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战国策》记载，左伯桃，燕人。闻楚王善待士，乃与羊角哀同入楚。值雨雪粮少，乃并粮与哀，使入事楚，自饿死于空树中。哀至楚为上大夫，乃言于王。备礼以葬伯桃。明代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中也有关于这个故事的记载。题目叫《羊角哀舍生全交》。从
冯梦龙制作的小说题目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把故事的主角由左伯桃转移到了羊角哀头上。在故事中冯梦龙除向读者交代《战国策》上记载的左伯桃和羊角哀内容外，还以绝对的篇幅讲述了羊角哀帮助左伯桃与荆轲争夺阴间地盘的事。因书生左伯桃斗不过武士荆轲，羊角哀便毅然拔剑自刎赴阴间帮助左伯桃与荆轲争斗，最后终于战胜了荆轲。左伯桃、羊角哀在阴间与荆轲争夺地盘的说法很是荒诞，没有谁会真的相信它。但冯梦龙似乎也不全是毫无实据的信口胡诌。后人为纪念左伯桃、羊角哀的黑塔和白塔就建在易州荆轲衣冠冢不远处的高山之巅。
沿京广西线出易县城，南行三五里的路，向西眺望，首先撞入眼帘的就是高耸山巅遥相呼应的黑塔和白塔。据《易州志》记载，黑塔、白塔均始建于元代，黑塔又名通觉寺塔，明正德十二年重修。白塔明正德十九年重修。我曾怀疑把黑塔、白塔当作左伯桃羊角哀的纪念的真实性，因为建造二塔已是故事发生一千多年后的事。但是在易水两岸，不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只要和他们提起黑塔和白塔，从他们口中听到的几乎是一字不差的左伯桃、羊角哀的故事。掐指算来，他们的故事距今少说也有两千年了吧，但人们讲起他们的故事来，仿佛昨天刚刚发生一般。人们不禁会问，他们的故事何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作为健忘的人类，为何经过了漫漫两千年的时间磨砺，却始终未能将他们从记忆中磨去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温一下在中国那个流传颇广几乎妇孺皆知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便是千百年来被人们奉为友谊经典的俞伯牙和钟子期。一曲高山流水，把他们之间的友谊演绎的如高山流水般超凡脱俗飘逸浪漫，几乎没有了丝毫生离死别的凄惨和哀伤，剩下的全是纯洁和美丽。历代文人雅士更是为他们的友谊感动的泪水涟涟，歌咏不绝。知音钟子期死了，俞伯牙要做的就是摔碎自己的古琴以谢子期。这样的友谊的确够让人感动一阵子了。但是，故事不论多么令人感动，透过俞伯牙的摔琴我们似乎还可从中窥到存在于人类灵魂深处的那个“自私”。俞伯牙摔琴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弹的曲子失去了知音再没人欣赏了。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一层，就会恍然大悟——原来“高山流水”也不过如此。但是，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左伯桃、羊角哀的故事，我们都找不到丝毫的“自私”。俞伯牙摔碎的仅仅是一把琴而已，左伯桃摔碎的却是自己活生生的性命。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在这个“性本善”中我们不难找到人在告别“人之初”后的“不善”，以及人对“善”的推崇与向往。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告别“人之初”的同时，也就告别了本原意义上的“善”。尽管很多人在“自私”的驱使下，迷失了本真的“善”，但在灵魂深处或说在潜意识中，几乎所有的人无时不刻不对“善”存在着彻心彻骨的企盼。这种企盼尽管是那样的迫切那样的刻不容缓，但在“善”与“不善”（又绝非全是恶的）的较量中，“善”总是显得脆弱而无奈。于是，圣哲先贤们挖空心思地找出了“仁”与“义”来劝导人类。其实“仁”也好“义”也好，即使抛开“克己复礼”之类的墨守成规的因素，也没有跳出“善”的窠臼。“善”既需鼓吹，足见“善”的推行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里便出现了这样一种令人颇为困惑的怪现象：既人心向善，又人人无法做到至善。在这种困惑中左伯桃挺身而出把深埋于人类灵魂深处的“善”演绎得淋漓尽致无与伦比——难道还有什么比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成就他人的性命更大的善举吗？其“至善”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故事”所能承载的范畴，左伯桃业已不再是简单地“历史人物”、“文学形象”之类。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已被雕塑成了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向往——人类对“至善”的永久向往。有了这种向往谁还能从心中将他们磨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