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集》明代诗文别集，董其昌（号容台）著。初刻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计有文集九卷，诗集四卷，别集四卷，集前有陈继儒作的序。《四库全书》存目依据此刻本著录，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又重新翻刻，增加二卷，计有文集十卷，诗集四卷，别集五卷，共十九卷，增加了黄道周、叶有声、沈鼎科的序，今也存有此刻本。

《笔断》共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类。其中兵部一类大量涉及明王朝与女真族的关系、交往、很多地触到了清统治者的痛处，大致说来，其内容有以下几类。

褒扬正直朝臣

褒扬那些指出朝政弊端，忠诚正直的朝臣或边镇将领。如万历三十七年蓟辽总督王向乾上疏所奏，言辞急切地指出“辽镇阽危已极，蓟镇兵力难续”的危险，王向乾在奏章中详细地分析了边防情况，将辽的蠢蠢欲动、逐渐兴起和明边境的防御疲弱、急待增兵的两方实力对比一一列出，希望皇帝“垂圣明察”向蓟辽一带增兵，加强防守力量，以对付辽兵的不断袭击，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扼制辽的发展壮大。对此，董其昌抚今追昔，深有同感，认为当时的朝廷倘若照着王象乾的话去做，也不会将辽姑息至此，养虎成患，并由此评价王象乾是有智谋的“此疏在万历三十七年，去扶顺之役七八载，而虏情然如此，老成谋国岂虚哉！”赞叹之情，跃然纸上。又如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初九，兵部职方主事叶世英奏清明部在镇江堡和宽虞加强防守一折，也是得到了董其昌的大加赞扬“惜乎辽事起而其人不用矣。”

批评当权大臣

尖锐地批评那些优柔寡断、麻痹大意、姑息养奸的当权大臣，对辽管辖以及控制本是兵部之职责，但董其昌却在一份礼部的奏本中发现，礼部发现兵部疏于职守之事。起因是这样的，女真族在明朝时是受明管辖的，年年要向明廷进贡，建州女真自壮大以来常怂恿其他部落不向朝朝廷进贡，这事到了努尔哈赤崛起后尤为突出。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礼部案验证实，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已经有两年未曾入贡，因此呈上一本名为《海建二酋逾期违贡谨循职掌据实据实题明以清宸断事疏》。董其昌阅后不禁回忆起其后十年发生的抚顺之战。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列叙了对明廷的“七大恨”，直接与明廷对抗，5月8日率领一万军队直扑抚顺。抚顺是当时的重要贸易城市和军事重镇，当时驻守抚顺的是明朝将领李永芳。李永芳在努尔哈赤的威逼利诱下，在金只发动一次进攻后就率所千余户投降了。抚顺陷落，其后的援军也被击溃，带给明朝极大的耻辱。明廷先后有大将杨镐、熊廷弼、李应泰组织军队向金进攻，但一一被打败。从此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金军占领。抚顺之战是转折点。因此，当董其昌面对着岌岌可危的明形势，面对这样一本言词中肯指出危机的奏折，不能不发生感叹。

他评论说：“《周易》上有“履霜附冰至”的话，这是说考虑问题要防微社渐，及早提高警惕。努尔哈赤两年不进贡，这说明他心有所恃。可是我们的兵部大臣却内心恬然，无动于衷。幸亏礼部大臣揭发了努尔哈赤的阴谋，这才引起了明朝廷的重视。戊午之役（即抚顺之战）正好印证了礼部的预言。考虑国家大事的人都象兵部大臣这样麻痹大意怎么行呢？

指出努尔哈赤的狡诈

指出努尔哈赤的狡诈以及明朝臣的昏庸无辨、沾沾自喜。被努尔哈赤列为“七大恨”中的“老女之争”一事，御史王雅量妄存侥幸的奏本被董其昌痛加斥责。”老女之争”事情是这样的，女真叶赫部布场古其妹艳丽多姿，是当时名传满蒙的美女，十五岁许给努尔哈赤。其后，叶赫部曾与建州部发生过战争，布扬古之父、叶赫布寨贝勒被建州士卒武谈“掩尔杀之”，战后叶赫索要遗体，努尔哈赤竟将布寨贝勒的遗体剖为两半，仅还一半给叶赫，既杀其身，又辱其尸，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岂能不报，布扬古怎能让妹妹与仇人永结丝罗之好。其妹纳林布禄改许给哈达蒙格布禄、写拉布占泰贝勒后，又被而布扬古许了给蒙古喀尔喀部巴哈达尔汉贝勒之子莽古尔岱台吉。努尔哈赤为此发兵争抢。当时艳丽如花的美女在多次改聘后成为政治角还的牺牲品，直到三十三岁仍未婚娶，成为“老妇”，最后嫁与蒙古，一年而亡，实为可悲。”

对“老女之争”的分析，王雅量是这样写的：努尔哈赤与蒙古暖免（喀尔喀部）都很强大，一旦联合起来，辽东的局面就无法支持；而现在努尔哈赤与暖免争婚，势不骤合，而叶赫由于与蒙古通婚（叶赫亲明朝），于是有了强大的后盾，这对中国非常有利。王雅量于是沾沾自喜地预测：明朝只要在辽阳以东设防，按甲不动就可以了。不但坐收渔翁之利，努尔哈赤的灭亡也是翘首可待的事了。对此种言论，董其昌加以否认，他在笔断中指出，努尔哈赤之所以借老妇之争挑起与叶赫和蒙古的战争，形成剑拔弩张之势，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布扬古之妹以及什么改聘之耻，仍然是图谋辽阳，“老女之争”只是个幌子，这样，看起来好像夷人之间互相仇视的复仇之战，但如果我们放松了警惕，就正好中了他们的计策。由此。董其昌指出努尔哈赤的本性是很狡猾的，明廷不应被其诡计所蒙骗，他希望大臣们打消对努尔哈赤的侥幸心理，提高警惕，否则情况会更加严重。其四、严加斥责努尔哈赤等辽统治者的嗜杀成性，他痛责努尔哈赤的将领们草菅人命，指出，女真百姓的生活是很痛苦的，怨声载道如“奴酋好杀，辽之怨恨上通于天”，这些言证必不会被清所容忍。

针对辽的防边之策

并且是占最大比重的，是关于针对辽的防边之策，作者在详细分析后，提出以下策略。

（一）军事上：①集中兵力打击敌人，避其强势打击弱势，如万历四十七年九月熊廷弼在抚顺之陷后给神宗奏疏后的笔断。②实行屯守的政策，将防卫落实到边境每户人家上，平时在民间组织军队并进行操练，一有战事派往战场，如万历二十六年兵科给事中赫敬呈神宗奏疏后的笔断；③用重金收买辽营掌握军机之人，或派心腹深入内部刺探敌情，以期对辽军事动向有所准备，及早制定有效的克敌措施，避免措手不及勿忙应战，如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辽东巡抚张涛星神宗疏的笔断；④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在边境地区严加防范，并招募土著之兵，利用他们骁勇善战熟悉地形的优势，组成精锐部队，打击辽兵入侵，如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户部主事郝敬呈神宗以笔断。

（二）经济上：①控制边境贸易，尤其是禁止女真盛产的人参、貂皮的买卖，控制明物产尤其是粮食的外流，摧毁女真族的经济，使他们困厄疲惫，坐困致败（如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初十日）南京部主事牛维曜呈神宗奏疏笔断；②用优抚政策吸引流向女真的汉族回来重操旧业，帮助他们安家并发展生产，对有才能的人回中国给予奖励，以此削弱努尔哈赤的实力，使他们民心涣散如万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呈神宗的奏疏笔断。

这些策略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由此可看出董其昌的军事才能。只可惜这些建议并没受到明统治者的重视，董其昌的苦心付之东流水。至明灭后，清统治者然自不会让这些笔断存世，《容台集》被列为禁书是情理之中的。

《容台集》在明代曾在崇祯八年被增版翻刻，黄道周序说明了翻刻情况：“曩在京师见容台集，就未甚备，近董长公来自闽中，以建宁固称书窟，先生之辙存焉，因而镌之，是为建本。仆始得尽读其文辞，与诸笔载诸篇，始复瞠然叹“昔者睹先生之未有尽也。”由此可见《容台集》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笔断一卷，与董其昌的诗风截然不同，颇有运筹在握的将帅风范。而清代将《容台集》也只是部分禁毁，如四库馆臣认为：“其昌以书画擅名，论者比之赵孟頫。然其诗文多率尔而成，不暇研炼，词章之学盖不及孟多矣。”事实上还是比较欣赏他清新流畅的文笔和那些楚楚有致的小诗的。现代人则更看重其中的笔断部分认为其兵部类涉及辽事者颇繁，如与留中奏疏汇要比较而观之则于当时情势更可然矣”。

董其昌传略见《万历事实纂要》。他是当时一位著名的诗人。他的诗作颇能体现他精于鉴赏、长于阐述的才能，如诗集中《画家霜景与烟景渚乱，余未有以易也。丁酉冬，燕山道上乃始司文，题诗驿楼》一诗“晓角寒声散柳堤，行林雪色亚枝低。行人不到邯郸道，一种烟霜也目迷。”诗的开篇即渲染了早冬清冷的景色，柳堤上散落着白雪，也幽幽地响着吹角声，轻轻地透露出清而不凄的的寒意。接着画面转到了柳堤外的树林中，那里覆盖着一片白雪，密密的枝丫被雪压得沉沉地垂了下来，头两句，为我们描绘出一片雪景。写景是为了抒情，“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一种送别的意象，象征着依依不舍，《诗经》曾写“昔我往矣，柳柳依依”，都是诉着别情，于是这杨柳、这清冷响彻的角声不禁牵动了游子的思绪”行人不到邯郸道，一种烟霜也目迷”，留给人无限遐想。

他的《自画吾松小昆山》：“昆山虽婉娈，却以鲁家丘。故作庐峰势，青天瀑布流。”这是一首题画小诗，在表现画幅的意境时，显得楚楚有致，在他笔下，昆山是如此的温婉可爱，青翠怡人。又如《长松高士图》“虬松绣青铜，峭壁立积铁。下有逃虚人，长啸空山裂。”天空时态，融合骀荡如在眼前。

《容台集》之所以被清朝禁毁，并不是因为这些清新的小诗，而是由于收录了《神庙留中汇要》（四十卷）中的笔断。这些笔断都是董其昌对其中收录的留中之疏的评论，仿史赞之例，写在秦疏之后的。董其昌希望自己的这些评论能够起到警醒人心，改革时弊的作用，因此十分重视这些按语的写作，从中申明自己的观点，褒贬分明，以期作为后事之师。“加以笔断尤为剀切，冀有以革奸弊，而振纪纲，用心至为深远。”（刘之诚《序》）。

董其昌与明末主战派将领袁可立是同年至交，曾为袁可立赋文和诗题序作传，但翻遍明代以来印行的董其昌《容台文集》多个版本没有见到一个版本敢收录董其昌为其撰写的《节寰袁公行状》，并且从该行状中董其昌还明确提到“予所为序弗过集者也”，可知董其昌曾为袁可立文集作有序，但如今幸存的董其昌文集多个版本中均找不到有关袁可立文集序文的只言片语，可见满人对董其昌《容台集》的禁毁还是非常严苛的。

《留中奏疏汇要》虽终明之世未曾刊行，但这些笔断于由于收在董其昌《容台集》，专门列为一卷，经以“笔断”命名，因此能够集中起来在明代得以见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