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时并举。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总路线的制定，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后来的执行过程中，表现出许多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现象，及对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尤其是在后来的宣传工作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等等，使“左”的指导思想蔓延，盲目求快压倒了一切，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应有的严重损失。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从根本目的和出发点上看是正确的，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共八大关于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任务，但由于中共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特别是在对总路线的理解、宣传和实践过程中，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脱离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片面地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结果欲速则不达，出现了好心办坏事的结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路线应该就是党现在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地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五大运动，使屡遭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权稳固，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经济社会一片升腾。第二，在人民政权得到稳固、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之后，我党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客观前提。第三，自1953年起，我党制订和实施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计划规定的各项经济指标提前并超额完成，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第四，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第五，建国初期，由于我们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物质基础，不得不以苏联为借鉴。但是，经过几年实践，又发现苏联的经验有长有短。如果全盘照搬，必然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不良后果。于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既借鉴别国好的和成功的经验，又不脱离自己的国情，探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便成为我党必须认真对待和着重思考的问题。第六，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结束，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受到重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乃至世界各地的民主和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但以美帝为代表的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由其构筑的新月型反华包围日渐拉紧。同时，苏共20大召开，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中苏开始出现分歧，苏共领导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日益膨胀，对我国经济政治的干涉和控制有增无减。于是，如何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有效抵制苏共领导对我国的干涉和控制，维护民族的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便成为摆在我党面前一项严肃而艰巨的任务。

上述国内国际的环境和形势，必然会对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和决策，乃至对饱受近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苦难而刚刚获得新生并当家作主的广大人民的情绪产生极大影响。于是，赶超先进，摆脱落后，反对干涉和控制，打破封锁和包围，富民强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和迫切心情便日益强烈起来。毛泽东同志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分析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并向全党和全国发出“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伟大号召。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和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和实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首先，总路线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具有高瞻远瞩的第一次规划。“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打破常规，大胆试验，走自己的道路，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富有创新精神的设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振奋人心和富于鼓动性的远大目标，激励着我国人民尤其是几代年轻人为之奋斗和献身。

其次，总路线中贯穿着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充满着生动活泼的辩证法。从总路线的基本内涵来看，“鼓足干劲”意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力争上游”，意在奋发进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力争走在世界的前列，永不自满；“多”是指经济建设中的产值产量；“快”是指经济发展速度；“好”是指经济发展的质；“省”是指经济发展的成本和效益。“多快好省”体现了经济发展中质和量、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从总路线的基本结构来看，“社会主义”是奋斗目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多快好省”是实现目标的基本要求。从总路线的实质来看，既体现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目的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规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实现目的、履行宗旨的途径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及与此相关并由此决定和制约的其他经济规律。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和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干涉和控制，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革命行动；它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它是我国以苏联为鉴戒，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大胆试验，寻求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大运动胜利结束、三大改造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初步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经济政治地位改善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所激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情庞勃迸发的具体表现。总路线的制定和实施，吹响了我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伟大号角，标志着一场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即将全面展开，表现了六亿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勇往直前、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和追求并实现美好理想的顽强意志和坚强决心。

但是，由于我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还缺乏经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和包围、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的愿望十分迫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条件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施上存在着许多缺陷，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错误。

第一，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由于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我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当时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1956年2月16日，国家计委提出《国民经济十五年远景规划纲要》，要求“到1967年，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完成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阶级和产生阶级的根源；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使国家强盛，使人民生活富裕。” 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但脱离中国实际甚远。

第二，提出了超越国情国力的奋斗目标。1957年11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用15年时间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英国。1958年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超英赶美”的战略任务。195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批准的国家计委制定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提出：经过“大跃进”三年苦战，再加上后两年努力，我们有可能使粮食产量达到1.5万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工业上做到独立自主，农业上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并且提前五年时间实现十二年科学规划。这样，就有可能在1962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里在钢铁方面超过英国，在1972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里在钢铁等方面超过美国。 这种奋斗目标显然超越了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脱离了我国实际。

第三，不切实际的超越国情国力的奋斗目标和高指标，压出了“浮夸风”。1958年8月3日，国家统计局发表195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说，上半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全国夏粮作物产量预计可达1010亿斤，比上年增长69%。195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批准的“二五”计划《意见书》更提出：在“二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7.4倍。五年内基本建设投资3850亿元，比“一五”时期增长6.8倍，重大工业建设项目1000个以上。与“八大”提出的《建议》相比，计划指标大幅度提高，有的高达四倍、五倍，甚至更多，严重脱离实际。 上面高指标、搞浮夸，下面也仿而效之。许多省市自治区提出“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十年规划，五年完成”的目标。河南提出当年粮食产量可比上年增加50%—100%，两年全省实现水制机械化，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地处西北的甘肃省竟然提出一年内地方工业产值要比现在增长16倍至19倍。

第四，高指标导致高积累。1958年到1960年，三年的积累率分别为33.9%、43.8%、39.6%。新增积累额占新增国民收入的比重，1957年为33%，1958年增至80%，1959年则超过100%。

第五，片面强调产值产量，忽视产品质量，粗制滥造，有些产品一生产出来便是无用的废品。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大搞“人民战争”，不搞成本核算，铺张浪费成风，经济效益低下。

第六，提出“以钢为纲”，要“钢铁元帅升帐”，用钢铁工业的发展带动工业全面发展，结果破坏了工业内部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使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第七，片面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地球开战，滥开、滥采、滥伐，结果造成自然资源严重浪费，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第八，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所有制上急于过渡，生产资源上“一平二调”，收入分配上实行“供给制”，搞平均主义，结果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第九，缺乏一套系统、具体、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办法。为了调动积极性，无原则地下放计划管理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物资分配权、财政税收权、劳动管理权、商业管理权和信贷管理权，结果在宏观上失去控制，各省盲目蛮干，自搞一套，经济建设处于无政府状态。

第十，缺乏调查研究，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规律性和现实可能性，在世界观上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在方法论上滑向形而上学主义。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施过程中的问题，造成我国农作物大幅度减产，粮食供应异常紧张；轻工业产品严重短缺，市场供应量急剧下降；财政赤字连年攀升，物价成倍上涨，通货膨胀严重；加上苏共领导背信弃义，撕毁合同，索还债务，结果使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

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党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总结。

首先，反思从理论学习开始。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多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以便更好地认识和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向中央、省区、地、县四级党委建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和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这一建议和要求。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又分别组织读书小组，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逐章逐节的学习和讨论。 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带领和推动下，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活动逐步展开，拉开了我党对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总结的序幕。

在总路线的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敏锐眼光，发现了生产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并及时作了批评和纠正。在1959年2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共产风”、积累率过高和管理中存在的浪费问题； 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批评了虚报浮夸、说假话的问题； 关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问题，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 关于生产中只顾产值产量，不顾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 工业管理“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 “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的问题，毛泽东意识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还检查了出现问题的原因，他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 他号召党政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和问题的暴露往往是在造成一定结果之后，在总路线的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虽然发现了一些问题并及时作了批评和纠正，但还是给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大损失和严重困难。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襟，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坦率承担了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同时，还要求把所犯错误传达到基层。

针对国民经济面临的困难和问题，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 经过调整，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工业体系建设和技术创新有了较大进步，长期依赖进口的石油基本实现了自给，电子、原子能、航天工业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1964年底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时还提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分两步走的战略思路。可惜的是，由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和分两步走的战略思路未能得有效实施和执行。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系统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做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确立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总方针。在我国制定的“六五”计划中，首次提出工农业总产值到2000年“翻两番”的战略规划。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我国到2000年经济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中外代表时，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设想，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5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在改革开放的大思路下，我国经济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并创造了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1979—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9%。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58478.1亿元，提前5年完成了原定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20世纪的最后几年，虽然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的干扰，我国经济依然实现了较快增长。1996—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9.6%、8.8%、7.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8.4%、7.6%、6.7%。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396亿元，经济总量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世界排名第7位。 进入21世纪，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95933亿元，经济总量进一步跃居世界第6位。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1725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101元，按官方汇率换算超过1000美元，达到1100美元， 人民生活在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水平的历史性跨越。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276美元。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15986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

回顾我国七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和在发展观上实现历史性飞跃的过程，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结论和启示。

第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人的认识能力既具有至上性，又具有非至上性，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们认识能力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关系，正确地对待胜利和挫折，正确地对待成绩和缺点，耐心地听取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和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第二，在人类认识史上，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要遵循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敢于实践，勤于实践，一切经过试验，从中吸取成功的经验，获得正确的认识，避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第三，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具有客观实在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性。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正确认识和处理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性的关系。要认真记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客观规律的沉痛教训。要反对拜倒在客观规律面前的悲观主义、奴隶主义和无所作为思想，更要反对脱离实际的急于求成思想和盲动主义。

第四，要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在实际工作中，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抓住事物的本质，才可对症下药，定下政策，解决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凡事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留有余地。不打无把握之仗，不做通过努力而办不到的事情。要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既要反对主观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

第五，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同样，国民经济也是一个由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在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我们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要尊重按比例发展规律，自觉地搞好综合平衡，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第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连续性，同时还必须充分注意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区别，注意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正确处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成功经验，也有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超越发展阶段，急于求成，盲目冒进，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和困难的沉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第七，凡事都要作具体分析，既不要绝对肯定，也不要绝对否定，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为了保留事物发展中的好的积极的因素，把不好的消极的因素也保留了下来；或者，为了剔除事物发展中不好的消极的因素，把好的积极的因素也抛弃掉。要历史的辨证地看问题，不要绝对化。要坚持历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