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鹤年堂，成立于1405年（明永乐三年），是由元末明初著名回回诗人、医学养生大家丁鹤年创建的。鹤年堂原址坐落在现宣武区菜市口大街铁门胡同迤西路北，骡马市大街西口，与丞相胡同相对，与回民聚居的牛街相邻。鹤年堂是真正的“老北京”，它比故宫和天坛要早十五年，更要比地坛早一百二十五年。

600年老字号北京鹤年堂药店创建于明朝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地处现在的骡马市大街西口,坐北朝南,与菜市丞相胡同相对.几百年的历史沧桑.经营方式为批发兼零售,经营中药饮片,中成药,西药制剂,医疗器械等,该公司30人具有医药药学职称.鹤年堂药品经营公司其主要机构设置为一个批发部和六个零售门市部。

鹤年堂药店：

“本市药业最久、声誉最著者，若西鹤年堂，起于明”。鹤年堂的始创地在菜市口大街铁门胡同迤西路北，因在城西，故名“西鹤年堂”。鹤年堂最有名的当属汤剂饮片。其药品选料考究，炮制精心，刀工精细，利于煎服，疗效显著。民间素有“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的赞语。在中药的上、中、下三品中，鹤年堂特别重视施“上品药”于“未病”者，“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不老以延年；施“中品药”于将病者，“养性以应人”，适症修补虚损；对已病者，慎施多毒的“下品药”，“主病以应地”，病愈既以上、中药调之。近些年来，鹤年堂挖掘整理并研制出一大批养生制品，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鹤年堂私藏的宫廷秘方，将老号的中医养生文化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早在盛唐时期，菜市口所在的广安门内大街当时叫檀州街，是幽州城的闹市区。到了明清，外省人士进北京城主要有两条路：水路是京杭大运河过通州进北京；陆路是京汉路沿线过卢沟桥由广安门进北京城，一进广安门就是菜市口，所以这里客栈会馆云集，商铺茶楼林立，终日行人不断，热闹非凡，据杨懋建在《京生杂录中》描述：“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财神会馆；少东铁门有文昌会馆，皆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征歌者，多在此，皆戏园也”。鹤年堂就位于菜市口大街路北，属于中心地段，而门前正匾“鹤年堂”三个大字又为明朝首辅、权倾朝野的严嵩亲笔题字，招牌醒目，于是自然成了进入北京最明显的标志，以至人们介绍进京之路时，常把鹤年堂作为方位物：过了卢沟桥就是广安门，过了广安门，看见鹤年堂就算进了北京城了。明清两朝曾在北京活动的文人、政治名流，与菜市口不沾边的恐怕没几个。严嵩、杨椒山宅邸都在附近；仅原菜市口胡同，就曾住过曾国藩、左宗棠、刘光第、蔡元培等；秋谨曾在胡同内的女学堂任教习，李大钊曾在胡同内创办过《晨钟报》。谭嗣同故居、鲁迅故居、康有为故居都在附近，又都与鹤年堂近在咫尺。到了清顺治皇帝“定鼎燕京“，君临天下以后的数百年间，菜市口又成为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法场了，据《礼记.王制》中记载：“爵人于朝，与土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可见将闹市做法场的历史在中国是很悠久的，清朝只不过是延续传统罢了。肃顺、“戊戌变法”中的“六君子”、据说明朝良臣杨继盛都是在菜市口鹤年堂前被杀。

每逢官府要杀人的前一天，鹤年堂都会被告之：明日行差，准备酒食，切勿外传，日后付款。到了第二日，药铺要关门停业，监斩官、刽子手们先集中在鹤年堂时大吃大喝一顿，酒足饭饱后，在鹤年堂门口放好监斩台，午时三刻一到，监斩官朱笔一圈，顷刻间人头落地。因此，”鹤年堂前讨刀伤药--死到临头“就成了老北京的一句俚语。一般行刑之后，刽子手照例会向鹤年堂讨点安神药，而围观的人往往是一拥而上，有的抢绑犯人的绳子，据说拴牛拴马不会惊；有的抢着买监斩官的朱笔，说是可以驱魔避邪。更有一些犯人家属，在事前买通刽子手，请他在人头落地时，适时用一个大馒头塞入死者的脖腔，以防鲜血溅出，阴魂不散。因此，人血馒头的故事在清代就传得很远，据说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就是吸收了这样的典故而创作的。早年间，这样的血馒头，鹤年堂也曾保留过。

鹤年堂就在这闹市、名人、法场与治病救人之圣殿的矛盾的交融中，以文人开店的独特之风，集鸿儒雅士风范与中医、中药、养生为一体，六百余年长盛不衰，名闻遐迩，不但养生治病名方医法留传后世，更有严嵩父子、明朝忠良杨继盛、抗倭名将戚继光、变法先驱谭嗣同等历史名人与鹤年堂许多历史的典故和传说，共同演绎了鹤年堂六百余年历史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