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香山居士，华亭（上海松江）人，明代诗文作家、书画家。万历七年（1589）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去世时已是八十三岁老人，谥号文敏。董其昌把《万历事实纂要》三百卷中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关第密切的留中之疏别出四十卷，名曰《神庙留中奏疏汇要》，这是我们现今所能找到的较全的本子。

录于千顷堂书目。但更著名的版本为慕立甫钞本的《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四千卷、目录一卷。明董其昌辑。

董其昌是著名的才子，刘之诚在本书的序中说“世但知世昌文采风流，照映天下后世，而不知中所蕴蓄如此”，据说他精于鉴赏，尤其对画稿能明辨真伪，品格高下一望便知。他擅长山水画，意境飘渺，楚楚有致。他不但画得好，还有一整套作画的理论，著有《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将自己作画、证画、鉴画的指导思想一一用畅达明致的语言剖析出来，他提出的“画旨”标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不仅画作得好，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与邢侗、米万钟、张瑞图并称“明末四大书家”。他的书法分行布白，疏朗大气的笔势中透露出一股透逸文气，在当时自成一体，引起很多人的求学模仿，有许多碑文、题名皆出自他的手笔。董其昌在事业上有很高的建树，但口碑很差，被认为是薄幸诗人。最初他中进士后，授送为翰林庶吉士，授编修之职，被派往湖广一带任湖广副使。要说这是一个不错的职位，但他觉得那儿气候炎热，文化经济不发达，几次三番央求朝廷，被调回京城，史书上记为“乞归”。又被派为山东副使、河南参政、他竟坚持不去。然而他的“抗旨不尊”竟引起了皇帝的兴趣，被召为太常少卿，从此官运亨通。据说，董其昌这个人为人好色，在当时他的“风流”是与文才同样出名的。他不仅象许多风流文人一样流连于青楼妓馆、歌舞场榭，与许多名妓有很深的交往，而且还贪恋他人美妻。倚仗自己的权势把别人的妻子强行抢到自己的府邸，纳为小妾，这种举动引起当时老百姓极大的反感，骂声一片，他竟毫不在乎，照行不误。但皇帝爱惜他的办事能力与才学，也不究办他，采用息事宁人的方法把这件事丑闻敷衍了过去，这一劣绩又在史书上给他添了不光彩的一笔“为人好色，夺他人之妻为妾，激起民愤。”

当时的神宗朱翊钧怠于政治，却好货成癖，自从大学士张居正离开相位后，国内一片大乱。皇宫内的太监们以“收矿税”的名义到全国各地搜括钱财、珍稀宝物，宰相沈一贯、王锡爵等人则结党营私，欺下瞒上，在朝廷命官中划分了许多派系，之间互相打击，再加上万历年间著名的“国本”“楚狱”“京察”三件大事，许多无辜的百姓惨遭屠杀，一些大官也革官或受到株连，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民不聊生。为了改变国内“一盘沙”的状况，许多人于是奋起著奏章，希望改变这一状况，这就引出了神宗出了名的“留中”法，也是本书《万历事实纂要》能够得以编辑并存世的原因。

原来，明神宗是个极其懒散的皇帝，为了可以通宵达旦的玩乐，免受“黎明即起，万机待理”的早朝之苦，他将日复一日的早朝改为三日一次，每逢三、六、九日早期，后来仍觉麻烦，索性再不早朝。这样一个懒皇帝，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自然头疼，怎么办呢？自然有那些会见风使舵的官来投帝所好，他就是万历帝的那守日讲官内阁首辅申时行。当神宗向他抱怨看奏疏看得头疼时，申时行趁机说：“这些奏折其实看看也就行了，没必要什么都拿来出示外廷，回复这些地方官。出示外廷往往会引起争论，更添许多麻烦。留着不发，还有许多好处，最要紧的是，上疏的人一心惦着他的奏疏，不会生出别的事物，您也就会清静许多了。”神宗听后，龙颜大悦。这就是著名的万历帝“留中”，从此，他把那些地方官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奏疏和颜悦色地收了上来，然后理也不理地搁在一边。奏疏堆积如山，他在一旁乐得清静快活。这就是为什么万历一朝的政事言论，世人莫由窥见的原因。

明天启二年纂修神宗实录，正巧董其昌也在这一年被提到为太常寺正聊兼侍读学士。编神宗实录。正是他份内的活。他得到升迁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很想有点作为，报效朝廷，于是接下了这个任务，还推荐了南京太常卿李维损与他一起主持这项工作。他们在南京太常寺埋头于先朝的日历邸钞中，把奏疏和遗事广搜博采，精心地编出三百本，这就是《万历事实纂要》三百卷。

董其昌在书序中说“臣常观嘉靖朝有若大政编，识余闻见诸录，万历朝有若笔麈、邸钞，泰昌、天启朝有若日录、从信、纪政，或出自侍臣随事载笔，或本之通儒有故发愤，皆可为纪述之光。”由此可见，董其昌是以写史的认真严肃态度来完成这部书的编辑的，希望能填万历一朝记史之漏，把史补充完整。在序中，他还谈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就是让史实本身来说活，记叙尽量客观真实，言辞力求公正公允，不妄加评判，以使史书蒙羞，他说“愧臣力衰谢，不能笔削而统一之，无俾折衷为憾，则诸书杂驳，各有出入，不言而意自见。又江右程策，以私史史为之惑术，称其厚诬不根，承虚浅夫诸病。而以正史之中，亦有升天按地，上下其手者。”他对史书写法的评论可以说是比确合理的持平之论。

在《留中奏疏汇要》中，董其昌模仿史赞文例，为每篇奏疏都题以笔断。书成表进，以便宣扬赞美令世人知晓。在这些笔断中，他对朝廷命官的政绩一一加以评判，对他认为称职的臣子指出优点，不合格的则加以批评“称臣以货献替，称职以辨是非，无所见则阙之。”评论很慎重，如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兵部职方主事叶世英所参的“留中”奏折，他认为东夷（案，即女真人）渐炽可虞，即势力越来越强大，因此认为对军队的粮饷应增加而不是减少，以使得明军有充足的战备力量来对付女真人的袭击。叶世英还建议在镇江堡（在今辽宁省丹东市）和宽奠（明属东卫）之间加强防守。

在按语中，董其昌高度赞扬了叶世英的计策，并为这样好的奏折受到留中的冷遇感到惋惜，他说“此疏在奴酋未发难之前十年，可谓曲突徙薪之谋。使当时早见其可行，防于未然则辽之祸当不若是之烈矣。”接着，他又高度评价了叶世英的计策“其曰镇江宽奠之间逼近虏巢，必先壮其声气，乃能伐其狡谋，此即毛文龙牵制之势。”

最后，他对叶世英其人这样褒扬：“世英生长于辽，究心边计如此，惜乎辽事起而其人不用矣。”短短的按语一波三折，叙事清楚，评价肯肖，可谓优秀的史书（详细内容见《容台集》介绍）这部书在送交史馆之后并没有受到重视，而是被搁置了起来，编辑以及付印都由于阉党擅权而一再受挫，“当其昌与修两朝实录（万历泰昌），正阉党擅权之日，知不得行其志，乃出而奉使辑录南太常邸邸钞，此留中奏疏汇要之所由成也，既维桢荐（其昌荐）而不用，光宗实录成而再改，神宗实录成于顾秉谦之手，”“则阉党余势犹横，其昌所进虽付史馆，不蒙采录可知，而此书所以别行，是正实录违失，又可知也。”

这部书在完成之初即受很好的评价，董其昌自己也认为所选的都是议论时政精鉴，具有很高的借鉴参考价值，董其昌是身历明神光熹毅四朝的老臣，亲眼见过许多重大的事件，并且“加以笔断尤为剀切，冀有以革奸弊，而振纪纲，用心至为深远”。因此董氏认为此书“可为后事师。”

钱谦益评这部书“著作在廓庙，碑版照四裔”，将其史学推崇极高，刘之诚说“盖即堆服其史学，特疑虞山、昆山、四明史学遥遥绍自云间，不则亦互相辉映，殆必居其一矣。”薛瀛伯也在跋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盖明自中叶以后，百度渐隳，洎乎神宗荒怠尤甚，朝政已极■败，边祸日益蔓延，而一时台省诸臣，公忠谋国，尚存謇谔之风操，乃卒莫起瘘痹，一蹶不振者，实原奏牍留中未曾一见采纳施行也。”他认为这部书倘若在当时受到很好的重视，明朝也不会亡国。

《留中奏疏汇要》在明朝一直未曾刊行，到了清朝更是遭到了禁毁的命运。由于其中的很多地方称女真为“东夷”，犯了清的忌讳，并且兵部一类，“多痛言奴酋反侧”，讲的多是女真怎样凶残暴虏的，还详细地分析了边防的情势，尤为清人所厌听，因此被禁毁其中《南京翰林志十二卷》也有蔑视女真的语言，被全毁。这样一部纪录明历史的史书，被蒙尘三百余年不得展其光芒。每思至此，令很多学人痛心，薛瀛伯说：“是其书仍付诸东阁空谈……无中表见，可为掩卷三叹。”

《留中奏疏汇要》被隐没三百多年直至民国才得以面世。共计吏部八卷、户部八卷、礼部四卷、兵部十二卷、刑部四卷、工部四卷、目录一卷。薛瀛伯在民国二十六年将此书刊行的时候，又列上了董其昌《报命疏》、《进书表》二篇。他希望这部书能对当时的读者有促进作用，使其在国难当头之时，能够从中学习一些经验方法，“望读是书者，当观其经国谟猷，救时忠志。”

他自谦地说，虽然尽心竭力使这部书终于面世，但苦于没有善本，因此希望读者“曲为体会，不予瑕兹，庶有以得董氏纂辑之初心，而知本馆丞为刊传文微意也。”刘之诚在前面的序言也说“（这部书）当党争最列，而能为持平这论，以明正义，兵事最详，吏户次之。要其所录皆有关系之作。慎所持择，又后之侈言整理档案者所当取法也。”他是明确指出了这部书的可贵之处以及后世之所学习的地方的。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四十卷目录一卷，现北京图书馆藏有慕立甫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