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卢瑟·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1937年4月5日-2021年10月18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美国军人，上将军衔，第65任美国国务卿，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任职美国国务卿的非裔美国人。在1990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第一位担任此一美军最高军职的非裔美国人。

1937年4月5日，科林·卢瑟·鲍威尔出生于美国纽约，家住纽约哈莱姆区的莫宁赛德大道，父母是牙买加移民，父亲卢瑟·鲍威尔是码头的搬运工，母亲是缝纫工。

1943年，鲍威尔一家迁到了南布朗克斯亨茨克地区，鲍威尔可以说是在凯利大街952号长大的。那时，布朗克斯有很多犹太人，还有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因为凯利大街街区稍微有些弯曲，因此很多年来它一直被叫做“香蕉凯利”。那时，这个地区几乎没有篱笆，但人们总是把门窗关得牢牢的。经常有盗案发生，吸毒也逐渐开始蔓延。当然，犯罪和暴力尚未严重到后来那么厉害。

在早先的那些年中，科林·鲍威尔的头脑里种族归属意识几乎没有，因为在“香蕉凯利”不存在少数民族问题。后来，随着年龄增大，社会接触面越来越广，种族问题开始在鲍威尔脑子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象。他发现，犹太人、波多黎各人、黑人到处都是冲口而出的表明种族属性的称谓，有时甚至引起殴斗。而这又往往并不是为了争个“你低我高”，只是为自己的这一群人出口气。

科林·鲍威尔的读书天赋并不高，在小学里，有一个阶段他甚至被安排在专为学习困难的学生而办的“慢”班里。但他是个温顺的、听话的好孩子，爱听美妙悦耳的民间音乐或英语诗歌，爱吃香蕉、烤羊肉、大米饭和豌豆。稍大一些，他就利用假期去打工，曾在一家百事可乐厂当过搬运工。后来鲍威尔自己也承认，少年时代他并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

1954年2月，离鲍威尔17岁生日还差2个月，他从莫里斯中学毕业了。那时，除了在课堂上学到的有限的书本知识和课余打工时学会的某些技巧，他一无所长。不过，在莫里斯中学时，鲍威尔的体育竞赛成绩优异，为此还获得了学校的荣誉。但过了不久，他觉得在范科特兰公园里作越野跑很乏味，就改跑400米。再后来，鲍威尔又打过一段时间篮球。那时，圣·玛格丽特圣公会有一个篮球队，因为鲍威尔个子高，跑得快，所以教练给了他一个机会。美中不足的是，鲍威尔大部分时间都是当板凳队员，最终又离开了球场。命运决定鲍威尔与运动员无缘。

他这样有始无终，见异思迁，引起了父母的担心，他们没有明说，但鲍威尔心里有数。不过，他觉得自己确实也有一个突出的方面，他当时是一名优秀的牧师助手，很喜欢在圣·玛格丽特圣公会中承担的宗教责任。这里有组织、等级制度，常举行盛大的庆典。这个宗教世界据他后来回忆，与军队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按照父母的意愿，鲍威尔像姐姐玛里琳一样向纽约市立学院和纽约大学两所学校递交了申请，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他。选择哪一所学校，只需简单计算一下就行了。纽约大学是私立大学，一年的学费是750美元；纽约市立学院是公立学校，学费只要10美元。于是，他进了纽约市立学院。

1958年，鲍威尔获得纽约市立学院获地质学学士学位。在校学习期间，他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队，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在完成了步兵军官基础训练后被派往德国，同时晋升为中尉。随后，他先后被派到马萨诸塞州的登文斯堡、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堪萨斯州的莱文沃思堡和科罗拉多州的卡森堡等处任职。

1962年至1969年间，鲍威尔先后两次被派到越南参加战争，在越南战场上一共得了11枚勋章。越南的经历使鲍威尔牢牢吸取了教训：首先是使用军事力量应服从于政治目标的正确选择，那样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其次是在战略上须有正确的选择，应保证美国军人的生命尽量少受损失，这既是道义和责任所在，也是保持士气和国内舆论支持的基石。

1969年，鲍威尔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1971年毕业并获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五角大楼助理参谋长帮办办公室任职。1973年－1974年任驻韩国美军大队司令。此后历任第101空降师第2旅旅长兼美驻德国陆军第5团团长、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高级军事助理、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助理。1987年12月－1989年1月任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1989年，鲍威尔被乔治·布什总统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晋升四星上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任该职的黑人，也是最年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任职期间，鲍威尔参与指挥了美军入侵巴拿马、出兵菲律宾和索马里等重大事件。

1990年8月2日，科威特战争爆发，科威特王室的大部分成员逃往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8月3日，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布什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国务卿詹姆斯·艾迪生·贝克、国防部长理查德·布鲁斯·切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等人参加了会议。鲍威尔首先提出了政治上的问题。他说，我们是否有义务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布什总统深知鲍威尔的原则——这位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美国名将历来认为“没有合理的政治目标，就不能合法地使用军事力量”。总统立即明确而坚定地回答说：“我们与沙特阿拉伯订有条约，我们有义务……”至于是否应该动用军队去解放科威特，那就有待于联合国去讨论了。接着，鲍威尔就军事部署发表了他的看法。鲍威尔向总统指出：“应尽早将美国国旗插在沙特的沙漠上，但这样做的风险极大，如果伊拉克发动攻击，我们的部队极易受损。假如您最终决定动用部队的话，总统先生，那就必须采取尽可能大规模的行动，给予决定性的打击。选准靶子，确定目标，然后设法压垮它。”

这就是后来在海湾战争中使美国能以极小的伤亡代价换得了对萨达姆的辉煌军事胜利的重要指导原则——“强化选择战略”。如果没有海湾战争，也就没有科林·鲍威尔，这就是命运。驻海湾地区美军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后来回忆说，“强化选择战略”是鲍威尔提出并极力贯彻的。这种战略思想正符合这位杰出的黑人战将一贯的思维准则，如果谁有机会走进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屋内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帧白色字幅，题为“科林·鲍威尔的准则”，上书12条格言，其中一条是：“选择时慎重, 你便能获得。”

鲍威尔选择这样的战略显然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的。他深知萨达姆并不是那种西方舆论所谓的“战争狂人”，这位伊拉克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不想同美国全面开战。问题在于萨达姆心存侥幸：美国政府是否真下决心卷入海湾地区的军事冲突？美国人民愿意看到自己的军人为科威特这个小国流血牺牲吗？

鲍威尔当然也知道，战争如果进入持久阶段，美国军人的生命代价必然是昂贵的，而这会对美国民众的心理及国会的议员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很快主持制定了“90—1002作战计划”。这个计划规定要部署陆、海、空三军共25万人。鲍威尔认为，集结的兵力越多，优势越明显，战争的胜利就会来得越快，越彻底。

紧接着，五角大楼的战争机器便全面启动，鲍威尔接连发出了多道命令。美国本土、欧洲、中东、远东地区的美军基地都迅速行动起来，一架架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呼啸着冲上蓝天，一艘艘航空母舰、战列舰、驱逐舰劈波斩浪，驶向海湾……一个名为“沙漠盾牌”的在沙特阿拉伯大规模集结美国军事力量的行动计划很快付诸实施。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海湾危机的发展和变化。外交努力和军事准备同步进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有关决议，要求伊拉克军队立即撤出科威特，并赋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必要时采取一切手段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权利。

1991年1月17日凌晨，在美国总统布什的授意下，“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实施，海湾战争正式爆发。一批批美国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从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及停泊在海湾中的多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对伊拉克的机场、导弹发射架、装甲部队集结地及各类军事设施进行了反复、猛烈的轰炸。巴格达的夜空中火光冲天，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彻夜不息。伊拉克的空军力量不久就被摧毁，防空火力包括苏制的导弹在强大的美国空军力量面前显得招架乏力，尤其是美国采用了以电子干扰为主的多种高科技手段，在战场上明显占了上风。正如鲍威尔事后所说，这次在伊拉克夜空中发生的一阵接一阵的爆炸声，已开始了战争的一个新纪元，人们称之为“高科技战争”。“沙漠风暴”开始后不久，也许是得到了命运的启示，鲍威尔就对同僚及记者预言：这场战争将在3月1日结束。后来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这位四星上将在政治及军事上高度的洞察力和反应、判断能力。

2月24日，号称为“沙漠军刀”的多国地面部队开始进攻。使全世界军事专家和记者都略感意外的是，伊拉克所谓的精锐力量——共和国卫队并没有组织起强有力的阻击。人们纷纷猜测：是美军的连续空袭起了作用呢，还是萨达姆不想把自己的“老本”一下子拼光？总之，多国地面部队进展顺利。事实上，这正是鲍威尔“强化选择战略”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2月27日，鲍威尔向布什汇报：“到今天晚上，科威特战场上将不再有敌人存在了。”布什与鲍威尔及其他人紧急磋商后，很快决定将于2月28日上午停火。尽管当时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希望越过伊科边界对萨达姆的武装力量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但是鲍威尔对布什说：“ 总统先生，我们不该让人们认为我们是为了杀戮而杀戮，我们的胜利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立即停火……”布什同意这个观点，鲍威尔打电话将布什的停火决定通知施瓦茨科普夫。战争结束了。科威特解放了，萨达姆被迫接受了这一失败的局面，命运把胜利的旗帜交给了美国。科林·鲍威尔作为海湾战争的英雄，在美国及西方世界赢得了空前的声望。

硝烟甫定，鲍威尔就向新闻界解释了他对战争结局的选择。他说：“不错，逃出科威特的共和国卫队和坦克是比我们预料的多；不错，我们本来可以打死、打伤或俘获落在那个陷阱里的所有伊拉克士兵。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萨达姆今后的行为，有2000万人口的伊拉克对只有150万人口的科威特总是一个威胁，不管有没有萨达姆，也不管有没有共和国卫队。科威特的防卫有赖于它同那个地区的友邦和美国的安全安排。这就是战略现实。另一个现实是，我们在战场上与伊拉克军队交了锋，实现了联合国的目标，将它的有生力量消灭了一大半。“有人还会提出，在我们把萨达姆打得节节败退时为什么没有穷追不舍，直捣巴格达？有一点往往受到忽略：当美国节节胜利时，我们是在领导着一个执行联合国明确规定的使命的国际联盟。这个使命已经完成，当然，我们希望看到萨达姆由于给他的人民造成的死亡和国家受到破坏而被本国人民推翻。遗憾的是，这没有发生。“在海湾战争中，147名美国人献出了生命，另有236人死于事故或其他原因。从军事统计的角度讲伤亡不算大，但对每一个不幸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悲剧。”“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我不必同更多的父母说：‘我很难过，你们的儿子在围攻巴格达时失去了生命。’在总统何时作出停火决定这个问题上，我起到了应起的作用，我自豪而无愧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由于在海湾战争中的卓越贡献，美国国会授予鲍威尔美国最高荣誉奖—国会荣誉勋章。

1993年9月30日，鲍威尔退役，随即辞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务。

1995年，鲍威尔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出版。

2001年1月至2005年1月，鲍威尔任美国国务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

自从80年代，新保守主义就开始逐渐掌控美国舆论阵营。布什政府上台后，外交上锋芒毕露，四面出击，体现出竞选时提出的保守现实主义外交理念，“遵循的是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准则，奉行的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单边主义’外交”。尤其是9·11事件发生，美国遭到袭击后，鹰派主导的布什政府立刻找到了对外政策的方向。布什宣称:“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那一边!”他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句式，轻易就把当今的多元世界一分为二。随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抛出了“邪恶轴心论”、核态势评估报告和“新帝国”论鹰派开始疯狂地寻求一种新的对外政策，即“穿着反恐外衣的新保守主义政策”

对于外交事务，鲍威尔拥有自己的方式和特点。在以态度强硬、作风凌厉著称的小布什政府中，鲍威尔是核心人物中惟一的一位温和派人物，通常被人们视为比较典型的“鸽派”人物。鲍威尔曾表示，自己是一名战士，研究战争，但战争决不应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要尽一切可能去避免战争，“和为贵”是他信奉的宗旨，因此，他被称为“鹰爪鸽”。 鹰派观点和政策明显与鲍威尔坚守的外交思想和原则背道而驰，尽管困难重重，鲍威尔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他凭借自己良好的个人品质、忠诚的爱国精神、温和的中间立场，在中东地区展开了大大小小的外交斡旋。

对世贸大厦的袭击表明，恐怖主义已然成为全人类公敌。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新保守派也认识到在美国利益遍及全球、恐怖袭击无处不再的情况下，不可能独自完成反恐任务，需要国际合作，并不得不收敛单边主义。事件发生后，鲍威尔持续发出“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单独行事”的呼吁声音赢得了巨大国内外反响。这既是对鹰派单边外交的敲击，也是洞悉局势之后的警醒，更是鲍威尔倡导多边外交的表述。作为国务卿，鲍威尔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向恐怖主义宣战。

鲍威尔不断寻求各个国家的支持，很快，许多主权国家纷纷公开表明立场，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盟国也给了美国以最大程度的同情与支持，美国也表现出了对盟国的依赖与感激。“反恐这一主题使大国之间的合作有了新的动力和基础”。美国很快组建了规模空前的一支反:恐“合唱团”，从而为鲍威尔的多边思想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2001年10月，美国在阿富汗打响了反恐战争。在很短时间内，以很小代价就消灭了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塔利班政权和奥萨马的基地组织。一场小战，就在未来世界最具战略价值的地区占有一席之地，美国初步达到了反恐和资源、战略地区控制的双重目的。阿富汗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美国取得了反恐的阶段性胜利。国际合作也初见成效，虽然矛盾依然存在，但就国际合作这一点，国务卿鲍威尔的作用功不可没。

随着美国成功击溃塔利班，深入中亚腹地，鹰派对国际合作的工具性利用很快显露出来。美国的盟国特别是欧洲盟友发现美国正在“过河拆桥”。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得封国际社会支持，在利益面前却有意将其盟友的作用边缘化。很多美国高官都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对欧盟的不在意甚至不屑一顾。甚至针对法国、德国政府的反战做法，拉姆斯菲尔德大骂“老欧洲”没出息，引起美欧关系紧张。而后，在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环境保护及其他全球性问题上，美国和欧盟接连出现了严重分歧和利害冲突，同盟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痕。 国务卿鲍威尔不得不出面修复盟友关系。在2003年4月初的布鲁塞尔记者招待会上，鲍威尔用“一个老朋友胜过两个新朋友”的俗语驳斥了欧洲对美国不再重要的说法，并把伊拉克重建定单作为拉拢各国的筹码。

鲍威尔认为，阿富汗战争的成功会使鹰派收敛单边主义。而鹰派却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借口，将反恐范围扩大化，下一个目标瞄准了伊拉克。 从根本上说，鲍威尔并不反对对伊战争以及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只是在方式与手段上他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即主张政治、经济手段解决问题，如果开战则必须要获得联合国支持的多边方式。

鲍威尔对拉姆斯菲尔德倡导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做法极为反对。他认为：遏制政策可以取代轰炸，是迫使巴格达政权改换门庭的最佳途径。并认为“切尼等鹰派对基地组织和伊拉克有一种‘狂热’，使政府失去正确理智的判断”。他对有关伊拉克威胁的报告也不屑一顾，认为“满篇都是胡说八道”。但鹰派短时间内便成功说服小布什等人相信，伊拉克可能参与了恐怖袭击，并且将来还可能会向恐怖分子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推动总统命令军方进行伊拉克战争准备。

2002年8月，在与布什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举行长时间的会谈后，鲍威尔终于说服布什在对伊动武之前寻求联合国的授权。对他来说，联合国授权就是多边与国际合作的典型，哪怕只是道义上的支持。而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还在不遗余力地鼓动布什在下一年春季发动伊拉克战争，他们对联合国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进程毫无兴趣。

2002年11月，伊拉克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美国的军事威逼之下决定接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441号决议。在伊拉克同意武器核查人员重返巴格达后，国际的斡旋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美国的战争准备。但随着阿富汗战争的顺利进行，鹰派的游说和造势工作开始取得成果，到12月中旬，五角大楼己基本赢得了把反恐战争扩展到全球特别是伊拉克的主动权。鲍威尔极其孤立，不久后承认，“政府正在研究攻打伊拉克的各种方案”。他清楚，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无法遏止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战争脚步，因此他不得不接受现实。

当伊拉克战争在所难免之时，鲍威尔针对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提醒布什总统：伊拉克问题的核心不是如何打赢这场战争，而是战争结束后如何重建国家，“问题在于如何收拾残局”，随后，鲍威尔与鹰派发生争执。鲍威尔透露，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布什总统让他看一看美国是否可以从联合国那里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鲍威尔从他“战则必胜”的军事角度出发，建议战后应向伊拉克派驻更多部队，结果也没有成功。

2003年2月5日，鲍威尔受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理由进行阐释。在布什看来，用鲍威尔这位在外界看来是“鸽”派的人物作为自己战争政策的最佳推销员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就在鲍威尔去联合国安理会阐述美国对伊动武理由的前夜，他还与美国中情局局长特内特工作了一夜，直至筛选出真正的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据一位高级官员说:“鲍威尔强烈意识到情报100%准确的重要性，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声誉，当然，也会关系到鲍威尔本人的声誉。最后他还是无奈列举了连自己都难以置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后来事实证明有很多理由是不确切的。而美国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国际诚信也在一天之间灰飞烟灭。

纵而观之，任职四年内困难之多出乎鲍威尔预料之外，除了处理日常的外交事务外，为了两场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和两个核危机（伊朗和朝鲜），鲍威尔对外不得不四处奔波，寻求国际合作。对内，鲍威尔不得不与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等鹰派周旋。但是，鲍威尔的性格特点和对国家的忠诚决定了他既不可能因为困难而去职，更不可能因为个人恩怨而走人。他的这一责任感既来自于三十余年的军旅生涯，更来自于他对美国的感恩。

鲍威尔能够就任国务卿，是由于自身具有良好的人格魅力和个人素质，这一点被小布什所利用。9·11事件为鲍威尔外交思想提供了一个展示契机，“单边”暂时让位于“多边”。他凭借良好的个人品质和强烈的政治感召力开展外交工作。单就鲍威尔的地位和作用来说，自从鲍威尔被受命联合国际力量准备对阿富汗战争开始，他在政府中才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在国际事务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直到在他阻止对伊动武的交锋中失败时，他仍保持着这种影响力。但至于能否取得外交成就，这不是一个国务卿职位就能够决定的。

1961年，鲍威尔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结识阿尔玛·维维安·约翰逊，二人于1962年8月25日结婚，育有1子2女。

2021年10月18日早晨，科林·鲍威尔因新冠肺炎并发症去世，终年84岁。10月1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白宫降半旗悼念前国务卿鲍威尔。

11月5日，鲍威尔的葬礼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夫妇、前总统奥巴马夫妇、前总统小布什夫妇等共同出席了葬礼。

鲍威尔前国务卿是美国资深外交家。我们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他是“一位朋友”和“一位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誉和无与伦比的尊严的爱国者”。（美国总统拜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