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4年，农历甲辰年（龙年）。是指中国纪年644年，唐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贞观十八年。

太宗准备攻高句丽

贞观十七年（六四三）九月，新罗因百济曾夺取它的四十多座城，与高句丽连兵阻绝百济通唐的道路，新罗派使向唐求援。太宗派司农丞相里玄奖带信到高句丽，告诫高句丽停止进攻新罗，否则来年将出兵攻之。贞观十八年（六四四）正月，相里玄奖到达平壤，告诫高句丽，莫离支不听。相里玄奖回唐禀告。太宗决意发兵攻高句丽，褚遂良极力谏止，太宗不从。七月，太宗命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运军粮；又发幽州、营州二都督发州兵以及契丹、奚；、靺鞨部众出击辽东作为试探；以韦挺为馈运使，节度河北各州；命萧锐运河南诸州粮食从海道进发。九月，莫离支遣使入贡，太宗不受，并将使者拘留。十一月，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兵四万，战舰五百艘由海路前往平壤，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骑兵步兵六万人前往辽东，海陆并进击高句丽。并要求新罗、百济、奚、契丹分路发兵。

太宗亲征高句丽

贞观十八年（六四四）十一月，太宗诏谕天下，言攻高句丽有五种有利条件：“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次年正月，太宗亲统诸军自洛阳北上定州（今河北定县），留太子治监国，萧瑀为洛阳宫留守。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贞观十八年（甲辰，公元六四四年）

春，正月，乙未，车驾幸钟官城；庚子，幸鄠县；壬寅，幸骊山温汤。

相里玄奖至平壤，莫离支已将兵击新罗，破其两城，高丽王使召之，乃还。玄奖谕使勿攻新罗，莫离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罗乘衅侵我地五百里，自非归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奖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莫离支竟不从。

二月，乙巳朔，玄奖还，且言其状。上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詟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犹可也。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勣曰：“间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征谏而止，使至今为患。向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诚征之失，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谋故也。”

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以为：“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将四五万众，仗陛下威灵，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馀籓屏，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皆愚臣之所甚忧也。”上不听。时群臣多谏征高丽者，上曰：“八尧、九舜，不能冬种，野夫、童子，春种而生，得时故也。夫天有其时，人有其功。盖苏文陵上虐下，民延颈待救，此正高丽可亡之时也。议者纷纭，但不见此耳。”

己酉，上幸灵口；乙卯，还宫。

三月，辛卯，以左卫将军薛万彻守石卫大将军。上尝谓侍臣曰：“于今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

夏，四月，上御两仪殿，皇太子侍。上谓群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闻之乎？”司徒无忌曰：“太子虽不出宫门，天下无不钦仰圣德。”上曰：“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御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子如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无忌对曰：“陛下神武，乃拨乱之才，太子仁恕，实守文之德；趣尚虽异，各当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苍生者也。

辛亥，上幸九成宫。壬子，至太平宫，谓侍臣曰：“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长孙无忌等皆曰：“陛下无失。”刘洎曰：“顷有上书不称旨者，陛下皆面加穷诘，无不惭惧而退，恐非所以广言路。马周曰：“陛下比来赏罚，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见其失。”上皆纳之。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至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亏从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较然可知矣。”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己未，至显仁宫。

上将征高丽，秋，七月，辛卯，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甲午，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自河北诸州皆受挺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又命太仆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锐，瑀之子也。

八月，壬子，上谓司徒无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必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甲子，上还京师。

丁卯，以散骑常侍刘洎为侍中，行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令，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守中书令。

文本既拜，还家，有忧色。母问其故，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宾有来贺者，文本曰：“今受吊，不受贺也。”

文本弟文昭为校书郎，喜宾客，上闻之不悦；尝从容谓文本曰：“卿弟过尔交结，恐为卿累；朕欲出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钟爱，未尝信宿离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倘无元此弟，亦无老母矣。”因歔欷呜咽。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严戒之，亦卒无过。九月，以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焉耆贰于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朝贡多阙；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诏以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帅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击之。全焉耆王弟颉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颉鼻弟栗婆准为乡导。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险而不设备，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将士浮水而渡，比晓，登城，执其王突骑支，获首虏七千级，留栗婆准摄国事而还。孝恪去三日，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执栗婆准，以劲骑五千，追孝恪至银山，孝恪还击，破之，追奔数十里。

辛卯，上谓侍臣曰：“孝恪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毕，驿骑至。

西突厥处那啜使其吐屯摄焉耆，遣使入贡。上数之曰：“我发兵击得焉耆，汝何人而据之！”吐屯惧，返其国。焉耆立栗婆准从父兄薛婆阿那支为王，仍附于处那啜。

乙未，鸿胪奏“高丽莫离支贡白金。”褚遂良曰：“莫离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将讨之而纳其金，此郜鼎之类也，臣谓不可受。”上从之。上谓高丽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离支弑逆，汝曹不能复仇，今更为之游说以欺大国，罪孰大焉！”悉以属大理。

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甲寅，车驾行幸洛阳，以房玄龄留守京师，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副之。

郭孝恪锁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诣行在，敕宥之。丁巳，上谓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贤辅，不用忠谋，自取灭亡，系颈束手，漂摇万里；人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

己巳，畋于渑池之天池；十一月，壬申，至洛阳。

前宜州刺史郑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张俭等值辽水涨，久不得济，上以为畏懦，召俭诣洛阳。至，具陈山川险易，水草美恶；上悦。

上闻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问方略，嘉其才敏，劳勉之，曰：“卿有将相之器，朕方将任使。”名振失不拜谢，上试责怒，以观其所为，曰：“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于天子之侧，言语粗疏；又复不拜！”名振谢曰：“疏野之臣，未尝亲奉圣问，适方心思所对，故忘拜耳。”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上乃叹曰：“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馀年，每见朕谴责馀人，颜色无主。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

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庚子，诸军大集于幽州，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督众工造梯冲于安萝山。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上皆亲加损益，取其便易。又手诏谕天下，以“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所过营顿，无为劳费。”且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敌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布告元元，勿为疑惧！”于是凡顿舍供费之县，减者太半。

十二月，辛丑，武阳懿公李大亮卒于长安，遗表请罢高丽之师。家馀米五斛，布三十匹。亲戚早孤为大亮所养，丧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壬寅，故太子承乾卒于黔州，上为之废朝，葬以国公礼。

甲寅，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直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动，意甚恶之，豫蓄轻骑于漠北，欲击之。上遣使戒敕无得相攻。真珠可汗对曰：“至尊有命，安敢不从！然突厥翻覆难期，当其未破之时，岁犯中国，杀人以千万计。臣以为至尊克之，当剪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结社率竟反。此属兽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请为至尊诛之。”自是数相攻。

俟利苾之北渡也，有众十万，胜兵四万人，俟利苾不能抚御，众不惬服。戊午，悉弃俟利苾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以为：“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顾谓褚遂良曰：“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俟利苾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