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鉴，1932年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原香港厂主联合会会长。1983年，黄鉴被推举为33个社会团体的会长或主席，在香港促成了中国银行对那里的中小企业低息免保贷款，使香港中小企业得以不断向前发展。

“此次国内洪水为患，祸及十八省市，香港同胞，热心捐献，盛情感人。本会同仁除在各方面多所捐献外，并以香港厂主联合会名义，于本月五日送交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港币20万元。请其代转江苏省救灾机构，转赠淮安市及扬州市二市侨务部门各港币10万元，作为救灾之用，款少情重，略表慰问。”这是香港厂主联合会会长黄鉴先生于1991年9月9日给笔者来信中的一段话，读之令人感动，亦可见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意。

黄鉴先生捐赠的救灾款为什么要指名“转赠淮安市及扬州市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黄鉴，1932年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流均乡马铺庄。童年时代，他就读于家乡私塾馆。其父黄僖田很会做生意，先经营盐业，后又到宝应县城开酱园店。黄鉴也随父迁居宝应县城读书。因其父经营有方，颇有积蓄，也因其叔父黄惠田一家早已迁居上海，而且混得很不错。于是，黄僖田便带着积蓄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办了一个小型化工厂，后又兴办了印染厂，自制染料，生意十分兴隆。黄鉴九岁那年，被父亲接到上海，进入了“洋学堂”读书，开始了少年时代的城市生活。

1949年春夏之际，刚刚步入青年时代的黄鉴，便随着黄浦江畔的慌乱人流，到了香港。从此，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在这个挂着“米”字旗的“自由世界”扎下了根。

黄鉴这个十六岁的异乡人，举目无亲，语言不通，面对陌生的天地，什么都得从头学起，他当时的13袋里仅有78元港币，只能在偏僻的钻石山，用30元港币与人合租一间简陋的小屋栖身，饿了啃面包，渴了喝自来水，鞋底破了用废报摺叠起来垫着穿。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他于1954年考上了“香江书院”经济系夜学部。他白天干活，晚上读书，还常常给中文报社写稿子，赚点稿费，补贴生活。由于他刻苦用功，学业出众，第一学期就拿到了奖学金，第二学期他就被“大中通讯社”聘为专栏记者。就这样，他读完了四年大学，于1958年拿到了香江书院经济系毕业文凭。后来升任大中通讯社社长。不久，父亲来信劝告他“要在香港商业社会立足，须做生意，懂技术……”他觉得父亲言之有理，于是就投笔从商。当时，香港的纺织印染业尚在萌芽时期。父亲原是上海印染业的老手，少年时代的耳濡目染，使他懂得一些漂染和化学染剂制造的技能，他决心继承父业，靠省吃俭用积蓄起来的七百元港币起家，在当时还较为偏僻的荃湾租了块小地方，办起了生产化学染料的工厂，其实仅是个“一人工厂”，自己当老板，又当伙计。

五十年末，六十年初，香港漂染厂还不多，这个领域几乎是空白，是个有钱可赚的行业，黄鉴看准时机，办起了漂染厂。此后，他又根据市场的需要，逐步开办了纺织、塑胶、钟表、电子等工厂，并拓展了进出口国际贸易。

黄鉴在香港事业的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能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他的基本理论是“劳资双方是利益的结合”。据此，三十多年来，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管理“政策”：尊重职工人格，不搞严惩高压。对于工作出包的职工，付给高酬劳，最高的一年内可给两年的工薪，这对工人无疑会产生吸引力。对工作差的职工，他不罚也不责备，相反去关心他们，以情感动职工。哪个工人的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他去代交；哪个工人分期付款买房子，一时付不出钱，他先代付；哪个工人生病住院钱不够，他代交；哪个工人欠了他的钱，还不起的，他一笔勾销，当作赠送。黄鉴如此对待职工，大得人心，被人誉为勇于开拓的企业家，“港之杰”。现在，他担负重任，职衔众多。在香港，他是大兴、大富两印染厂董事长兼总经理，印染同业公会会长，大森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茶隆实业有限公司主席，远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香港区议会民选议员，香港厂主联会会长……；在大陆内地，他是天津市企业改造及经济开发顾问团团长，上海市工业技术发展基金会首席顾问，中国龙乡经济建设实业开发公司名誉董事长，中国轻骑摩托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中国广东广隆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1982年11月，黄鉴应全国工商联的邀请，率香港厂主联合会组织的30名企业家代表团，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参观访况，他们一到首都北京，就受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国务院侨办、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亲切接见。正是在这次会见中，廖承志率先向他们，也即向全世界披露：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主权。香港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而香港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由于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香港前途发表如此明确、如此坦诚的意见，北京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直播实况，并通过卫星传播到全世界。黄鉴作为访问团团长，也就成了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特号新闻带回香港的第一人。这使黄鉴对社会主义祖国大彻大悟了。他在工商界奔走相告，并举行记者招待会，以亲历者的身份，现身说法，向新闻界详细如实地发布了这一消息，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中国内地的政治局面、经济发展及民生均已大为改善，真可谓今非昔比。加之自实行开放政策以来，不断引进新科技，建设四个现代化，……中国领导人作出香港保持繁荣五十年不变的承诺皆诚实可信!”他说；“香港百分之九十八为中国人，当可以自己管理自已，一如世界上其他例似地区一样。中华民族具有优良的悠久的历史，但近百年来受殖民主义者压迫。身为中国人与稍有良知的任何人均会反对不平等条约。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那是天经地义的，毋庸置疑。惟港人应对自己抱有信心。”(引自1982年12月19日香港《文汇报》)他表示：“对香港的前途绝对持乐观的态度。”香港的新闻宣传机器也为黄鉴的“一鸣惊人”之举大为张扬，经过一阵沸沸扬扬的喧闹以后，终于安定了当时极其动荡的香港社会。黄鉴的义务宣传之举，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立下了一大功劳。因此，他在港澳地区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简直成了“明星”。

1983年，黄鉴被推举为33个社会团体的会长或主席，在香港促成了中国银行对那里的中小企业低息免保贷款，使香港中小企业得以不断向前发展。“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对社会要有所贡献。”黄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更加热衷于社会活动。这一年，他回故乡淮安探亲，寻根慰祖，受到乡亲父老和地方政府的热情接待和欢迎。他感受到了乡情之深厚亲切，家乡发展经济之期望殷切，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从1984年起，他就联络、组织有关的集团公司，向大陆投资办厂，先后兴办了十多家独资、合资、合作企业，全是生产出口创汇商品。1985年7月，他率由英国、新加坡、美国和香港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天津，被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聘为“天津市企业改造及经济开发顾问团团长”。1986年4月，他率由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香港企业家组成的访问团，赴上海进行经济技术考察，被当时的上海市长江泽民聘为“上海市工业技术发展基金会首席顾问。”尔后，他经常穿梭子大陆与香港之间，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奔忙。1988年5月27日，《香港商报》记者杨丽娟，在该报“港之杰”专栏内，介绍并赞誉“黄鉴狂热于社会工作”的种种爱国义举，为国争了光。1989年，黄鉴率香港远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人员赴广东惠州市淡水镇，购买了20万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独资筹建一个总投资30亿港币的工业村。工业村分三期工程，1991年夏季完成第一期工程，并开始了第二期工程。预计该工业村建成后，除生产手表、电话机外壳外，还生产电脑磁盘等。这种电脑磁盘，年产约12000万片，产量居世界之冠。同时引进国外专利技术，生产二英寸照相机上用的磁碟，取代通用的胶卷底片。这种高科技产品，每片分50格，可拍50张照片，而且可以反复擦洗、反复使用，年产1000万片。此外，还生产录像机壳，年产量7000万只。以上产品，均以出口为主。黄鉴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又是我国钟表制造中心。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美梦，要在国际市场上为中国的手表工业扬威，让国人引以为荣。”这是1990年，他与上海市手表工业公司合资办厂洽谈成功后说的话。同年，他还为香港金马国际联合公司开办的上海金马时装公司开业剪彩。上海《解放日报》记者金福安在《甘为上海外向型经济效力——记香港厂主联合会会长黄鉴》一文中写道：“黄先生对上海的感情是很深的。”1991年5月，黄鉴应邀率香港工业考察团，前来参加扬州市琼花节，并对扬州和无锡两市的工业企业进行了考察，还与两市签订意向书。议定：扬州、无锡的工厂企业与香港厂主联合会的工厂企业进行对口交流，逐步建立合资合作企业；港方在扬州、无锡开办独资企业；扬州、无锡在香港开设窗口，推销自己产品出口和原料进口及技术引进。他表示，要为这两市的工业走向世界穿针引线，为中华腾飞插翅添翼。

1991年夏季，长江、淮河流域遭受特大水灾，身居香港的黄鉴先生对于故乡更是情深意重，故乡的亲情和风貌，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回荡于他的心田。“风物总是家乡好，牛背阴晴入面来。”当他得知祖国和故乡遭灾之后，除积极参予香港各方面的捐赠活动外，还会商于同仁，以香港厂主联合会名义，于1991年9月5日，送交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港币20万元，请其代转江苏省救灾机构。转赠于他的出身地淮安和童年生活过的宝应县各港币10万元，表达他的赤子之心，对生养之地淮扬父老的慰问。乡亲们赞誉黄先生是：迢迢万里路，更系故乡情；救灾捐款意，还是同胞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