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1900年4月25日～1939年5月23日），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弋横起义领导人，原名黄端章，别名一鸣，1900年4月25日出生于江西省横峰县姚家垅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秋到南昌省立二中读书，与袁玉冰等八人组织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杂志。1923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北师大支部书记，领导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遭段祺瑞政府通缉，回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建立横峰第一个中共支部和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赶走了反动县长。1927年5月，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回赣东北与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领导弋（阳）横（峰）暴动，继又领导贵（溪）余（江）万（年）暴动。曾任贵溪县委书记、信江特委委员、赣东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成员兼秘书长、代省苏主席、省军区政治部主任。1931年7月到闽北任闽北分区委书记、军分区政委。1933年5月，闽北划归闽赣苏区，任闽赣省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次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闽北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4月任闽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代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19年9月，黄道考入南昌第二中学，受《新青年》杂志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袁玉冰等人发起组织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杂志，针砭时弊、议论国事，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3年秋，黄道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在学习期间，他聆听李大钊的教诲，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社会活动。同年，他即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不仅思想进步，学习成绩优异，而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不久即成为北师大党支部书记和北京学联的负责人之一。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和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时，黄道都积极参加与组织北京学生的罢课斗争和游行请愿。因而，黄道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1926年5月18日，黄道回到江西参加新的战斗。

黄道回到江西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北伐战争，他出任国民党横峰县党部筹建人，同时秘密成立中共横峰县支部，并深入姚家垅、青板桥、楼底蓝家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黄道作为江西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积极组织工人、学生成立担架队、宣传队，有力地支援了起义。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他遭到国民党的通缉，潜回赣东北，任横峰区委书记，秘密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准备暴动。“八七”会议后，黄道与方志敏、邵式平共同领导了1928年春的弋（阳）横（峰）农民武装暴动，当时他任弋阳县委书记兼弋阳暴动总指挥。此后，他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及红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0年，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形成，并建立了红十军，黄道任赣东北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赣东北特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1931年7月，黄道调任中共闽北分区区委书记后，致力于重建红军，成立了闽北独立团，他兼任闽北军分区政委，领导闽北苏区军民打退了数万国民党正规军的多次“围剿”，扩大了苏区，保卫了人民政权，使闽北苏区进入了鼎盛时期。1933年5月，黄道任闽赣省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1934年1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黄道奉命留在闽北，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七七事变”发生后，黄道、曾镜冰于1937年9月20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的名义，致信国民党江西省政府19岁考入南昌熊式辉，表示愿意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不日，双方代表在光泽县大洲村举行谈判，对方基本上接受了我方条件，双方达成协议。根据谈判协议，黄道率闽赣游击队1500人到铅山县石塘镇集中。为了纪念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黄道在集中期间给参加了三年游击战争全过程的200位同志每人发了一枚银质的“闽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黄道任分局委员和军分会委员。

根据中央指示，黄道领导的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任团长。黄道留在南昌，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不久，又担任东南分局宣传部长、统战部长。

东南分局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一起办公，办事处实际上就是分局的对外办事机构，工作任务极其繁重。黄道根据党中央“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指示，在江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采取各种形式和办法，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倾心组织江西青年服务团等几十个抗日群众团体，并在这些团体中秘密建立党的组织。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团结各界人士和名流学者。他利用公开身份，进行合法斗争，颇有成效。

1939年3月，日军大举进攻南昌，国民党在仓惶撤退时，故意不通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并准备征用办事处的车辆和“便宜行事”，企图让办事处人员毁于日军之手。黄道得悉后，立即率领办事处全体人员安全撤离南昌，迁往吉水县的三曲滩。

4月，周恩来到东南视察，黄道与曾山在浙江金华迎接。他们精心安排了周恩来与闽浙赣三省党的负责人秘密开会，并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尔后，黄道陪同周恩来来到上饶、吉安。

这时，上级决定办事处迁上饶，黄道到东南局工作。4月18日，黄道与周恩来在樟树分手，周恩来返桂林，黄道赴上饶并转往皖南新四军军部。途中，黄道不幸在铅山河口镇染疾，住进大同旅社治病。5月23日，特务头子张超密派特务黄玉成、吕鹤年等买通为黄道治病的医生，给黄道注射毒药，将他杀害。黄道牺牲时，年仅39岁。

5月25日，中共中央东南局发出《关于悼念黄道同志的通知》，陈毅奋笔写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对黄道一生的革命业绩作了高度评价。同时，东南局又派曾镜冰、陈丕显慰问黄道亲属和主持悼念活动。在河口，广大群众冒着坐牢的危险前来参加吊唁和追悼会。黄道灵柩运往闽北崇安老区长涧源安葬。

1953年，赣东北人民为缅怀黄道的光辉业绩，将黄道烈士遗骸迁葬于上饶信江河畔。

黄道，原名黄端章，号一鸣，1900年5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横峰县姚家垅一户农民家庭。自小聪颖好学，19岁考入南昌省立二中，立下改造江西，拯救中国的爱国志向，与袁玉冰等创建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季刊，传播新文化，继而传播马克思主义。1923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次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

1926年3月16日，与时任北师大学生会主席的邵式平等北京市学联负责人，共同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反帝爱国运动，却遭到段祺瑞执政府的残酷镇压，制造了死47人，伤200多人，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黄道在惨案发生期间即遭反动执政府的通缉，奉党组织决定，他与邵式平一起回江西从事革命活动。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夕，身为中共江西省委领导层的一员，代表省委与以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代表刘伯承秘密联络，商讨有关武装起义问题。8月1日，直接参加了闻名中外的南昌起义。

中共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的总路线，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因南昌起义的武装部队南下广东，黄道又一次遭反动当局通缉，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决定，他潜回自己的家乡横峰县，在少数民族畲族的聚居地楼底兰家成立中共横峰区委，任书记。与时任中共弋阳区委书记的方志敏和邵式平等一起，投身土地革命，共同领导弋（阳）横（峰）农民武装暴动，开始了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

在弋（阳）横（峰）革命根据地的创立阶段，方志敏调任中共横峰区委书记，立足楼底兰家，把主要精力放在扩大农民武装暴动方面，并与邵式平、黄道共同创建工农武装。

1928年春，国民党调集军队，对初创的弋横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当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方志敏主持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方胜峰会议”，批判了红旗能否打得下去怀疑论者“埋枪逃跑”的错误主张，制定了坚持革命根据地斗争新的策略。

黄道不辱使命，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与方志敏一道（一年间，方志敏经常到贵溪），建立了中共贵溪县委，并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于1929年初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贵（溪）余（江）万（年）农民武装暴动高潮。随之整个革命根据地扩大到信江流域的8个县，并于同年10月1日成立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标志根据地由弋横进入信江阶段。

1930年7、8月间，中共赣东北特委、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标志根据地由信江进入赣东北阶段。此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占据党中央的统治地位，黄道与方志敏等强烈抵制“左”倾路线，共同受到降职处分。

1931年3月下旬，为要整顿因涂振农担任红十军政委而造成军纪一度涣散、不愿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锋的非正常状况，方志敏亲自兼任红十军政委，而把原来担任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主席职务交由他最为放心的黄道代理。在此期间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擅长党务的黄道接任特区苏维埃主席之后，同方志敏一样把政务处理的井井有条。不但使党包办苏维埃的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还加强法制建设，着手起草《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

方志敏率军从闽北回归赣东北之后，重新担任苏维埃主席职务。不久，黄道调任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党务、政务、军务一手抓，把革命的天才愈加发挥的淋漓尽致；刚去的第一个月，连续召开中共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通过《政治任务决议案》；召开闽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重新颁布《施政大纲》，着手制定包括分配土地在内的法律条例；加强闽北红军独立团和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的战斗力，同时创办闽北红军医院；重新选举产生闽北总工会等，整顿各种群众组织。在党和苏维埃的旗帜下，闽北苏区广大人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黄道革命的天才。

1932年11、12月间，中共闽浙赣省委、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标志这块革命根据地由赣东北进入闽浙赣阶段。

1933年4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0次常会决定划中央苏区的建（宁）黎（川）泰（顺）数县和闽浙赣的闽北分区，新开辟的信（江）抚（河）分区组建闽赣省，闽北苏区因此一度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黄道担任中共闽赣省委常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闽北苏区在这个新成立的省份中区域面积最大。同年年底，闽赣省在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的第五次“围剿”中，首当其中被分割。此后，闽北苏区重归闽浙赣省管辖，干部人事频繁调动，但黄道仍留在闽北，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1月，当赣东北苏区反“围剿”斗争面临极度险峻的局面之时，方志敏曾发电报给中央，要求把闽浙赣的首脑机关迁移到闽北，只是中央为要方志敏担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进军，这个战略主张遭到否决，否则，闽浙（皖）赣地区的革命斗争，将会是另一种局面。此时，黄道在闽北，领导广大军民已开始逐步转入三年游击战争。

尽管闽北苏区先后隶属闽浙赣或中央苏区，都由黄道负全面领导责任，革命天才加不懈奋斗，使他在长期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屡建奇勋。

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继而进入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黄道领导闽北军民汇入抗日洪流之前，已历经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当闽北苏区军民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的紧急关头，黄道以革命家的政治敏锐，适时作出“主动撤离大安（闽北苏区首府），保存有生力量，依靠武夷山区和人民，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政策策略也随之转变，从而使整个局面不致于极度恶化，红军主力也得以保存。红军游击队获上饶县“甘溪大捷”之后，黄道又主持中共闽北分区委会议，制定了“以老区为依托，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内线与外线结合，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随之，闽北红军独立师分兵游击，依靠各地群众，历经一年有余的奋斗，开创了闽北、闽中、闽东北、抚东四大游击分区。游击战争相对稳定的1936年4月，黄道与闽东根据地的领导人叶飞举行“洞宫山会议”，正式成立中共闽赣省委，黄道任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叶飞任军区司令员。会后，各自回原地继续担负领导责任。黄道身为省委书记，除充分施展其革命天才之外，在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同样要经受饥寒交迫的生存考验，有时肚子饿的咕咕叫，只能夜宿山上数星星。此时，他会出题问身边的同志们“什么最快乐”，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引领一群革命者战胜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他还作过《无题》诗一首：踏火归来又赴汤 / 只身亡命是家常 / 东西南北路千里 / 父母妻儿各一方 /叹息斯民犹困顿 / 驰驱战马未玄黄 / 锋烟稍憩农夫舍 / 索得农茶作胆尝。字里行间，透露了因“赴汤蹈火”造成与妻儿天各一方的“亡命”困境，更表达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意志。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开之后，人在大山深处的黄道同样以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意识到国内形势已发生急剧变化，立即召开闽赣省委会议，作出《关于开展反帝抗日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及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战争”。不久，又收到从香港寄来久违的党中央文件（游击战争开始后一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不仅如获至宝，还根据文件精神，于1937年3月7日率先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自任主席。从号召“进行抗日的民族战争”，到成立“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这在遭到国民党军事“清剿”、经济封锁、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能够作出如此精确判断并果断采取组织措施，在南方八省各地游击根据地是最早的，充分印证了这位革命天才的政治头脑和高屋建瓴的政策水平。果然，当年7月，黄道收到国民党光泽县长主动写来的一封信，要求与红军游击举行和平谈判。于是，黄道一面发出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叶剑英的信，一面派自己的长子、年仅18虚岁的黄知真，不避风险，深入虎穴，与邱子明一起到光泽县大洲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谈判。黄知真年纪虽小，但由于长期接受父亲的言传身教，又在革命环境中历练成长，“小小革命家”同样不辱使命，有理有节，使和谈进展顺利并胜利结束。这是黄道率闽赣游击区军民投身抗日的第一个重大行动。

1938年1月10日，黄道抵达阔别已久的早年求学地江西省会南昌，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和老战友陈毅（黄道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党支部书记时，曾经与陈毅并肩领导爱国的学生运动）等会面，共同讨论东南分局的工作和贯彻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指示。在此之前，黄道曾将闽赣省委和所辖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共700余人集中在崇安县长涧源，随后又转移到同处武夷山麓的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并将这批红军游击健儿初步整编为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黄道到南昌不久，即担任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在新四军担任军分会委员兼驻赣办事处主任。2月，黄道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一起奉命到铅山石塘，首先将中共闽赣省委改组为闽赣特委，把当地党的领导工作交给了曾镜冰、王助等一批生死与共的骨干成员。接着，又代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将闽赣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任命饶守坤为团队长，曾昭铭为副团队长，下编3个营。此时，第五团已由最初下山的红军游击队700余人扩大到近1500人，有重机枪4挺，轻（花）机枪10余挺，另有2门迫击炮等重武器。历经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仍保存这么多部队和武器，在南方各大游击根据地可谓名列前茅。这也是黄道成为新四军创造者之一的一个重要条件。

同年2月25日，黄道带领第五团千余将士在整编地石塘镇举行军民抗日誓师大会，并一直送这支自己含辛茹苦培育出来的部队经河口到横峰。随后，英雄的部队开赴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集中。奔向抗日的战场。黄道也从此离开战斗了7年的武夷山区。陈毅元帅曾经这样评价：“在三年游击战争环境中，黄道同志尽了他毕业的绝大努力，也发挥了无比的革命天才……在与我党中央隔绝的情况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日战争的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是经过国共两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之后，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设立的，其作用非同小可，由黄道担任办事处主任，其责任也十分重大。办事处设在南昌市张勋公馆，直属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当时，为了掩护党的首脑机关，东南分局与驻赣办事处溶为一体，对外基本上以办事处名义开展工作，并与分局所辖的各个省委、特委保持联系，实施领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指导新四军在东南各省设立的办事机构的工作，其中有湖北省的通山、湖南省的平江，浙江省的温州、平阳、丽水和福建省的福州、崇安、龙岩等办事机构，还直接领导设在江西省境内的景德镇、瑞金、吉安、河口、贵溪、池江、马坳、慈化、金（溪）资（溪）贵（溪）、恩顺、瑶里、大港、石塘、黄岗等14个新四军办事处，留守处或通讯处。这些办事机构对内实际上都是党的一级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东南分局制定的大胆发展的方针，黄道在江西全省，尤其是赣东北老区，恢复和吸收新老党员，使人数有成倍成倍的增加。到1939年6月底，全省党员人数达到18330.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以及遍布各地办事机构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直接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全力为新四军扩充兵员，筹款筹资，输送军用等物资支援前线，事实上成为新四军最强有力的后勤部。而黄道就象当年为“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输送大量物资一样，当好了新四军这个最大的“后勤部长”。

如果说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需要日理万机，黄道还担任了东南分局的宣传部长，统战部长，还需要分出大量的精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与策略，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更必须具备过人的睿智与毅力。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之后，国民党军队在江浙战场上节节败退，南昌成了最靠近前线的大都市，许多沦陷区的抗日团体、政界和文化界人士以及流亡青年学生纷纷聚集到南昌，虽说抗日气氛浓厚，但也需要去引导、去组织，才能产生最佳成效。当时，黄道以办事处主任身份，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通过举行招待会、恳谈会、讲演会等，广泛联系各党派、无党派及教育界、工商界、文化界等各方面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他广交朋友，其中有国民党上层人士李烈钧、彭万程、李中襄乃至蒋经国等 ，无党派人士有许德珩、孙晓林、孙孟起、王造时、罗隆基、雷洁琼等大批有识之士。他（她）们都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黄道还通过各种途经，采取各种形式，把本地和外地的各界人士组织起来，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其中有：“江西青年服务团”、“江西宣慰工作团”、“上海职业青年战地服务团”、“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平津沪学生流亡团”、“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青年抗敌后援会”、“南昌农民工作团”、“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江西妇声社”、“南昌文化界救国会”、“江西青年战时工作团”、“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南昌市学生青年联合会”、“音教会抗敌剧团”、“江西省抗战歌咏协会”等等。这些抗日救亡团体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共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深入社会走向城市和乡村，或组织文艺演出和歌咏活动，或办刊办报，广泛宣传，或举行集会，演讲鼓动，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动员了一批批热血青年参军参战、或捐款捐物，亲赴前线为战地服务，以实际行动投入神圣的抗日救国战争。这些显著成效的取得，与黄道的革命天才同样密不可分。

1938年5月，为了批评当时流行抗日战争“亡国论”或“速胜论”的错误思想，阐明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相继撰写了《论诗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军事著作。3个月后，黄道根据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深刻体会，结合自己领导游击战争累积的丰富经验，并针对党内外有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倾向，撰写了长达8万余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全书共分9章：第一章论述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可以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巨大作用；第二章论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三章论述游击队的组织，编制，发展和游击队指战员必须具备的多种条件；第四章论述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有战术问题，同样有战略思想与战略要求；第五章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斗动作；第六、七章论述游击队的行军与宿营、侦察与联络；第八章论述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强调游击队没有政治工作，没有鱼水般的军民关系就不能生存；第九章论述肃奸工作，对于混进游击队的汉奸或敌军侦探，一旦掌握确凿的证据，务必严惩肃清，避免遭受意外，腹背受敌。这本专著对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指导作用，表现了著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卓越的军事才能。黄道这个名字更加受到广大抗日民众的敬仰，一切敌人对他也更为畏惧。

1939年3月24日南昌沦陷前夕，已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更名的东南局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分别迁移江西上饶和吉安两地。黄道到吉安已不再兼任办事处主任而调回东南局工作。于是他从吉安经上饶到浙江金华，与东南局副书记曾山一起，会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公开身份，从重庆来到东南抗日前线。4月4日、5日，黄道相继安排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福建省委组织部长范式人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并安排周恩来在东南局及闽浙赣三省党的领导人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接着，黄道又陪同周恩来先后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和江西省国民政府所在地吉安，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诸多交涉，推动了抗日战争局面的向前发展。

周恩来离江西赴广西桂林，黄道一直送到樟树才依依惜别。他欲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开始新的工作，途经铅山县河口镇时却突然发病，经党内同志劝阻住进河口大同旅社，并在当地问医治病。令世人意想不到的是，早就对中共杰出英才黄道怀恨在心的国民党当局，竟然趁机下毒手。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头子张超指派特务吕鹤年等，买通第三战区医院的医生，假治疗之名，竟丧心病狂地注射毒剂。5月23日，黄道殒命离世，年仅39岁；中共中央东南局发生《关于追悼黄道同志的通知》。6月3日，中共福建省委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在河口镇隆重举行有数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陈丕显代表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前来吊唁并致追悼词。

追悼大会之后，黄道灵柩移葬武夷山崇安县长涧源；黄道蒙难河口镇之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真相大白，其灵柩也从福建长涧源移葬江西上饶市区。

遗作收入《黄道诗文集》。

黄道同志思想境界高尚，犹如他正气凛然的诗章：踏火归来又赴汤，只身亡命是家常。东西南北路千里，父母妻儿各一方。叹息斯民犹困顿，驰驱战马未玄黄。烽火稍憩农夫舍，索得浓茶作胆尝。临终前，他嘱咐身边的亲人和战友，要“革命到底，抗战到底”。

陈毅称赞他是“江西人民革命领袖，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抗日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