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苏（1896～1975）安徽舒城人。原名黄玄。北京少年学会成立时首先加入，后成立南京分会。曾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讲文学概论。著有《谭心》。

1924年，1月6日，黄仲苏在《创造周报》第35号上发表《梅特林的戏剧》 （连载两期），介绍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主要作品，并称赞梅特林克“不仅是诗化的戏剧家，他还是音乐化的戏剧家”

钱基博

原载《光华大学半月刊》1935年第4卷第3期。后收入刘梦溪主编；钱基博著；傅道彬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朗诵法》者，当代之绝学，而吾友黄仲苏先生之所著也。近世文章道尽，士不悦学。其粗通古学者，往往专治古人名物制度训沽书数，曼衍杂说，沾沾自喜；而于词章语言之妙，罕知吟会。其尤甚者，敢为诡诞，自轻家丘，曰：“彼都人士，治文学者不如是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渐趋异，故喉唇红纷；在昔刘彦和之所深叹；而今有甚焉者。独仲苏以名公子，生长典训，负笈海西。精研文字，而衷之于家学。每谓余曰：“西方作者，无不于涌读下功夫。一篇之成，必开朗诵会以质正于名家。不意邦人材子，弦诵辍响，乃同《广陵散》。吾子以文章有名，盍出一言以正之！”余闻之悚然，遂为论桐城家言因求气之法。仲苏尝喜其说之有契也。展诵是书，亟发深言，古训是式；阐以科学。唯英才特达，则炳耀垂文，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有伦有脊，悬诸日月焉。乃索余序以明其旨。

余谓古人诵与读异。《说文》：“诵，讽也。”“读，诵书也。”盖诵者讽其文辞，读者籀其义蕴。《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贾公彦注：“以声节之曰诵。”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此诵与读之辨也。后之人混诵于读，操觚书尔，摘文乖张，而不识所调。于是桐城家者出，乃倡“因声求气”之说。长老所传：刘大櫆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鼐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夫文学之兴，造端歌谣。托风采，散郁陶，涤畅情性，岂徒语妙；而顿挫抑扬，尤重音节。刘大櫆不云乎：“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予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近人论文不知有所谓音节者，至语以字句，则必笑为末事。此论似高实谬。作文如字句安顿不妙，岂复有文字乎。但所谓字句音节，须从古人文字中实实讲贯通，始得；非如世俗所云也。夫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一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此著见大櫆《论文偶记》者也。

姚鼐得法大櫆，首唱宗风，尝序所为《古文辞类纂》，谓刘先生年八十，犹喜谈说，见则必论占文，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嬗之后进，义无所让也。观其所以诏弟子者曰：文章一事，而其所以致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气遣辞。理充于中，声振于外，数者一有不足，则文病矣。作者每意专于所求，而遗于所忽，故虽有志于学而卒无以大过乎凡众。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收古人之具美，融合于胸中，无所凝滞，则下笔时自无得此遗彼之病也（见尺犊《与陈硕士》）。深读久为，自有悟入。夫道德之精微，而观圣人者，不出动容周旋中礼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见尺犊《与石甫侄孙》）。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见尺犊《与陈硕士》）。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同上）。文韵致好，但说到中间忽有滞钝处，此乃是读古人文不熟。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昧，得彼之长，悟吾之短，自有进也（同上）。夫学文者，利病短长，下笔时必自知之；更取以与所读古人之较量得失，无不明了，充其得而究其失，可入古人之室矣（见尺犊《与鲁宾之》）。此鼐之所以为说也。

鼐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梅曾亮，桐城有方东树、姚莹，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而曾亮最老寿后死，仕宦京朝。同时为古文者，群尊之为师；鼐之薪火，于是烈焉。而曾亮之说曰：古文与他体异者，以首尾不可断耳；有二首尾焉，则断矣。退之谓六朝文杂乱无章。人以为过论。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复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谓无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气者也。欲得其气，必求之于古人；周秦汉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诵乃可，夫观书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而入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有间也（见文集《与孙芝房书》）。罗台山氏与人论文而自述其读文之勤与读文之法，此世俗以为迂且陋者也。然世俗之文，扬之而其气不昌，诵之而其声不文，循之而词之丰杀厚薄缓急，与情事不相称，若是者，皆不能善读文者也。文言之，则昌黎所谓养气；质言之，则端坐而涌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即昌黎之言也。文人矜夸，或自讳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难知之词。明允可谓不自讳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鲜。台山氏能信而从之，而所以告人者，亦如老泉之不自讳。吾虽不获见其人，其文固可以安坐而得之矣（见文集《台山论文书后》）。

湘乡曾国藩与曾亮同官京朝，以文章相磨切；而雄直之气，宏通之识，一时无两；至乃亟许于鼐，列之《圣哲画像记》，以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然自明其所以入手之方，则曰：退之论文先贵沈浸?郁，含英咀华。姬传先生亦以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四者并称（见文集《复吴子序书》）。熟读而强探，长吟而反复，使其气若翔翥于虚无之表，其辞跌宕俊迈而不可以方物；抗吾气以与古人之气相翕（见文集《复陈太守宝箴书》）。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慨；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自觉琅琅可诵矣（见家训《字谕纪泽》）。盖所以诰及门者如此；所以诏其子者亦无不如此。门弟子著籍甚众；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号称能传其学。汝纶之才大，而裕钊则以意度胜。裕钊初谒国藩，国藩为朗涌王安石《泰州海陵县主薄许君墓志铭》，声之抑扬诎折，足以发文之指趣。裕钊言下大悟，自此研讨王文，笔端日益精进。

汝纶尝谓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放卓然为一代大家。近时张廉卿又独得于《史记》之谲怪；盖文气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诡诙，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见尺犊《与姚仲实》）。所以推裕钊者甚至。而观裕钊之所以与汝纶相讨究者，则以为：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词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句，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词、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混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至，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宁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间生而成文者，皆未尝有见其营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从。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观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后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则务通乎其微，以其无意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心与古人欣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若夫专以沈思力索为能事者，固时亦叮以得其意，然与夫心凝形释，冥合于言议之表，则或有间矣。故姚氏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辞气与法胥从之矣（见文集《答至父书》）。

自吴汝纶以下，传授心法，莫之或异。而以揆诸仲苏所论，如车之合辙，如符之相契；然后知桐城家言因声求气之法，信有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焉。独念余二十二岁，客会稽陶杏南先生之江西提法使幕，方刻意为文章，日诵韩文，以为定程，声琅琅出户外。而陶公不以为可！谓：“子文畸于刚燥，余尝病之，而莫知其所由然，而久乃知子之病于诵也！古人文有阳韵、有阴韵。而后之人读其文者，抗坠抑扬，当随韵之阴阳而与为翕辟，如曾文正公所谓高声疾读以畅其气，恬吟密咏以探其趣。有宜出之喷薄者。有出之吞吐者。亢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渊泉之下，夫各有所当也。而子之诵异是。有亢而无抑，有高声疾读而无恬吟密咏，有喷薄而无吞吐，大声噌吰，往而不返；此其所以病也。在《易》乾之曰：‘上九，亢龙有悔。’夫文亦犹是也。戒之哉，毋固我。毋张皇！”博愧谢其言。三十年运而往，忽忽如昨日事，而陶公之墓木，不啻拱矣。遗言在耳。徒呼负负。呜呼！余病于诵，而卒以病余文；此陶公之所致砭也；何足以叙仲苏之书哉？用特申桐城家言因声求气之旨，以与仲苏相发者而弁于篇。

时在中华人民造国之二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无锡钱基博序于上海光华大学之南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