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蛇歌》是一首有关介之推的
哀歌。介之推，一作介子推、介推、介子绥，春秋时
晋国贵族，曾追随晋献公之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返国后，重耳立为晋文公，在封赏随从臣属时，忘了封赏介之推。介之推便和老母一道隐居于绵上（今山西介休县东南）山中。文公为逼他出来，放火烧山，他坚持不出，被烧死。文公为旌表介之推的功劳，将环绵上山一带封为“介田”，绵山也因之又称“介山”。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吕氏春秋·介立》、《史记·晋世家》等。《龙蛇歌》即作于介之推未获封赏之后、隐于绵上山中之前。其作者，一般作介之推，《史记》则定为介之推的从者。先秦至汉代载有《龙蛇歌》的著作颇多，歌词内容大体相近，而在字句上则有或多或少的出入。从内容上加以考察，此歌的流传约有两个系统：《吕氏春秋·介立》、《史记·晋世家》以及《说苑·复恩》为一个系统，歌中都说到五蛇从龙，这是从先秦开始流传下来的；《新序·节士》、《淮南子注》以及《琴操》为另一系统，只是泛说蛇龙相从，这是流行于两汉的新歌。这里所引的原作，是前一系统中见于《吕氏春秋·介立》中的一篇。
全歌自始至终以“龙”比喻晋文公，以蛇比喻追随晋文公的臣子。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以龙飞天下，喻指晋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随辅佐，喻指其追随者的情况。据《史记》，重耳流亡，足迹遍及于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五位贤士，《左传》所述五人与此有出入。
后六句为此歌的后一部分，说重耳返晋，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龙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贤士中四人得其封赏；羞于封赏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则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记》与《左传》，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这是先秦系统的《龙蛇歌》与史书记载的一点重大差别。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传》与《史记》中都是说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认为，重耳之得以回国立为晋君，乃是天意，而赵衰、魏武子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竟获得封赏，这是“上（指晋文公）下（指赵衰等人）相蒙”，对于这样的君臣，是很难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见所谓“羞之”，也就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故归隐绵山，至死不出。
从自全名节、洁身自好的角度说，介之推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清高之士的一个典型。我国古代相传至今的寒食节——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种说法认为即是为纪念介之推被焚而设，足见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赏，从历史记载看来，大体上是做到了论功行赏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记》说：“晋人闻之，皆说（悦）。”介之推全盘否定文公的封赏，并由此而宁死也不愿为其效力，平心而论，其看法与做法都是过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这首《龙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诗法“赋、比、兴”中的“比”，在近代修辞学中可以大别为“比喻”与“比拟”两大类。“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拟”，则是将物拟人（简称拟人）或将人拟物（简称拟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把红海棠花说成“红妆”（穿红衣服的女子），是拟人；“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肤白皙、穿着素净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莲，是拟物。《龙蛇歌》以龙蛇比君臣，也是属于拟物一类。“比拟”的写法较之直言的“赋”体，从消极一面说，可以避免过分的直露；从积极一面说，则是可以更加婉转曲达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龙蛇歌》中的“拟物”，与一篇中部分采用拟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种基本构思。因而，作品不仅在具体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这看似新奇的童话般的动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风云变幻的人间的活剧。至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绝大多数早期古诗一样，显得相当平浅朴实；但由于所述内容关系到一个有名的君臣关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关民情风俗的“寒食”节，所以虽只短短十句诗，仍是颇为耐读、颇让人寻味的。
一作介子推、介推，春秋时晋国的贵族。他曾从晋文公流亡国外，文公回国后赏赐随从臣属，他和母亲隐居绵山（今山西介休东南）山里面而死。文公找寻不到，还曾以绵山作为他名义上的封地，后世遂称绵山为介山。又传说文公烧山逼他出来，他因不愿出来而被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