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楠顺次郎（Takakusu Junjiro），男，日本佛教学者。原姓泽井，后因入赘高楠孙三郎为婿，得其资助留学英国，1897年学成回国，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教授，兼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并创建武藏野女子学院（后改为大学）。1944年获得日本文化勋章，他在佛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编纂《大正新修大藏经》100卷。日本学者称：“今日佛学界，未直接间接受他影响的人，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可见其地位。

原名泽井梅太郎，广岛县御调郡八幡村人。出生时，正是“明治维新”的前夜。1874年，进村中的小学。 13 岁小学毕业。进三原的“樱南社”，学习汉学。15 岁为小学校的教师。和友人花井卓藏组织“龙山会”，花井是自由党人。他受到言论自由和民权思想的影响。

16 岁和大木箕山、冲加都麿等组织国学研究团体“起风馆”。18岁创立“佛教会”。1885年4月，京都西本愿寺创办真宗的普通教校（后为龙谷大学），泽井梅太郎到京都。改名泽井洵。 22 岁在大学投入“反省会”，创办《反省会杂志》。此后10 年，他一直是该杂志的主笔。该会和德富苏峰的“国民之友”社的运动为对立的状态。该年，和日野义渊等创办“欧美佛教通讯社”，向海外介绍佛教的知识。发行《 亚洲宝珠》杂志。对日本佛教的近代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是年，入赘神户的实业家高楠高楠孙三郎家，孙三郎为日本名家高楠正成的后裔。有独生女霜子，倾倒于基督教。高楠家通过当时龙谷的校主利井明明和日野义渊，和泽井洵交涉。最后以负担他旅欧留学全部学费为条件，达成结缘的协议。泽井洵改名为高楠顺次郎。1893年《反省会杂志》改名为《反省杂志》。1889年又改名为《中央公论》，直到今日。1899年6月，高楠顺次郎以优异成绩，从普通教校毕业。1900年3月，乘法国航船，前往欧洲。 9月，由南条文雄的介绍，进入了英国的牛津大学，在当时欧洲著名的汉学家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缪勒门下学习印度佛学。

高楠顺次郎和缪勒初次见面时，缪勒向他提的问题是“你是为了兴趣搞学问，还是为了赚钱搞学问？”他的回答是前者，所以，缪勒就叫他学习梵文和巴厘文，研究印度学。由此，高楠顺次郎走上了佛学印度学的道路“。这样的转变，对他本人，对日本、对日本的佛教来说，都是值得庆幸的事。《东洋学的系谱》第 1辑65 页

1894年，他从牛津大学毕业。第二年进入了德国的柏林大学。跟乔治·胡特（Georg Huth，1867-1906 年）学习藏文、蒙古文和乌拉尔阿尔泰语，学习中亚的文明史。又进基尔大学，跟赫尔曼·奥定贝格（ 1854-1920年）、保罗·雅各布·德森（Paul Jakob Deussen，1845-1919）等学者学习印度的《奥义书》、吠陀哲学。1896 年进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哲学史。又进法兰西学院，和西勒万·列维等人相交。同年回到牛津大学，取得艺术硕士学位。在欧洲留学期间，完成了《观无量寿经》的英译。翻译、注释了《南海寄归内法传》。

1897年1月，32岁的高楠顺次郎回到日本。6月，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讲师。1899年10月，为教授。其间，受到上田万年（1876-1937 年）的提拔。 1901年，东京大学开设梵文讲座。为最初的教授。1913年，得到启明会的支持，对日本寺院所藏的古书进行了调查。编纂《吠陀全书》和《大正新修大藏经》100卷，为此出了大力。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后，提倡成立佛教女子大学，是为武藏野女子学院的发端。1927年根据日本当时教授的年龄规定退职。在此之前，一直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退职的同时，就任武藏野女子学院的院长。 1942年9月27日，在东北帝国大学毕业式上，曾作《东西思想的合流》的讲演。这是一个较有名的讲演。1945年6月28日，在不二山麓的乐山庄逝去。终年80岁。著有《高楠顺次郎全集》共9 卷（1977 年，教育新潮社）。

高楠顺次郎的主要学术贡献，是继南条文雄以后，把西方的宗教学研究方法导入日本，对佛教的基本教义进行了论述和研究。

如他在《佛教的根本思想》中，对佛教思想的形成和展开，作了说明。此书是根据他在1930年的一次讲演整理而成。包括如下一些内容：

一、佛教以前的印度思想。实在说的倾向， 展开说（起的哲学） 积集说（具的哲学） 宇宙我和个性我（我的哲学）。

二、佛教继承的古教说。包括： 世界建立说（须弥说），世界终灭说（劫灭说），恶趣说（地狱说） 佛传佛说中显现的佛的态度。

三、佛教完成的诸教说。 业力说， 轮回说， 苦观说，禅观说， 解脱说。

四、佛教的根本教义。 否认实体（无我说）， 否认常住（无常说）， 否认安乐（皆苦说）， 绝灭爱欲（涅般说）。

五、佛教的特性。他谈到有如下 个方面： 自我创造（无神主义） 布教的创始（无阶级主义） 二重教团（第一类教团，是无家无所有者，第二类教团，是在家信奉者） 会议法（羯摩）包括读会作法和投票作法两种情况。投票作法，又有秘密投票、公开投票和传票投票等不同的方法； 法典，分为戒本和律经等类； 一体三宝。三宝指：佛宝、法宝、僧宝； 修行三道，第一见道、第二修道、第三无学道； 八圣道（也就是见道修行的具体之道）； 依靠自觉的救济； 如来的理想，也就是从佛教的理念、组织形式、修道方法等不同的角度，对佛教进行了介绍。

在这些论说中，他谈到了佛教思想的起源，认为和印度大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指出：印度有着炎热的大平原，有流淌的大河，有茂密的森林“，在这大平原的北边，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山喜玛拉雅山，是和这大炎热相对的大雪山。被这稀有的对照驱使，自然地就形成了仰慕高山，以山林之仙的生活为理想的观念。《佛教的根本思想》1931 年， 9-10页

在谈到“我的哲学”时，对“我”的概念，作了如下的界定，认为：我就是自己，就是和自己不相违，就是自身中的自我。我就是主宰之义，是指自由地处置自身全体的自在力之主。也就是自己的中心、自我的本体。我们所谓的“吾”“、我”，由于是假定的、指在广泛意义上的自我，所以这是假我，假我的本体称为实我，就是真实的我。印度正统哲学所达成的就是我的哲学，发现这种我，是婆罗门哲学的终极。《 佛教的根本思想》 1931年，17-18 页。凡此等等可以说是对佛教思想的较概要、明确的介绍。对于人们按现代观念来认识佛教的思想不无参考。

其次，他从东西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探讨佛教的意义。上面已谈到的，他在1942年9月27日，在东北帝国大学毕业式上，所作《东西思想的合流》的讲演。他在讲演中说“：东西思想的合流，在此是可以实现的。有着丰富现观性宝藏的我们，有着精神上丰润西方的力量。而具有自由应理性的西洋，则以科学的强力性以待我，他山之石，不断地激励着我们。不管怎么说，这两把刀，是创造世界文化的两大原动力，此乃不争之事实。偏向一方时，甚至就难免会破坏自己的文化。此文载《高楠顺次郎全集》6卷，他这里所说的“现观性”，也就是东方文化的体验性、直观性。而“应理性”是指逻辑性、根据数理推导的理性。

关于传统和现实的关系，他在晚年所著的《作为新文化原理的佛教》的“序文”中说“：所谓新文化的创造，并非是从现在起构筑全新的文化的意思。并非制作新的文化构造成分，而是选择取舍既存的文化成分，将其融合配置，有计划地保持其平衡性，发挥其全部构成要素的机能。（”此文载《高楠顺次郎全集》3卷）这也可以供我们思考。

还有，高楠顺次郎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收集佛教的文献资料，为日本《大正藏》的编纂出版作出了贡献。而《大正藏》在近代佛教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就不用多论说了。云藤义道在《高楠顺次郎》中说“：今日佛学界，未直接间接受他影响的人，可以说一个也没有。（67页）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929年获得“儒莲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