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阳（1926年-2022年12月9日），原名刘美藩，出生于广东信宜，中共党员，1943年进入国立浙江大学中文系学习，亲历浙大西迁办学。

1943年进入国立浙江大学中文系学习，亲历浙大西迁办学。在遵义就学期间，鲁阳积极地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

1946年，鲁阳跟随浙大回迁杭州，在校期间鲁阳担任了学生运动刊物《求是周报》的副社长。

大学毕业后，鲁阳进入华北大学一部参加了短期学习后调到河北平山西柏坡的南庄，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处工作。

1949年，鲁阳在江西赣州参加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安排在文教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处工作，跟随南下野战部队，进入广州接管新闻报业工作。

1950年1月，鲁阳被党组织调至华南分局宣传部工作，相继任职于华南分局、广东省委宣传部，在上述单位历任干事、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等职，并在《羊城晚报》复刊时任副总编辑，为中国新报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993年秋离休。

此后，鲁阳还曾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社科联委员、广东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地方志编审委员及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2022年12月9日，鲁阳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938年10月，因为广州沦陷，广雅中学迁到了鲁阳的家乡——广东省信宜县。1943年鲁阳在广雅中学高中毕业。在中学学习期间鲁阳受到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参加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皖南事变后，鲁阳了解到皖南事变的真相是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新四军的，知道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挑起分裂，所以鲁阳的思想发展到拥护、支持共产党。

高中毕业后，鲁阳进入了国立浙江大学。当时因为战争，浙江大学搬到了贵州的遵义。在抗战的大后方里，浙江大学与西南联大是最重要的两所大学，同时也是爱国民主运动的两座堡垒。所以在浙江大学的这段时间，鲁阳更积极的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浙江大学搬回杭州，鲁阳在杭州读完了大学的最后一年。就在这段全国爱国民主运动最高涨的时间里，鲁阳担任了学生运动刊物《求是周报》的副社长。

因为这个缘故，鲁阳被列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当时出于保护进步青年的考虑，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把鲁阳转移到解放区去。于是鲁阳就离开杭州，去到北平，在那里弄了个假身份证，准备进入华北解放区。鲁阳化装成一个饭店的学徒，准备通过敌封锁线。但是鲁阳因为近视，戴了一副眼镜。饭店的学徒怎么会戴眼镜呢？敌人肯定会知道鲁阳是个学生，这样是很容易暴露的。所以在河北陈官屯的敌检查站，鲁阳见到国民党的宪兵在前面检查行李，就在蹲着等候检查的队伍中把眼镜摘下来，丢在脚底下踩碎。在接受检查的时候，鲁阳的包袱里面除了一套衣服之外什么都没有。检查的宪兵看过鲁阳的假身份证之后，还恶狠狠地踢了鲁阳一脚，叫道：“滚！”鲁阳就通过了敌检查站，经过一段中间地带后安全地进入了华北解放区。

在解放区泊镇党的接待站里，接待同志跟鲁阳谈话，说鲁阳要改个名字，因为将来可能还会将鲁阳从解放区派到蒋管区去工作的。鲁阳想起了鲁阳在学校写墙报的时候用过的一个笔名：鲁阳。鲁阳当时看过一本进步的书籍，里面介绍了两个革命文豪，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宋阳（瞿秋白的笔名），鲁阳便给自己取名鲁阳：鲁是鲁迅的鲁，阳是宋阳的阳。这时候鲁阳便将鲁阳作为鲁阳的名字使用，从此一直用到现在。

当时从蒋管区进入解放区的进步青年都要受训的，所以鲁阳也就在华北大学一部参加了短期学习。学习结束后鲁阳被调到河北平山西柏坡的南庄，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处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准备搬到北平去。但因为要组织一批干部南下，于是鲁阳被调到了驻在河南省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直属单位。南京、上海、武汉相继解放后，中原局搬到武汉，改组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当时中央准备解放华南地区，华中局成立了一个“南华工作队”，鲁阳被派遣南下，担任南华工作队队部的干部。

1949年9月，由中共中央决定新组建的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江西赣州召开了“赣州会议”，研究解放华南的一系列问题。当时准备解放华南的南下干部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由华中局组派的南华工作队，其成员是从中原、华北、华东等老解放区抽调来的干部。鲁阳属于这一部分；二是从中央和华北、东北老解放区直接派遣南下的干部；三是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的一部分成员。到了赣州之后，这三部分被合称为“南华工作团”。除此之外，华南分局还决定把从广东游击区和香港调来的干部组成华南工作团。南华工作团和华南工作团都由华南分局直接领导，成为其后接管广州市和广东省的主要干部力量。

鲁阳跟着野战部队一道南下，1949年8月底到了江西赣州，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当时我们主要是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接管政策，以及参与广州军管会的准备工作。在接管前，我们学习了“约法八章”、一系列的接管政策和方针，还有对北平、南京、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接管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学习了叶剑英强调的接与管相结合、相统一的思想，各个系统进行分别接管、完整接管（包括财物、档案、人员）和“二快一慢”的方针（即对政权机关和物资机构接管工作要快，对文教、外事单位则要更稳妥、慎重，晚接管几天也无碍；但是对广播电台、报馆则要抓紧马上接管）。

10月6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赣州成立了由叶剑英、赖传珠分任正副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解放后军事管制期间广州市的最高权力机关，统管广州市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宜。在军管会属下，分设了政法、财经、文教、交通等几个接管工作委员会，准备在广州解放时分头进行接管工作。在组织上征求鲁阳的意见之后，鲁阳被安排在广州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处的军管组，准备参加对国民党报馆的接管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是10月2日，我们全体准备南下的干部和当地广大军民，集中在赣州城市中心的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在会上，大家聆听了喇叭里播放的由北京传来的前一天天安门广场上集会的实况录音。当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大家都鼓掌庆祝，齐声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整个广场欢腾起来，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

在新中国成立消息的振奋下，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向广州进发。入粤大军进展神速，10月14日，广州解放。作为广州军管会工作人员的鲁阳，跟随兼任广州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的李凡夫，随着南下野战部队，路经赣南，越过五岭，进入粤北，到达翁源县的龙仙圩。就在我们到达龙仙圩的那天晚上，我们就听到从电报传来的广州已经解放的喜讯。第二天，我们赶紧乘汽车赶往广州，由于路上的公路和桥梁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一路上由工兵部队修修补补，因而有所耽搁，在10月16日黄昏才赶到广州。我们从沙河进入市区，一直到达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的新亚酒店，并临时住下。

10月21日，人民解放军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对外公布成立。军管会设有军事、财经、文教、交通、物资、电讯、治安、司法、卫生、供应、房屋分配以及外侨事务等8个委员会和4个部（处），分别负责接管原国民党广东省和广州市党、政、军机关（包括从南京迁来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我们对广州的接管工作由此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底才基本结束。

广州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正副主任分别由李凡夫和饶彰风担任，鲁阳所在的新闻出版处隶属于文教接管委员会，处长由饶彰风兼任，副处长是王匡。新闻出版处派出了以罗戈东为首，由向明、姬星波、阎培涛、鲁阳、张演、杨嘉、吴柳斯等组成的几个军管小组（还有几位的姓名现在已经忘记了），分别前往广州市的各个旧报馆进行接管工作。

解放前夕在广州出版的国民党的报纸以及与国民党相关的报纸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国民党的党报，二是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机关报，三是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的报纸，四是国民党官僚政客半官方办报纸，五是名为商办实则受国民党政客把持的报纸，共计20多家报馆。其中主要有《中央日报》、《中正日报》、《西南日报》、《建国日报》、《大光报》、《环球日报》、《越华报》、《国华报》、《现象报》等，发行总量不超过八万份，其中发行量最多的《越华报》发行数也达不到1万份，至于从南京迁到广州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每天的发行量仅有几百份。

10月22日，鲁阳与其他同志一道，分别由几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陪同，开始前往设在光复中路一带的《西南日报》、《大光报》、《建国日报》等旧报馆进行接管。我们一到报社的大门口，就把军管会“约法八章”的布告贴在门口墙上，并在进去之后召集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宣布：从即日起停止该报出版，并由军管小组开始接管该报所有的房屋、机器、设备、文件、档案、财产和人员，要求报馆所有人员协助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保护报馆所有物资档案等不受损失。在接收的过程之中我们不折不扣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接管政策。我们在接管旧报馆时严格区分一些报馆的后台老板究竟是官僚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从而决定对他们的报馆资产是否没收。例如当时军管小组在接管了《越华报》之后，就立即彻查其资产来源，保留其商办资产股份，并没有对它宣布全部没收。

在我们去接管之前，除了《中央日报》已停止在广州发行外，其余各报还都在继续出版。当时接管下来的旧报馆设备，除了一些房屋、印刷机器外，其他的设备少得可怜，尤其是图书资料室几乎是空空无物。《西南日报》社的设备，虽然比较陈旧低劣，但进行接管时，首先要把这些设备全部清点、保存下来，以免遗失。我们接管下来之后不久，便奉军管会令，将该报社的印刷职工、印刷机器一道交给从中共北江地委派来的代表梁木，由他带领迁往韶关，供新开办的《北江日报》印刷使用。

接管下来的《中央日报》印刷机器设备则交给于十月廿三日创刊的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社使用。其他许多已经接管下来的报馆如《大光报》、《建国日报》的印刷设备随之移交给了新成立的南方人民印刷厂、新华印刷厂，这些报馆的印刷职工也就成了新印刷厂的员工。后来，《越华报》等报社的印刷厂也在1950年8月下旬成了由广州地区各民主党派联合创办的、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报社《联合报》的印刷厂。我们向印刷工人讲明来意、解释政策，在把机器设备逐一点收之后，便立即安排恢复生产，从而及时地发挥了各印刷厂的人力物力的作用。

在把各种设备接管下来之后，军官小组就开始组织起旧报馆的采编人员和经管人员进行集中学习。当时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把各报社的上述人员集中起来，在原《西南日报》社内开办了一个学习班。学习班由各军管小组的一些同志讲课，讲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鲁阳曾经负责主持这个学习班，并在学习班上作过一个题为《人生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的报告，内容大意是：究竟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即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服务，还是为中国广大人民服务？这是当前人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生观的根本问题。

当时鲁阳只有23岁半，在这么一群老、中、青年人都有的旧报纸工作人员面前，侃侃而谈，毫不胆怯。因为鲁阳认为，鲁阳是党组织派来公开讲演的，鲁阳坚信所讲的这个问题，是人们应当共同遵守的真理。几天后，鲁阳听人说起，在香港有一份亲国民党的反共报纸，竟然刊登了一篇题为《广州新闻界集中营铁幕》的通讯，胡说什么共产党在广州设有一个新闻界的集中营，专门向广州新闻界“洗脑”，集中营的头目叫鲁阳。鲁阳找到那篇造谣的文章看了，真是令人又好气又好笑。

在接管旧报馆期间，鲁阳住在报馆里面，经常和报馆内的人员见面谈话。互相熟悉了之后，报社的工作人员也愿意与鲁阳接近并反映情况。鲁阳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在广州解放的的头几天，因为对报纸的军管工作尚未开始，那些报纸还在继续出版，但他们的口气已经自动改变了，从解放之前称呼解放军为“共匪”或者“匪军”，到改称为“共军”或者“解放军”了。但是由于他们对鲁阳党鲁阳军和人民政府仍不了解，刊登的消息也出现了不少错误，竟然把我们这些南下干部称为“中共青海军政大学”的师生，其原因是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对外公开使用的代号是“青海部”，这些旧报馆的记者、编辑因为不了解情况就胡乱猜测了。

在旧新闻从业人员学习班开办期间，军管会对参加学习的人都发给伙食费。学习结束以后，军管小组根据掌握到得情况，有区别地对他们的去向进行处置。有的继续使用（安排到一些单位），有的分配到革命大学和一些训练班继续学习，有的则进行遣散并发给相当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直到学习班结束，都没有逮捕过一个人。那些被留用的或继续学习的人，大部分是思想较好和工作能力较高、素质较好、具有培养前途的新闻界人士。他们后来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不少人还担任了领导职务。

两个多月之后，接管工作基本结束。1950年1月1日鲁阳被党组织调至华南分局宣传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