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负生(1891年8月 -1922年4月),原名黄凤清,祖籍安徽
休宁,生于湖北武昌。1921年经
陈潭秋介绍加入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是建党前全国最早的57名党员之一。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积极投身
五四爱国运动,参与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人、学生和妇女运动。
人物生平
黄负生,原名凤清,生于1891年8月,祖籍安徽休宁,父亲到湖北做官,全家迁居
武昌,于是他在武昌长大。黄负生的母亲是大家闺秀,通晓文墨,深明大义。在黄负生父亲早逝后,母亲一边做针线、纺织维持全家的生活,一边教他诵读诗书。家道中落,让黄负生接触到社会下层的生活,萌生了变革社会的想法。而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他探索社会变革思想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1911年10月,
武昌首义爆发,就读于武昌昙华林工业传习所的黄负生投笔从戎,以高度的热情参加了革命军,期望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但现实很快给他浇了一盆冷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见此情景,黄负生悲愤不已,他写道:“汉家边塞连烽火,楚国衣冠半沐猴。北望逐鹿知未已,中原从此不胜愁。”
革命不成功,黄负生并未意志消沉。据省博物馆所藏其遗物看,1914年,黄负生与汉阳渔家女王纯素结为百年之好,当时他在妻子的嫁妆镜子背面写诗:“天地山河/有情无情/皆能觉照本体/却不留纤微尘影/这便是菩萨心”。诗中以镜为喻,化用佛学,表露出他向上的心境。婚后,黄负生从事教育工作,继续探索救国之路。
1915年,黄负生与“青年楷模”
恽代英相识,他们召集同道,结成诗社,彼此唱和,互相砥砺。1916年,黄负生创作《如是斋随笔》,发表在《光华学报》上,他对有些青年浪费光阴而不能成就事业表示痛惜。黄负生还从佛学中寻找救国救民的思路,认为佛学最重视的平等与博爱也是革命者应有的精神。
1917年,黄负生到武昌中华大学任教,同时为了生活,也在汉口致忠中学、辅德中学兼课。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黄负生积极投身到这场爱国运动中。黄负生与恽代英、
林育南等在汉口华商跑马场组织了万人国民大会,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同时,他们还发动商人罢市,以壮声势。但在发动商人罢市时,军阀政府不允许他们散发传单。面对难题,黄负生提出“纸扇传檄”的主意,即在纸扇上写上“为了救国,全市商店罢市,此扇请传观”等字样,以纸扇代替传单,成功地劝说了武汉三镇不少商家响应义举而罢市。
1920年,黄负生参加恽代英创办的
利群书社,不久就与朋友们一起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并任主编。他们深入调查工人的生活状况,批判黑暗的现实。同年8月,根据调查的情况,黄负生和
刘子通、陈潭秋一起撰写了《汉口苦力状况》一文,以“刘云生”为笔名,发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刘”即刘子通,“云”即陈潭秋(陈潭秋字云先),“生”即黄负生。文中称:“汉口劳动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驮货一类,人数既众,生活尤难,疾病死亡,无人过问,自生自灭,若异类之不如。彼等所受之苦痛,实人生之难堪者。”下层民众的苦难跃然纸上。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黄负生在陈潭秋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改组为
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黄负生任宣传委员。由于当时大多数党员是单身,只有黄负生已婚且有子女,便于掩护党开展工作,所以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由黄负生夫妇出面在武昌黄土坡租了一栋三层小楼,作为党的机关驻地。在这个简陋的楼房里,党刊《武汉星期评论》编辑部、中国劳动组合会书记部武汉分部、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都在此办公或开展活动。
作为宣传委员的黄负生主要在学生和工人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黄负生改革教育,选用《新青年》等时文作教材,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省立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黄负生组织妇女读书会活动,挑选青年骨干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为日后的湖北女师学潮奠定了理论和组织基础。黄负生还在主编的《武汉星期评论》上致信读者:“宁可为真理的牺牲者,不可为强力的征服者。”“教育前途,黑暗万丈,要想将来放一线的光,全仗有觉悟的青年共同努力。”在上课之外,他在党的机关驻地接待了大量来访的工人。他发表时评《军阀脚下底自治》,创作小说《夕阳会》《和平的死》,政治讽喻诗《湘鄂战争》,新诗《奴婢》《婚姻制度下的普遍哭声》,呼吁社会关注、改变工人的悲惨生活。
黄负生既要在各个学校讲课,为生活奔走,为党组织筹集活动资金,又要忙于党的宣传工作,领导工人运动,他的身体在长时间的透支中,不幸患上了咯血症,而这时又与执教的
中华大学当局发生了冲突,最终导致他一病不起。当时,《武汉星期评论》刊登了一封学生揭发中华大学当局腐败的来信,中华大学校长
陈时得知此事后,在召开教职工会议时,说黄负生污蔑了学校名誉,要他交出投稿人的信息,黄负生断然拒绝,表示要保护自由言论,并要求学校检查自身的腐败问题。最后,陈时命人将黄负生推出了会场。据中共一大代表
包惠僧回忆,黄负生回到家后,与他和陈潭秋谈到这场冲突时,“脸色由发青到发红,一时咳嗽与气喘发作起来,当时即吐了几口鲜血”。冲突发生后,中华大学解聘,湖北女子师范也不再续聘,患有咯血症的黄负生卧床不起。后来,陈时听闻黄负生病重,拿银元到黄负生家慰问,被黄负生骂出。
1922年春,
毛泽东为了揭露湖南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恶行,在武汉中共党的机关,住了半个月左右,期间,毛泽东与病床上的黄负生有多次交谈。同年4月,黄负生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武昌花园山仁济医院。遵照他的遗嘱,陈潭秋、
刘子通等将他安葬在武昌洪山狮子山。
1922年5月7日,上海《国民日报》的《觉悟》副刊刊登陈潭秋的悼念文章《负生底病——死》,文中说:“我们之中算负生思想最前进,最多能的了,他会诗能文,又演过戏剧,写剧本,又写论文又办报……他死时,那么年轻,我们都非常可惜,说他是‘蛾子!蛾子!不飞不死!’”为了信仰,哪怕是死,也不能停止脚步,是对黄负生最中肯的评价。
主要事迹
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
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迷茫中醒悟的黄负生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积极阅读《新青年》《共产党》等进步刊物,创办了《道枢》《互助》等先进期刊,是武昌中华大学校刊《光华学报》以及武汉学联《学生周刊》的主要撰稿人。黄负生是党的一大召开前最早的50多名党员之一,党成立后担任武汉区委宣传委员兼党刊
《武汉星期评论》的主编。黄负生反对封建思想,倡导新观念,尤其从改造社会和改造教育入手,倡导教育公平,妇女解放,提倡新的家庭观和教育观。
1916年,黄负生在《妇女杂志》发表了用改良的文言文撰写的《余意中之新家庭》,抨击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和禁锢妇女自由的封建礼教,主张社会分工明确,男女平等,倡导建立“以老幼男女,分工任事,各出所得,公之于众”的有序社会。与此同时,黄负生还十分痛恨当时腐败的教育制度,主张教育改革。如1921年,在《武汉星期评论》上,黄负生推荐连载了刘子通的《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赞同其所提出的诸如“修正现行学校系统及义务教育之规定”,推行社会的教育政策,扩充男女共校等建议,认同其所主张的教育改革是“社会根本改造之策”的观点。随后,黄负生还代表《武汉星期评论》社,致信青年读者,指出:“教育前途,黑暗万丈”,勉励青年为教育改革努力奋斗,“宁可为真理的牺牲者,不可为强力的征服者”,推动地方教育整顿和教育革新。
封建制度的批判者
黄负生年幼时父亲早逝,家道中落,靠母亲针线纺织和亲友的救济得以上学读书。由于亲身经历过清苦生活,使他对豺狼当道、民穷财尽的社会状况甚为不满。他忧国忧民,体恤人民疾苦,十分关切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注重批判封建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制度,尤其对封建社会的没落和强权政治的黑暗十分痛恨。
在新思想的冲击下,黄负生发表了大量揭露社会底层民众惨淡生活的文章,如1916年发表的小说《孤儿》,1921年发表的散文小说《和平之死》以及诗歌《湘鄂战争》等,通过运用不同的文体,描述了社会不同底层人群,包括孤儿、老人、鞋匠、士兵、奴隶等弱者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对军阀阶级压迫剥削制度的痛恨。黄负生认为要改变社会现状,必须揭露封建军阀的虚伪面目,打破民众对军阀统治的幻想。1921年8月,黄负生在《武汉星期评论》发表《军阀脚下底自治》一文,揭示了军阀自治运动“受军阀底施与,受军阀底卵翼”的本质,主张对这种“冒牌自治底军阀和官僚根本推翻!”黄负生的这一思想表明他已经站在了时代的前列,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观察社会问题。9月,在《湘鄂战争》一诗中,黄负生更是发出“战士之命贱如狗,将军挥金如粪土”的感叹,讽刺封建军阀统治下混乱的社会秩序,警醒广大群众不要做军阀黑暗统治的工具和牺牲品。
工人自己的宣传家
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途径。黄负生一方面十分关注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积极推动和领导工人运动,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重要启蒙者。
为了唤醒民众的觉悟,扩大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引导工人运动的发展,黄负生如实报道工人的生存现状,领导工人罢工运动的开展。五四运动爆发后,黄负生在
《学生周刊》上用白话文进行宣传工作,与恽代英等人在汉口阅马场召集会议,号召工人、商人、学生开展罢工、罢市、罢课运动。1920年,黄负生着手研究汉口地区码头劳动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刘子通、陈潭秋在《新青年》合发《汉口苦力状况》一文,发出了“汉口劳动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驮货一类”“彼等所受之苦痛,实人生之最难堪者”的感慨。1921年5月,汉口租界发生人力车工人罢工运动,黄负生热情接待工人代表,了解工人诉求和罢工斗争的开展,总结罢工斗争经验并如实报道工人罢工情况,推动了罢工运动的发展。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人运动,黄负生积极推动成立工人运动领导机关。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黄负生积极参与分部工作,领导工人运动,为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正当黄负生不辞辛苦、激情昂扬地奋战在党的革命战线之际,却因拒不交出揭露中华大学政治黑暗面的文章原稿和作者信息,被强权势力威逼利诱并施以暴力,致其肺痨加重,于1922年4月7日不幸逝世。纵观黄负生革命生涯,尽管短暂,但他为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宣传以及工人、学生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评价
“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1922年,毛泽东在探望病重的黄负生时,曾如此评价两湖地区革命宣传队伍中的黄负生。1922年2月,为了揭露军阀
赵恒惕惨杀湖南早期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的罪行,在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途中,毛泽东停驻黄土坡中共武汉区委机关,并多次探望卧病在床的黄负生。在与黄负生交谈期间,毛泽东称赞:“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
蔡和森是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湖南学联机关刊物《湘江评论》的主持人之一,毛泽东将黄负生与蔡和森相提并论,可见对黄负生革命理论宣传工作的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