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品汇》是2015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明代的高棅。

《唐诗品汇》是明代高棅编辑的唐代中国诗歌选集。初编九十卷，后又补十卷，收681家诗6725首，是一部规模阔大、有独到见解的大型选本。编纂工作历时十数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成九十卷。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增补六十一家，九百五十四首为《唐诗拾遗》十卷，合成一百卷。

此书明确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特重盛唐，每种诗体内又分为九格，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为旁流。其崇尚盛唐、区分流变的意见，为世人指示了学习唐诗的正确途径，选诗和论析又很具识见，因而获得广泛的响应，对明代尊唐诗风影响深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汪宗尼刻本重新影印此书。

《唐诗品汇》是明高棅撰唐诗总集。其中，正集九十卷，选唐代诗人六百二十人，诗作五千七百余首；拾遗十卷，增补六十一人，诗作九百余首。按诗体排列，先古后律。书前有总叙、历代名公叙论、凡例、诗人爵里详节等，每诗体之前，都有一叙目，为该诗体总论，主要说明该诗体的来源，及在唐代各期的流变情况。其论诗，主要承袭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尤以盛唐诗歌为重。

《唐诗品汇》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每一诗体又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九格。《凡例》：“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不以世次拘之。”其中，每一诗人在各体中的位置，是变化不定的。如杜甫在五、七言古诗和五、七言律诗中，被放在“大家”的位置上，但在五、七言绝句中，就被放在“羽翼”的位置上；王昌龄的七言绝句被放在“正宗”的位置上，但他的五言绝句却只能在“羽翼”。如此一分，每位诗人在各体诗中的强弱程度，便一目了然。

此外，《唐诗品汇》在论述每一诗体时，常常把九格与初、盛、中、晚四个阶段结合起来，通过正、变关系，比较详细具体地叙述了每一诗体在四个不同阶段的演变发展过程，并点出有哪些代表作家，及各自风格如何。将这些叙述综合起来，就可看出唐诗在四个不同阶段中，演变发展的全貌。

此书有比较严整的体系，份量较大，与前代的唐诗选本有着明显的不同。因而，自它问世以后，就一直成为明代人学习诗歌的通用教材。《明史·高棅传》中说：“其所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足见当时其影响之大，地位之高。但明末清初，有一些诗评家对此书却不满意。如钱谦益在《唐诗鼓吹序》中说：“盖三百年来，诗学之受病深矣。馆阁之教习，家塾之程课，咸禀承严氏之诗法，高氏之《品汇》，耳濡目染，镌心刻骨，学士大夫生而堕地，师友熏习，隐隐然有两家种子盘亘于藏识之中。迨其后时，知见日新，学殖日积。洄盘起伏，只足以增长其邪根谬种而已矣。磋夫！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今以初、盛、中、晚，厘为界分，又从而判断之曰：此为妙悟，彼为二乘；此为正宗，彼为羽翼，支离割剥，俾唐人之面目蒙幕于千载之上，而后人之心眼沉锢于千载之下，甚矣诗道之穷也。”

关于《唐诗品汇》，后人虽有争议，但它在我国的唐诗选本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它前后，虽然有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元好问《唐诗鼓吹》、李攀龙《唐诗选》、沈德潜《唐诗别裁》等著名唐诗选本，但在作品的广泛、体系的完整、理论的阐述等方面，均未能超过《唐诗品汇》。

唐诗口品汇叙

马得华叙

王儸叙

林慈叙

唐诗品汇总叙

历代名公叙论

凡例

引用诸书

诗人爵里详节

五言古诗叙目

五言古诗

七言古诗叙目

高棅（1350年—1423年），又名廷礼，字彦恢，号漫士，长乐（今福建）人。高棅于永乐初年被征为翰林待诏，后升为典籍，与林鸿、王偁等并称“闽中十子”。其所著《唐诗品汇》，为明初诗歌复古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评论著作。

诗歌发展的确是有时代性的。初唐诗受齐梁遗风影响，尚未摆脱靡丽之风，直到陈子昂、四杰之后，才开始出现风骨刚健、气象开阔的诗作。盛唐时代，国力鼎盛，生活安定，诗人们性格开朗，志向高远，精力充沛，创作的诗歌也气魄宏伟，华赡富丽、变化多端，是唐代诗歌的黄金时期。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诗人们忧愤、失望、苦闷，但又承袭盛唐之风，仍不曾失去理想的追求与向往，故而诗风虽不如盛唐的雄健开阔，却还不失清新刚健之气，只是心胸狭小了，个人的苦闷、徬徨多了，灰色的情调加重了。到了晚唐，人们痛感盛世不复再来，回天无力，只好躲进个人的小躯壳与相对宁静的大自然怀抱中低吟浅唱，所以，晚唐诗虽然也有细腻的感情、纤秀的描写、幽雅的情致，但总归间架狭窄、气格渺小、情调灰暗，完全是哀世之音。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讲得很准确：

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正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盛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唐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焉。

因此，《唐诗品汇》的选录侧重于盛唐诗，而比较地疏略初唐、晚唐诗歌。

这一诗歌见解，在明代影响很大。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前后七子的“诗必盛唐”的主张，当然与此有很大关系。清代以后，有人不满意这种阶段的划分（如《四库总目》、叶燮《原诗》、钱谦益《列朝诗集》），但直到现在，它也还是为人们所广泛采用的。

《唐诗品汇》正集九十卷，其中五言古诗二十四卷、七言古诗十三卷、五言绝句八卷（末附六言绝句）、七言绝句十卷、五言律诗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诗九卷。又有唐诗拾遗十卷（分五言古诗二卷、七言古诗一卷、五绝七绝一卷、五律三卷、五言排律二卷、七律一卷），全书共一百卷，选入作者六百二十人，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

在正集九十卷的每一体中，又分正始（正风之始，指初唐诗）、正宗（标准的盛唐著名诗人之诗）、大家（盛唐时代这一体裁最伟大的诗人之诗）、名家（盛唐二流诗人之诗）、羽翼（盛唐三流以下诗人之诗）、接武（继承盛唐的中唐诗人之诗）、正变（正风之变格、晚唐较杰出的诗人之诗）、余响（晚唐二流诗人之诗）、傍流（世次不可考者及方外异人闺秀等诗人之诗）等品目，按照高棅的说法，这是根据“因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的。譬如五言绝句中，王勃入正始，李白、王维入正宗，杜甫入羽翼，韦应物入接武，李商隐、杜牧入余响，皎然入傍流。在五言古诗中，王勃仍居正始，李白也还在正宗，而杜甫却是大家，王勃则与韦应物一起放在名家，李商隐、杜牧依然属余响。

高棅所创立的这一体例，一方面可以表示编选者对各体诗歌作者与作品水平的评价态度，也可以显示这一体裁诗歌艺术发展的脉络；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弊病。这样的编排与编选者力图显示初、盛、中、晚唐诗歌发展线索的意图不相吻合。一个诗人的诗，无论是古诗、律诗还是绝句，都反映出这一时代文化背景、心理状况以及诗歌艺术风尚的总体影响，反映了这一诗人的艺术水平。虽然一个诗人可能在各种体裁之间有擅长与不擅长之分，但一个诗人的水平、一个时代的诗歌面貌，却是要通过各体诗歌的综合考察才能了解的。这种分割编排法，显然并不利于体现时代、作家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也不利于体现编选者的编选宗旨。

《唐诗品汇》注重于诗歌的社会功能、思想内容，而不大顾及到诗歌本身的艺术风格特征。例如李商隐诗，高棅就认为咏史诗才是他的代表作，所以主要选入了这一类题材的作品，而竟然没有选入他的很有特色的无题诗。

传统诗论一向以杜甫为诗圣，把杜甫诗中的贯穿的忧君爱民精神当作艺术作品的典范，《唐诗品汇》也正是在这种传统思想影响下，将杜甫评为唯一的“大家”。

当然，《唐诗品汇》是一个有价值的选本，它不仅在唐诗研究史上是一份值得注意的资料，而且，它有如下优点：第一，收诗数量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诗歌全貌，既是作为一个选本反映编选者的诗歌理论，也是一个很好的读本和研究资料。第二，它编于明洪武年间，编选者看到过不少现已失传的唐诗选本和别集。在校勘、考证上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第三，它在卷首附有《历代名士评论》、《诗人爵里详节》，在卷中引用了一些笔记诗话，对诗歌进行评论笺证，于读者都有帮助。特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汪宗尼本出版，书后又附一人名索引，使用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唐诗品汇》起编于明洪武甲子年间（1384年），完成于洪武癸西年（1393年）。目前最早的有明成化年间陈炜的刻本，后又有汪宗尼、汪季舒、陆允中、张恂等人的校订本。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影印了明代汪宗尼的校订本。这是比较好找，且又较好的一个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