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光（1901-1993），1901年2月生，福建长汀人，1924年毕业于台北高等农林专科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6月至1961年11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93年4月15日逝世。

黄亚光（1901-1993），原名黄雨生，字逢霖，长汀县城关（今汀州镇）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十九日生。从小天资聪颖，喜爱绘画，常有人向他求画。1920年中学毕业，考入台北高等农林专科学校。求学期间曾因积极参加“中华会馆”学生集会而被日本军警羁押。1924年毕业，先后执教于厦门集美学校和省立长汀第七中学，并主编《长汀月刊》杂志，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926年底，与王仰颜等人组织成立国民党长汀县党部，积极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支部宣传委员。次年春执教于新桥省立乡村师范，组织革命团体“文学研究会”，影响了童小鹏、肖忠全等一大批先进青年，并利用举办“长汀训政人员养成所”的合法地位，为闽西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同年冬任中共长汀县委宣传部部长，运用密写方法为党做了大量情报工作。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解放长汀县城时，为毛泽东提供了《汀州府志》和《长汀县志》，并组织人员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六种人”调查会。3月20日，列席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1930年11月，任中共汀连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汀连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次年6月，被闽西肃反委员会当作“社会民主党分子”逮捕并判处死刑，幸得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毛泽民相救，被安排到中央政府总务厅任文书。后任国家银行调查处长，负责设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种纸币和公债券。他是中央苏区第一枚苏区邮票的设计人，也是中国共产党金融事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随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出版处处长，负责为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誊写文稿。1934年10月，被编入红星纵队参加长征，在长征途中仍然负责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文书、资料管理工作。

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主任秘书。1940年3月至10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1940年11月任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41年11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同月至1945年6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委员。1942年1月至5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审计处处长。同年5月至1945年任陕甘宁边区银行副行长。1943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研究各地财经机关统一领导委员会成员。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6月至8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委员。1945年至1947年11月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后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西北农民银行行长，为发展边区的财经工作做出了贡献。1948年12月起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委员。1949年2月至9月任陕甘宁边区第三届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经理兼西北财经分会委员。同年2月任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委员。5月至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行长，后上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副行长，参加国家货币人民币的规划、自制及发行等工作。1961年调福建工作，担任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1964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福建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1968年8月至1975年11月起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4月至1971年4月任中共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1971年4月至1975年11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83年8月至1985年6月任中共福建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成员。曾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3年4月15日在福州逝世，享年91岁。

1932年春，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指定黄亚光设计即将由国家银行发行的苏区货币，任务很艰巨。然而这项工作又迫不及待，因为此时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了苏区市场。在赣西南地区，各地还使用“裕民银行”的钞票、吉安商会的钞票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发行的“兑换券”。在闽西地区，用的是光洋、时洋、中国银行和中南银行的纸币，还有袁头毫等各种杂钞旧币。此外根据地还先后成立了东同平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它们也都发行了自己的纸币，货币市场相当混乱，给苏区发展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困难。

然而，由于苏区正受到敌人严重的封锁和“围剿”，各项条件都很差，甚至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工具都没有，加上黄亚光此前没有设计过货币，困难很多。毛泽民立即派人从白边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版等，黄亚光参照老钞票制作的特点，开始了苏区纸币图案的设计工作。他先设计了第一张伍分的银币券。在设计贰角、壹元银币券时，他曾想在钞票上设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头像，但毛泽东再三考虑，没有同意，后改用列宁头像。毛泽东还对黄亚光交代说，设计我们苏维埃政府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钞票花边是由外地弄来的一种广告商标纸上的花纹剪裁拼成的，每张纸币上都绘制了镰刀、锤子、地球、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分别摆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或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人以美观大方，又突出革命政治的感觉。最后审定的“苏币”不仅朴实精美，而且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表现出精湛的艺术设计水准。

货币图案由上海请来的一位雕刻铸版老师傅雕刻在铜版上，再送往坐落在瑞金叶坪乡洋溪村的中央印刷厂印刷。为了解决印钞纸缺少的困难，黄亚光与毛泽民等人到处收集烂布鞋底、废旧麻头，采集纤维较韧的雪花皮树皮，自己造印钞纸，为了防伪甚至添加一些羊毛在纸浆中。依靠中央印刷厂仅有的几架石印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和试印，一批崭新并散发着油墨香味的“苏币”终于印刷出来了。1932年7月开始，全面发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纸币，原江西苏区及闽西工农银行的纸币都停止发行，其货币逐渐回收。据黄亚光回忆，1932年下半年内，国家银行共印制了壹元银币票37.5万元，贰角银币票10.3万元，壹角银币票12.98万元，伍分银币票4.83万元，使苏区有了自己统一的货币。

1932年，黄亚光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部委托，设计了苏维埃邮政邮票。他在创作设计邮票图稿时，使用的工具只有毛笔和从文书科借来的一支圆规。尽管条件困难，但这位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革命精神进行创作设计，并不断听取群众和有关领导的意见，虚心修改设计图稿。经过努力，他在图稿上画出了象征工农联盟的苏维埃旗帜，画出了所向披靡的红军军旗，画出了整装待发、在革命战场上冲锋陷阵和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的红军战士等图案。他还用苍劲的楷书，在邮票图稿中写上“蘇維埃郵政”。这些图案，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革命战争的场面，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深受广大劳动群众的喜爱。

关于邮票的设计时间，据黄亚光回忆是在1932年三四月间。当时，中央财政部正在紧张地筹备建立国家银行，黄亚光接受任务时，先设计钞票，后设计邮票。邮票设计稿分两次完成，先经过内务部审查，报送中央政府后，经副主席项英等领导最后审核确定。由于中央政府决定5月1日建立邮政总局并开始发行邮票，而先于邮政总局在4月建立的国家银行正紧张印制钞票，因而，中央印刷厂的任务相当繁重，无法大量印刷邮票。所以，黄亚光第一次设计的邮票，只能是先印其中4种以应急用，其余的以后再陆续印制。

由于国民党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印刷条件十分有限，印刷邮票的专用材料如纸张、油墨、制版用胶片等相当匮乏。针对这些困难，中央内务部和印刷厂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克服。印刷邮票用的彩色油墨，有一部分是通过地下交通从白区采购而来，一部分是印刷工人用墨烟、松脂作原料，掺合植物油经土法配制而成的代用品。邮票制版的关键材料照相用胶片，则要通过地下交通和白区商人从广东潮汕一带秘密购进，由于困难很大而经常缺货。印刷邮票用的纸张，均采用赣南、闽西当地以毛竹为原料生产的土纸——玉扣纸和毛边纸。其中，除一部分用玉扣纸外，大部分用的是毛边纸。闽赣山区每年生产土纸的最佳季节为三四月间，过了季节，竹麻就要长大、开叉变成竹子。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造纸所需的重要原料石灰的来源短缺，致使纸农无法正常生产，造成生产脱节。苏区有关部门则通过调剂余缺和收购废旧土纸重新打浆再造，一度缓和了钞票、邮票用纸的紧张局面。

在当时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印制邮票难度很大。由于邮票面积小，制版难度相对增加。黄亚光虽有印制纸币的经验，但对邮票印制却颇费了一番功夫。邮票印制时，最初采用木刻版，因印刷效果不佳而改用石版。由于制版胶片不能及时搞到，黄亚光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先将图稿画在纸上，绞动石印机，运用墨染法技术将图稿压印在石版上，然后利用水、油相斥的原理制成若干子模再行翻印。用这种方法制版，速度缓慢而且工序非常繁琐，稍不注意就会压坏图稿。尽管这样，黄亚光和印刷工人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邮票制版获得成功。

在邮票印刷过程中，由于彩色油墨紧缺，加上品种来源又不统一，要调配到刷色与原稿颜色一样是很困难的。所见苏维埃邮政邮票都是采用单色印刷，在相同图案的邮票中，其刷色有明显的深浅不一，甚至颜色变异等，这些都同当年油墨的质量和调配技术等原因有关。由于缺乏技术和打孔设备，加上战争等原因，苏维埃邮政邮票的印纸均无水印，邮票出厂时，均无背胶和齿孔。有小部分邮票打有不规则的齿孔，系当年邮票运到地方邮局后，为方便销售才使用非正规机器打孔(如使用手摇缝纫机)，这种打孔方式称“地方打齿”。

黄亚光在1931年调苏区中央政府总务厅出版处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常为《红色中华》画漫画，还兼任《青年实话》特约绘图员。代表作有《武装保卫苏联》、《咄！你想偷吃土地革命果实吗？》、《粉碎五次“围剿”》、《红军的壮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