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光(1899-1933)，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人，出生于廖家乡一个姓彭的普通农民家庭，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个飞行员。

龙文光，1899年6月21日出生于四川崇庆县（四川崇州）廖家乡，本姓彭，因两岁时过继给姨夫龙作霖而改姓龙。龙作霖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私塾先生且家有薄产，龙文光因而得以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

自幼聪颖过人的龙文光，长大后先后就读于成都联合中学、浙江工业学院、北京朝阳大学，期间深受五四思潮和进步文化气氛感染，向往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新观念、新道德。

1924年，正在北京朝阳大学学习的龙文光，闻知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向全国招收有志青年。他毅然投笔从戎，南下报名，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

在黄埔军校期间，龙文光与同学们先后参加了消灭滇、桂叛军以及郑润奇等右派军队的战斗。1926年1月龙文光从黄埔军校毕业。时值国共两党联合创办的广东航校招生，龙文光遂与后来担任国民党空军要职的毛邦初、张廷孟、王叔铭等人一道，以优异成绩入选航校学习。

1927年1月，龙文光等11人被广东国民革命军航空处选派到苏联第二航空学校继续深造。学成归国后，龙文光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空军第四队(驻汉口)上尉分队长，并在南京中央军校航空班任飞行教官，经常驾机来往于汉口、南京、上海、杭州等地。

1929年3月龙文光回老家看望家人，受到地方要人和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获赠“飞将军第”和“飞机府”两块金匾，高悬于龙家大门之上。

离家之前，龙文光因自己不能在家为父母尽孝而劝父母再过继一子。返回部队后，他又给父母寄去一张身穿西服的照片，并在照片背后题字：“江山多故，儿子哪得安闲；转战千里，战罢归来团圆。”寥寥数语，尽表忧国忧民之心。龙作霖看过留言非常感动，便听从了儿子的劝告，将其胞弟的长子龙治人过继为嗣子。

1930年3月16日上午，已经是国民党空军中校队长的龙文光，奉命驾驶飞机从汉口飞往河南开封执行紧急空投通信任务。午后1点，因有些地方下雨，返航时遇到大雾，难以辨别方向，龙文光几经努力不能奏效，只好在油料耗尽时实行迫降。

当时，他的飞机盘旋着降落在河南罗山县陈家河附近的河滩上，而那里正好是工农红军鄂豫皖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处。

下午2点左右，在河滩附近放哨的红军赤卫队员，突然发现一架飞机歪歪斜斜地降落在地面，于是立即吹响号角。村中的红军战士、赤卫队员及数百名群众，顿时把降落在河滩上的飞机围了个水泄不通。龙文光打开舱门下飞机后想跑掉，怎奈到处是“站住”的喝叫。穿着美式飞行服的龙文光自知跑不了了，就举起双手说：“各位乡亲，不要伤害我，我是飞行员龙文光。”

随后，两名红军战士把龙文光带进了一个房间开始审问。因对红军不了解，龙文光始终不说实话，审问人问一句，他答一句，一会说飞机出了故障，一会说飞机没有了汽油……尽管审讯员再三重申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保证其生命安全，但龙文光始终不原说出实话，审讯因此陷入僵持。

消息很快报到鄂豫皖军委负责人徐向前那里，徐向前命令把龙文光带到红军指挥部。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龙文光感到有些意外。在红军指挥部门口，龙文光看到持枪的红军战士，心里猛地一颤便瘫坐在旁边的竹椅上。这时，只见一位军装洗得发白的人走了过来。来人面容清瘦，微笑着对龙文光说：“我叫徐向前，是这儿的负责人。

你不用害怕，有什么话可以对我说。”猛听得“徐向前”三个字，龙文光眼睛睁得老大，难道他就是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取其首级的红军将领徐向前?如此普通又如此平易近人!龙文光一时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对红军的顾虑、恐惧和戒心随之慢慢解除了。

龙文光猛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脱口说道：“长官，你真是徐向前?”

“我们不叫长官，都叫同志。”徐向前说。

“我们叫首长。”旁边一名战士补充道。

接着，徐向前请龙文光进屋里，和他聊起了家常……

龙文光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志向的军人，在与徐向前一番谈话后，他深感“投奔”共产党不会是错误的选择。 　第二天，龙文光即表示了自己要参加红军的意愿。徐向前一听，紧紧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祝贺你和你的飞机走向光明，我代表苏维埃政府，欢迎你参加红军!”为表示自己参加红军的决心，龙文光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龙赤光。

随后，他被安排在红一军总部任参谋。红军的信任和教育使龙文光很快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

龙文光建议尽快修好飞机以防国民党特务破坏，苏维埃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把飞机安全转移到林湾(现河南新县卡房乡)。搬迁飞机时要经过一个叫黑龙潭的地方，那里潭宽水深，当地群众便纷纷搬来桌椅、门板、木头等，在潭面上架起一座浮桥，才把飞机顺利地运过去。

林湾是一个只有4户人家的小村庄，四周群山环抱，树高林密，飞机被巧妙地隐藏在两幢房子之间，上面搭个棚，前后用柴草遮盖，无论空中还是地面敌人都不易发现。

这期间，因飞机失踪，下落不明，国民党多次派特务潜入苏区，四处打探，但均无功而返。而就在缴获这架飞机的第三天，河西姚畈一带姚老约的反动民团，分三路奔袭保护飞机的赤卫队，妄图抢走飞机。

罗山县地方武装营营长郑猛子带领三十多名红军及时赶到，与赤卫队密切配合击退了民团的进攻，并把他们赶回了姚老约。

1931年5月，鄂豫皖特区工农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局成立，龙文光被任命为航空局局长，局政委则由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钱均担任。航空局设在河南新集北头普济寺内。

苏区政府不仅为龙文光配备了必要的技术人员，还在河边的空地上修建了一座占地百余亩的机场。

人员组织和飞行条件准备好了以后，接下来要把为了隐藏而拆卸的飞机重新组装起来。1931年4月，在钱钧、龙文光和红军里几个懂得机械的同志共同努力下，飞机在平坦的河滩上很快装配复原，并油漆一新，机翼两侧银灰底色上还各绘了一颗闪亮的红五星。

鄂豫皖特区工农民主政府还举行了隆重的飞机命名仪式，徐向前代表特区工农民主政府，将中国工农红军的这第一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由此，中国工农红军建军史上第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诞生了，龙文光也成了工农红军的第一位飞行员。

听到红军也有飞机了，根据地的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从四方八方聚集到任家畈，要亲眼看看红军自己的飞机。大家像过节似地敲锣打鼓连庆三天。为了让老年人也能看到飞机，乡工农民主政府搭了一个看台，请年纪大的人在台上观看。老百姓们兴高采烈地说：狗崽子有飞机，这回老子也有飞机了，红军的“飞鸡”也给国民党那些狗崽子们下几个“蛋”尝尝。

1931年7月10日一大早，新集机场人山人海，“列宁”号就要起飞试航了。利用试航机会，它将飞临固始、潢川一带对守在那里的国民党军进行空中侦察。上午8点，徐向前总指挥、红四军政委陈昌浩与龙文光一起来到机场。只见徐向前一声令下，龙文光和陈昌浩即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了飞机。一阵轰鸣过后，“列宁号”急速在跑道上滑行抬头，紧接着疾速冲向蓝天。

不多时，“列宁号”飞到固始上空。固始县城里的敌人听到飞机的马达声，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都伫立街头观望，当看到机身上红色的五星徽记和飞机撒下的传单后，吓得纷纷争相逃命。

“列宁号”又继续飞往潢川、光山进行侦察和投撒传单，敌军士兵发现是红军的飞机，都龟缩在掩体里，不敢露头。“列宁号”在敌区上空继续飞行一段时间后，返回新集机场，安全降落。

9月8日，龙文光又登上“列宁号”从新集机场起飞，远征华中地区敌人的心脏——武汉，进行侦察和示威。当飞机飞抵京汉铁路南段和武汉郊区上空时，投撒了大量传单，随后安全返航。红军的飞机飞临武汉郊区上空，震惊了敌巢。

当时的敌《扫荡报》刊登消息：共军飞机近日曾连续骚扰潢川、汉口等地，我方幸无死伤。现有关军方已通令各地严加防范。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军事目标，赶紧实行灯火管制。蒋介石亲笔手谕：务将“带机投匪”的龙文光除掉。

1931年11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东北七里坪成立，半个月后南下攻打黄安县城。城内国民党第69师师长赵冠英率兵万余固守待援，红军围城一月有余，却久攻不下，而敌援将在三日内赶到。紧急时刻，徐向前想起了“列宁号”，并马上叫人请来龙文光。

徐向前问：“龙局长，不知道我们的‘列宁号’能不能带炸弹在飞行中轰炸目标?”

龙文光当即答道：“当然可以。这是美国人设计的‘可塞(Corsair)02U-4型水上侦察机，后改为陆机型提供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是兼侦察、通信以及轰炸为一体的多功能飞机，能携带一百多公斤的炸弹。”

“太好了!”徐向前兴奋地来回走着。

因前一年执行通信联络任务，“列宁号”卸下了挂弹架。为了取得攻打黄安城的胜利，龙文光用了一夜的时间，画出挂弹架的图纸，兵工厂按照图纸，赶在天黑前做出了两个挂弹架，分别安装在“列宁号”的两翼，并挂上了不少迫击炮弹。

12月21日，龙文光随徐向前、陈昌浩等，到黄安城南的一个高地勘察了敌军司令部的位置及城内敌人的兵力部署。次日上午9时，龙文光驾驶“列宁号”飞临黄安城上空，然后低空盘旋耐心地寻找目标。

忽然，他发现一所院子的房屋顶上有几根天线，屋子还有几个穿黄呢子制服的军官进出。龙文光判断这里肯定是敌人的作战指挥部，随即他一推操纵杆，飞机呼啸着俯冲下去，两枚集束炸弹准确地急速而落。

龙文光向下看去，只见两个桔黄色亮点一闪，两股浓烟腾空而起。城内守敌本以为飞机是赶来的自家援兵，等爆炸声响起，定睛一看，飞机身上“列宁号”三个红色大字赫然入目，方知是红军的打击从天而降了!红军的“空中优势”令本已难以为继的守敌一下子乱了阵脚。赵冠英惊慌之中弃城而逃，红军乘势发起猛攻，一举拿下了黄安城。此役俘敌五千余，缴获枪支亦有五千余支。黄安之战因是我军建军史上第一次有飞机参加的战斗而独具意义。

1932年6月，国民党军出动26个作战师及两个旅约30万人，对以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为中心的地区发动第四次疯狂“围剿”。蒋介石坐镇武汉。

既想通过“围剿”消灭红军，又想把那架红军的“列宁号”飞机夺回。

黄安一战，龙文光和他的“列宁号”飞机名声大震，气得蒋介石咬牙切齿。蒋介石先后调集几十架飞机参战，欲将“列宁号”打下来。

面对众寡悬殊的局面，龙文光在几次惊险的遭遇战中，都以精湛的技术和过人的胆识躲避开了敌人的围追阻截，他甚至曾将一架敌机击伤。蒋介石闻知更为恼火，悬赏十万大洋，一定要抓住龙文光以解心头之恨。

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处境日趋险恶。“列宁号”在群众的帮助下，随着红军转移了好几个地方。由于它太过庞大，每次转移都十分费力。最后，红军决定将飞机拆卸开来，专门调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抬着被拆卸的飞机部件，翻山越岭与敌人周旋。8月上旬，徐向前下令，为利于今后对敌作战，先“埋掉”飞机!在大别山的一条偏僻的山沟里，为掩护“列宁号”的埋藏，一个营的红军战士趁夜色在山梁上顽强地狙击了敌人一个团的进攻。与红军相处了一年多的“列宁号”飞机，终被掩埋在架山堡根据地回龙寺的两座墓冢中间。

飞机埋藏起来后，龙文光在一次突围中，与红军大部队失散。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龙文光化装潜回汉口与妻子黄秋英相聚，此后尽管他一直未敢抛头露面，但不久还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于1932年9月10日被捕入狱。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迅速向蒋介石密报：“共军航空局局长龙文光在汉口捕获。”密报中还说：“许多人替龙文光说情，中国航空缺乏人才，望能给一条活路，用其所长。”

替龙文光说情的是龙原广东航校和留苏时的老同学、国民党航空界有影响的人物毛邦初、张廷孟以及老上司张有谷等人。他们联名向国民党当局上书，请求免龙文光一死。但未获批准。

1933年8月9日，国民党政府以“带机投匪”罪，在湖北武昌威尔(泉)台处死了龙文光。龙文光死时年仅34岁。同年年底，龙文光被中共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国民党军实行第五次“围剿”后，侵占了鄂豫皖根据地大部分地区，他们千方百计想找到那架被埋藏起来的红军飞机。但在根据地群众的保护下，飞机的一些重要部件，国民党一直没有找到。就这样，在大别山一条偏僻的山沟里，“列宁号”一直沉睡了20年。

20年风雨春秋，大别山老区的父老乡亲始终没有忘记“列宁号”，也没有忘记驾驶这架飞机的飞行员龙文光。

1951年9月，国防部副部长、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率中央人民政府老根据地访问团，前往大别山慰问老区人民。人们这才用锄头将埋藏了20年的“列宁号”分体部件挖了出来，献给国家。

为使后人了解这段难忘的历史，如今在北京航空博物馆和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里，陈列了一架按照1：1比例复制的“列宁号”样机，供人们瞻仰。而在湖北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一块当年留下的“列宁号”飞机蒙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