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鼓楼来源与侗族的“堂卡”、“堂瓦”，即与侗族“卡房”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侗语中“堂”是大伙人的意思，“瓦”是说话的意思。“堂瓦”直译就是“众人说话的地方”。在侗寨凡是决定与全寨利益相关的重大事宜，都必须经过全寨人的共同商议才能决断。因此寨子内就需要有一个容纳众人议事的地方，“堂卡”(卡房)就这样产生了。最早的卡房是方形的单层木屋，四角由四根木柱支撑，四周有墙板，房内有四条长凳，中间有一个火塘。人们看到的鼓楼的底层实际上还保持着“堂卡”的原始形式。

侗族鼓楼来源与侗族的“堂卡”、“堂瓦”，即与侗族“卡房”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侗语中“堂”是大伙人的意思，“瓦”是说话的意思。“堂瓦”直译就是“众人说话的地方”。在侗寨凡是决定与全寨利益相关的重大事宜，都必须经过全寨人的共同商议才能决断。因此寨子内就需要有一个容纳众人议事的地方，“堂卡”(卡房)就这样产生了。最早的卡房是方形的单层木屋，四角由四根木柱支撑，四周有墙板，房内有四条长凳，中间有一个火塘。人们看到的鼓楼的底层实际上还保持着“堂卡”的原始形式。

风雨桥又称花桥。因为在桥上可以避风雨，故叫它风雨桥。桥花俏好看，有彩绘，故称之为花桥。明代《赤雅》中将鼓楼称之为“罗汉楼”。所谓“罗汉楼”即是从功能上看当时的鼓楼有起着男女青年活动交往场所的作用。“罗汉”之意是侗语青年男子。清代《黔记》中称之为“聚堂”。

黎平县境内有鼓楼328座，集中地区是肇兴一带。分布于湘、黔、桂毗连地区和鄂西南一带的侗族村寨，都有鼓楼建造技艺的流传。工匠最为集中的是黎平县的肇兴、茅贡、水口、岩洞、洪州等乡镇。

关于鼓楼，最早见于史书的是明代邝露的《赤雅》。其中讲侗乡：“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高百尺，烧五色瓦覆之，望之若锦鳞焉。男子歌唱饮，夜归缘宿其上，以此自豪。”明万历古本《尝民册示》中载有：侗族“或百余家，或七八十家，三五十家，竖一高楼，上立一鼓，有事击鼓为号，群踊跃为要。”明李宗昉的《黔记》中说：“诸寨共于高坦处建一楼，高数层，名聚堂。用一木杆，长数丈(尺)，空其中，以悬于顶，名长鼓。凡有不平之事，即登楼击之，各寨相闻，俱带长镖利刃，齐至楼下，叫寨长制之。”其实，无论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鼓楼，还是实际保存下来的鼓楼都可能不是最古老原始的鼓楼，而应是相当成熟的鼓楼。如今在侗乡能够看到的现存最古老的鼓楼恐算是黎平县述洞下寨的那座独柱鼓楼。该鼓楼建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已经历了330多年的风风雨雨。此外，从江县的增冲侗寨有一座建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鼓楼，有明确的碑文记载。

从建筑工艺上看，鼓楼花桥建造的工艺是十分复杂的。基本上是大结构套小结构，小结构再套更小的结构，而这一切都是浑然一体。

侗族鼓楼的支撑柱以八柱、六柱、四柱的居多。所谓四柱鼓楼以四根大立柱为主要支撑，这四根大柱的上端和中部分别与上、中四根大枋以榫头穿连。四柱的下部以四根“地脚”衔接成四根大柱的基部。上部四根大枋，中部四根大枋，下部四根“地脚”分别呈三个正方形。基部的正方形最大，中部次之，上部最小。得出这样的形式是因为四根立柱并不是垂直连枋的，而是向中心作一定的倾斜的。这样构成的主体支撑框架，看起来是一个呈椎形的长方体骨架。这四根大柱的长度决定了鼓楼的高度。鼓楼越高层数越多，需要穿连的木枋就相应增多。

在四大立柱的外面竖起四根丈余高的柱子，与四根枋的榫头穿连，形成围着四大柱的四根外柱，加檩加椽盖瓦后形成下四檐。继而在每根外柱上连接内大柱的枋上再竖第二层外柱，亦以檐枋将外柱穿连，加檩加椽盖瓦形成第二层四檐。如是依此层层上加，从第二层起每层外柱的高度明显缩短，每上一层，木枋亦须缩短一定的尺寸。

外柱层层加到与内大柱顶端平行后，于顶上再竖四根高约3米作鼓阁架子的柱子，用四根穿枋将上部连接。鼓阁的基部座孔牢牢地嵌在穿入内四大柱上端的穿枋上。鼓阁架正中有一根中心柱，柱脚嵌于内四大柱的中部榫头穿枋部位的交叉枋上。中心柱与阁架上端平行以四根(或八根)穿枋相连接，呈辐射状榫头结构。

鼓阁架的下层至上部辐射枋呈130度左右斜角。斜角的四个面(或六个面，或八个面)均为复杂的交叉式斗拱结构，或人字形斗拱结构。阁顶的上部与中心柱的上部，再斜架四根(或六根、八根等)顶梁，形成伞状。到此为止，一个完整的鼓楼架子(从底到顶)就完全呈现出来了。加檩子加椽木覆盖青瓦及石灰浆，在檐角雕塑各种飞禽走兽作装饰，在檐枋的封檐板上及梁枋上施以各种彩画，一座美丽的、极富民族风格的侗族鼓楼就建成了。

四柱鼓楼的工艺过程大致如此。六柱、八柱的亦复如是。当然，柱头越多，楼体越高，层数越多，阁顶重叠越繁，其内部结构就越复杂，工艺上的难度也就越大。令人赞叹的是如此高难度的建筑，却是完全出自侗族乡土民间的匠师之手，不能不让人对他们顿生敬佩之心。

侗乡人劳动之余、旅行之间，喜欢在风雨桥的廊中休息闲坐。那里成了一个小型的公共场所。人们在此拉家常、谈庄稼、话世界、唱大歌。人们甚至还在桥的阁楼上设立神龛。如此看来，风雨桥不仅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所，也是人们精神生活的空间。

鼓楼花桥的营建工作是在寨老们的主持下由全寨人集资献料进行的。对材料的选择十分考究，全部用耐湿抗压的优质杉木为主干架。主柱、檐柱的柱径在30—50厘米左右，高度达18—20余米。尤其是中间的四根大柱(亦叫金柱)都要用百年以上的老杉树。这种杉树质地优良、不易腐烂。一棵能做鼓楼中柱的大杉树，直径在50厘米左右，其生长年限至少在200年左右。选作鼓楼材料的树不仅要大，而且要求其生长发育正常。被风雨吹断尖的不能用，认为它不完善，做成鼓楼会给寨人带来厄运；生杈的树不能用，认为它不能一心到底，会中途分裂，众人分心。只有那些高大挺拔、笔直秀美的大杉树，才有资格被选来做鼓楼。

鼓楼花桥柱子在砍伐时有一个神圣的仪式。在动斧砍树那天，全寨男人带上斧头，在寨老和巫师的带领下，到选定的大树面前。由巫师念词作法，敬请山神土地祖先保佑之后才能动斧。侗族对树木有崇敬之心，认为树木有灵魂，特别是上了百年的老树，已经成了气候，不可轻易侵犯。所以砍伐前必须由巫师请它，只有征得它的同意后，才能把它请去做鼓楼和花桥的柱子。动斧砍树时，忌讳往下倒，只能往上倒。认为往下倒不吉利。因为每座鼓楼就是一蔸大杉树，大杉树只能头顶蓝天，扎根大地，而不能头朝下。剥下的树皮，使用上也有规定，不准用来盖牛羊圈的，更是不能随意践踏的，只能用作盖人住的房屋或禾仓房。

建鼓楼花桥，事前一定要先请法师看好地形，找好地穴。民间有“一龙二穴三风水”之说，可见风水在鼓楼花桥建造中亦甚为重要。地穴选好后上山看好木材，要准备好两头肥猪、几百斤米和酒水，然后方可架势建造。建鼓楼花桥要经过砍树、发墨、发锤、立柱、砍宝梁、上梁等一系列程序。每一程序就是一个小小的仪式。其中祭祀和禁忌是少不了的。

鼓楼的形状和高低多种多样，但有一个总的特点，即角必须是偶数，有四檐四角、六檐六角、八檐八角等，偶数表示兴旺；层数必须是奇数，从1层到29层，均是奇数。奇数表示“阳”，是吉利和兴旺的象征。侗族鼓楼是一种极富有视觉效果的建筑。作为一种高度形式化了的文化物象，它必然有构成这种图景效果的图像来源。侗族鼓楼是一个集多种建筑形式和多种喻象形式的综合性建筑物。从建筑本身的取像上看，侗族鼓楼的图像形式来源是很清楚的，也是非常直观的。从下往上看，鼓楼基本上是综合了堂、楼、屋、塔、亭、阁、殿等建筑的图像要素而建的。鼓楼的最底一层，也就是鼓楼真正的实用性的这一部分，是一个大堂的形式。从原型上追溯，它应该是早期侗寨中的“堂卡”(即卡屋)，或更早一点的村寨中的“公”。它仍然保留了传统侗寨中“掌卜”的聚众议事的功能。可以说“堂卡”就是原始鼓楼的形式。这是鼓楼的最基础的部分，成熟时期的鼓楼仍然把这个建筑形式保持下来。

鼓楼花桥的建筑技艺是人类建筑艺术中的一朵奇葩。被建筑界、文物古建筑界所公认，是中国建筑的一个品种。其传承方式独特，有其妙无比的“匠杆”、“竹尺”，能充当任何高大宏伟建筑的“设计图纸”；有一整套自成体系的“文字符号”，世代相传。在力学、美学、人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鼓楼花桥代表性传承谱系有杨通臣→杨光炳→杨昌槐→杨胜辉→杨秀光→杨再文。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建筑使用新的建筑材料和新的形状增多，木结构建筑越来越少，许多老木工匠人年事已高，已不能再从事木制建筑工作，鼓楼风雨桥工程越来越少，匠师无所作为。加之侗族过去没有文字，技艺全凭口传心授，没有文字资料和专业学校培训新匠师，鼓楼风雨桥建筑技艺有逐渐失传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