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获1984年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并多次获得社科院和农村所的奖励。她与王贵宸同志合著的《论包产到户》一文，曾被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亚洲经济旬报》上。

她退休前一直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农村合作经济问题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曾提出过一些值得重视的理论观点和对策建议。早在1980年她就提出，在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的同时，也要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1980年夏，她提出要重新评价历史上几起几落的包产到户，既从理论上阐述了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又指出包产到户存在土地划分零碎、户户小而全、家家粮棉油等需要解决的问题。她还对全盘否定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提出过不同看法，指出它在现阶段仍是组织、协调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适当组织形式。当年她还认为各种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有可能逐步发展成为农村一种新型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此外，她还从理论上澄清了把农村股份经济与合作经济相混同的观点，她还多次参加主持过国家重点课题和社科院的重点课题研究工作。

她参与写作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一书，也由新世界出版社译成英文出版并对外发行。她还被《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卷》（主编：杜润生）聘为编委，并承担“农村人民公社篇”（20万字）的撰写工作。在其被评为研究员后，粗略统计她有36项（包括专著、合著、论文、调查报告等）科研成果出版和在《人民日报》、《农业经济问题》等报刊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