夫举事者定于谋,故万举无遗策,信哉是言也。傅歧识齐氏之伪和,可谓善于谋事,是时若纳傅歧之议,太清祸乱,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渭乎。”(《梁书》卷42《傅歧传》)在姚察看来,如果梁武帝听从傅歧的建议,拒绝与魏高澄通使和好,高澄企图离间梁王朝与自魏奔梁灼侯景之间的关系的计划就会落空,侯景也不会因此举兵反叛,梁朝更不可能中衰,人事在梁衰亡中起了关键作用。
姚思廉的见解与其父姚察大致相同。在《梁书·武帝本纪》的史论中,姚思廉认为梁武帝能够夺取政权,建立帝业,在于“齐季告终,君临昏虐,天弃神怒,众叛亲离”,而梁武帝“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濡足救焚”,以“翦暴夷凶”为己任,因此“万邦乐推,三灵改卜”,时势将梁武帝萧衍推上了历史舞台。他认为梁朝所以能“治定功成,远安迩肃”,为魏晋以来少有的文化繁荣、地广力强之邦,在于梁武帝采取了一系列于国于民有利的进步措施:“辟四门,弘招贤之路;纳十乱,引谅直之规;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这样梁朝才成为了一个“南超万里,西拓五千”的强盛王朝。在总结梁武帝晚年政治混乱不堪的情况时,姚思廉认为是由于梁武帝宠幸朱异这样的佞幸,使他们“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造成“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因此,梁朝衰亡“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梁书》卷3《武帝本纪》)这种以人事来解释梁朝兴衰的思想观点,是姚思廉反思历史巨变的结果。
哲学思想
南朝梁是我国佛教的兴盛时期,上至梁武帝君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虔诚信教。对此姚氏父子在《梁书》中记载了一些佛事,但并没有过多地颂扬,相反,却对我国封建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无神论者
范缜立传,并详细地汜载了他的不朽名著《
神灭论》,而未加一句贬词,从而为后代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保存了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这不能不说是姚思廉史学思想中的光辉的一面。
作品鉴赏
优点
《梁书》的行文,颇具简洁洗练的特色,《四库全书总目》说它:“排整次第犹具《汉书》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史学家赵翼评价为:“直欲远追班马……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在《梁书·韦睿传》中,写邵阳之役时,写道:“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斗舰竞发,皆临战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这一段描写甚为精彩,深受史家的称道。
《梁书》所载历史丰富,史料完备。梁朝只有56年的历史,《梁书》的传则达50卷之多,可见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叙述之详尽。书中记载了很多文人和史家,如沈约、江淹、刘昭、萧子显、萧子云等,为他们详细列传,这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书中还为一些学者作传,保存了对其重要著作的记载,如为范缜立传,保留了唯物主义著作《神灭论》;为钟嵘和刘勰立传,介绍了《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文学理论著作。
《梁书》的谋篇布局颇见功力,承《汉书》类叙之法撰传,如《滕昙恭传》叙其孝行,附录徐普济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的事,《何逊传》由叙何逊工诗而及虞蓦。这样叙事,既显文笔简练,又不遗漏人物事件。
缺点
记录误差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
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
《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
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
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封建迷信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
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价值
姚察历经梁、陈两代,并任史官.时人记事,史料价值较高。所以。《梁书》是现存梁史的比较原始的记载。在行文方面,不用当时盛行的骈文,而仿效司马迁、班固用简练的散文叙事,也是一大优点。此书文字简练,叙事简洁,在“二十四史”中是较好的—部。从史料说,
范缜、
阮孝绪、
陶弘景等传,保存了当时思想、目录、医药等方面的材料;该书在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方面都颇具参考价值。
版本信息
《梁书》现存较早的版本为宋四川眉山奉,《梁书公》成书后,由于流传不广,馆阁所藏又往往有脱误之处,故北宋嘉佑时曾与《宋书》《齐书》《陈书》等由曾巩等进行校定,“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为目录一篇”。校定本出现之后,民间流行仍不多,靖康之难,史书又多焚于兵火。直到宋高宗绍兴年间,井宪孟为四川漕时始求访未亡史书,收合补缀,命眉山刊行,是为眉山七史,《梁书》也在其中。·
比较便于阅读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73年出版的点校本。该版本以商务印书馆宋大字影印百衲本(百衲本以眉山本为底本)与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并参考了《南史》《资治通鉴》及钱大听《廿二史考异分》等的校勘成果,择善而从,为学者所推重,也最便于阅读。
学术研究
《梁书》问世数十年后,著名史学家
刘知己在其《史通·古今正史》中,就对《梁书》的史料来源、编纂经过作了概述。以后,五代刘咆在其引日《唐书·姚思廉传》中,北宋宋祁、欧阳修在其《新唐书·姚思廉传》中,都对《梁书》的成书过程作了叙述,对姚思廉“推究陈事”“编次笔削”之功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南宋以后,不少著名学者对《梁书》都很注意,如著名目录学家
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
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
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都述及《梁书》。尤其是著名思想家
叶适在其读书札记《习学记言序目》中,结合南宋的社会现实,对《梁书》有很多具体评论,研究《梁书》不可不读。
除了鸿儒硕学的具体述论外,宋人对《梁书》的研究还体现于另一方面,即将《梁书》置于诸史中一齐研究。这些著作包括周护《十七史赞》30卷、《名贤十七史榷论》104卷,
吕祖谦《十七史详节》273卷,
钱端礼《譬诸史提要》15卷,王先生《曩十七史蒙求》16卷,宋人的“十七史”是包括《梁书》的。这些著作虽然大多已不存在,却显示了《梁书》的广泛影响。
明代,尤其是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对诸史的研究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关于《梁书》的研究,多分散在各家的研究著述中,按性质可分为数类:有关《梁书》考证质疑的,有明代朱明镐的《锰史纠》6卷,清代牛运震的《读史纠谬》15卷、李贻德的《十七史考疑》、钱大昕的《读史拾遗》5卷、赵翼的《陔余丛考力》43卷、张烩的《读史举正》98卷、洪颐煊的《诸史考异》18卷、全祖望的爱经史问答610卷、宋书升的《二十四史正讹》等;有关《梁书》增补整理的,有清万斯同的《梁诸王世表》1卷、《将相大臣年表》1卷、徐文范的《东晋南北朝舆地表》12卷、杨守敬的《萧梁疆域图》1卷、洪骑孙的《补梁疆域志》4卷、侯康的《补梁书艺文志》1卷等;有关《梁书》广征博闻的,有清洪亮吉的《两晋南北史乐府》2卷。当然,最具影响的还是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听的《廿二史考异》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作者简介
姚察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南朝历
史学家,先后在梁、陈、隋三朝做官,参与修史工作。他在
陈朝时,开始撰梁、陈二史,未成。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他又奉诏继续撰梁、陈二史。据说,姚察“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聚,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在门阀风气很盛的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这种学识和修养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姚察终于未能完成梁、陈二史,就在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去世了。临终之前,他告诫儿子思廉一定要“续成其志”。
姚思廉
姚思廉(557年~637年),字简之,本名简,
以字行,
雍州万年(今陕西
西安)人。父
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
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陈灭后入隋,任
秘书丞,
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
贞观初,
姚思廉任
著作郎、
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诏同
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
顾野王诸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
陈书》。这两部史书的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书中有二十六卷梁朝前期人物列传的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云云,可以推想,这些部分是
姚察的原稿。
姚思廉受唐太宗诏撰《梁书》时,已年过七旬。太宗命秘书监魏徵主持梁、陈、齐、周、隋五史的修撰,并参预撰写论赞,所以卷六敬帝纪后总论梁朝一代兴亡的论赞署名“史臣郑国公魏征”。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
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
司马迁及
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