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龙凤图》是战国时期佚名创作的一幅绢本淡设色画。该画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画中描绘的是一条龙和一只凤在上方飞舞，下方有一位侧面站立的妇女，正在合掌祝祷。这个妇女头后挽着一个垂髻，上面系有装饰物，长衣拖地，服饰庄严华丽，人物体态婀娜。

《人物龙凤图》是葬仪中使用的旌幡，属于非遗性质的绘画作品。《楚辞·招魂》有“像设君室”的话语，明确记载战国时期已经有为死者绘制肖像以招魂的风俗，《人物龙凤图》的创作目的是使墓主人能被引领升天或在阴间继续阳世繁华的生活。

据考古学家说，这是一个盛装打扮的女巫。图画的主题是描绘这个女巫为死者祝福，祈愿神化的龙与凤引导死者的灵魂登天升仙。

这幅绘画用流畅挺劲的线条进行勾勒和物象造型，线条极为概括洗练，刚健古拙，沉凝有力，造型生动，具有相当的艺术表现力。全幅线条虽然颇为简括，但变化非常丰富，疏密对比、粗细对比恰当、自然。如凤、龙用线对比、人物用线对比，都很有特色。凤鸟之用线，明显比龙纹丰富、变化得多，线条主要突出凤的动感造型和优美姿势的表达，在疏密对比上也加以留意，详略得当。如翅膀用线，细密完整，不惜精心刻造，具有装饰性的成分：凤鸟的爪、尾羽轮廓线则粗犷有力，大胆概括，见其尾羽的劲挺和脚爪角质层的瘦硬和坚实。龙之用线，则较为纤细、简略一些，突出其较为安静的静势，与凤鸟的剧烈升腾所形成的飞动之势对比，更显凤鸟的勃勃生机。

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显然也是作者突出强调的部分，用非常娴熟的线条将站立舟船中冉冉上升的侧面女性形象绘制出来，造型准确生动，令人叫绝。作者以高度概括的轮廓线，勾画出女性的外部造型，无论发髻还是脸部以及身躯、手臂服饰，几乎都是一笔勾勒而成，充分发挥线条的表现力，以之来进行衣饰纹理的刻画、安排。作者除透过涂染黑色以突出衣裙胸、袖口以及拖地部分的重色外，还将衣裙的花纹服饰也细致地描绘出来，这些装饰性纹样的用线以及涂染的重墨的出现，不是可有可无的，除具有装饰性的效果外，对于衣纹的质感表达和画面空间的处理，也有相当重要的铺排和烘托作用，丰富了画面的艺术表现力。作者似乎还感意犹未尽，对有些部分画面进行墨色填写，并有染色痕迹的出现，为进一步突出线条的表现力度，起到相当的辅助作用。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法，以其他方法作为辅助手段进行绘画创作，在战国时期显然已经相当熟练了。

整幅画以线描造型，线条挺拔有力，简劲流畅。黑白关系的处理、人物位置的安排，都别具匠心。此外，作者在人物嘴唇、衣袖等处略点朱彩，在凤鸟、人物衣饰上添加纹饰，都使作品富有浓厚的装饰味。

在《人物龙凤图》中，巫女占据了主要位置，她头馆重髻，侧身向左肃立，两臂前伸，拱手合掌，似念念有词。所着长袍饰有拳曲的云纹图案，衣长及地，下摆前后分张如倒牵牛花形，细腰宽袖，袖口、腰身内敛，袖口有黑白相间的斜纹。人物体态婀娜清丽，吻合“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审美时尚。

巫女前方和上方，有一龙一凤。龙体白身黑章，体形细长，两爪外扬，正蜿蜒上升。凤鸟昂首张喙，目光炯炯有神，翅膀上举，头顶上是长飘带形的冠，尾部羽毛向左倒卷。凤鸟两腿向前弯曲，一朝后直伸，好像在振翼奋起，姿态极为娇健。龙凤意气风发，直冲云霄；巫女则庄重沉稳。

《人物龙凤图》对于物象的神态和特征所做出的成功刻画也很值得留意。如凤鸟的展翅腾飞向上而起的动作，通过左右脚爪的一屈一伸以及尾羽的上扬，就极为完美地表现出来；眼睛的刻画，虽然极为简单，但凤鸟在高空飞升，专注于向上的观望和某种不安，则极为微妙地表达出来；龙眼的仰望和专注以及似乎与凤鸟要共同承担和似乎有某种期待的神态，也极为完美地再现出来，而依随凤鸟的女性魂灵，眼睛中则流露出某种紧张、不安，双手合于胸前，似乎在专主祈祷的神色也再现于笔端。全幅虽然并没有着意表现物象的神态气色，但仅仅通过几个简单的动作和眼睛的神态，寥寥几笔就表现出特定的空间氛围和神情变化，可见当时无名画工精湛的艺术天赋、想象力和高度把握物象的能力。中国绘画历来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在神态，而不仅仅专注于外在物象的塑造，这一绘画特征的出现，在战国时期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长沙席画图，灵凤斗恶奴，善者何矫健，至今德不孤。”

1949年2月，湖南长沙陈家大山一座楚墓中，盗墓者挖出了一幅帛画。随后，这幅帛画被湖南古董商蔡季襄收藏。新中国成立之初，蔡季襄将全部文物捐献给国家。最负盛名的当属《人物龙凤图》，现收藏于湖南博物院。

2015年2月7日，《人物龙凤图》在辽宁省三大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旅顺博物馆）联袂打造的“横翠含丹”中国古代仕女画展中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