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1907年8月12日-1939年6月），原名高志员，男，汉族，河南省新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鄂豫皖苏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红军主要领导人。

高敬亭，出生在河南省新县城郊董店的一个贫农家庭，十岁时母亲去世，十多岁才开始上学。他学习用功，记忆力强，能背诵学过的“四书”、“五经”。但因家境困难，无力缴纳学费，只上了六年就辍学在家与父亲一同种田。

大革命后期，湖北省黄安县的共产党员方进贤，以串亲访友为名，到董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串连了梅光荣等八人。梅光荣是高敬亭的同学，二人过从甚密，高敬亭从梅光荣处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也开始参加了革命活动。1927年11月，中共鄂东特委领导发动了黄麻起义，随后转战鄂豫边界。1928年初，高敬亭参加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28日任光山县弦东区第一乡苏维埃武装委员，后又担任乡苏维埃主席。1930年5月当选为光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由于高敬亭对敌斗争英勇顽强，担任基层领导工作成绩显著，且粗通文墨，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较强，在群众中颇有威信，很快便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成立初期，高敬亭调任特区苏维埃粮食委员，不久即担任特区苏维埃主席；1931年3月，又调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1931年5月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7月当选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时仍然兼任光山县委书记。在担任光山县委书记期间，高敬亭先后领导创建了光山独立团、光山赤卫师和光山游击师，为鄂豫皖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32年奉命调往赤城，担任豫东南道委书记。

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据地反第四次“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脱离鄂豫皖，西走川陕。高敬亭率部分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保护大批苏区群众由豫东南撒退到皖西。为了统一领导留在鄂豫皖地区的武装力量，坚持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11月，鄂豫皖省委在黄安檀树岗重建红二十五军，任命高敬亭担任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接连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和杨泗寨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扭转了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在这些战斗中，高敬亭带领的红七十五师，英勇顽强，屡建战功。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根据鄂豫皖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实际情况，讨论了程子华从中央苏区带来的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向京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

这次转移因军情紧迫、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通知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为适应主力西移后的新的斗争形势需要，高敬亭将为掩护主力转移和护送伤员留在皖西的三个不同建制的连队，同原来坚持皖西的红八十二师部分队伍合并成立红二一八团，主动承担起保卫鄂豫皖苏区的责任。

1935年2月3日(阴历除夕)，高敬亭在皖西太湖县凉亭坳金家大屋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讨论并作出了两项重要决议：一是将皖西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合编，第三次重组红二十八军，下设八十二师，辖二四四团三个战斗营和一个特务营，并成立军直属手枪团，全军共1400余人，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二是发展地方武装，成立四路游击师，在太(湖)、潜(山)、霍(山)、英(山)四县交界处创立游击根据地。这次会议在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斗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会议之后，高敬亭领导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区3省51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尽管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曾经遭到过损失和伤亡，但是在根据地群众和地方便衣队、游击师的支持下，始终保持了1000多人的主力部队，英勇地打击着敌人，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一面坚持战斗的红旗。但是，这一时期他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还是继续推行了极左的肃反政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的政策取得成功，基本上结束了内战的局面，新形势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已开始形成。1937年7月15日，高敬亭致函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卫立煌，建议举行停战谈判。由于国民党卫立煌的部队对鄂豫皖红军久“剿”不灭，无可奈何；又逢卢沟桥事变以后，已进入全国抗战局面，无心再恋内战，督办当局遂不得不于当天下午就回复，表示接受我停战谈判的倡议。但是，他们却一方面用四个团的兵力包围我军阵地，另一方面则又以官位和金钱进行拉拢，妄图诱降红军。所有这些，都被我方一一揭穿后，国民党督办当局才不得不于7月18日派出少将高级参谋刘刚夫作为正式谈判代表来到岳西县衙前，正式与红军谈判。红军以何耀榜为正式谈判代表。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于27日达成协议。28日上午8时，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身份亲自下山，在何耀榜陪同下，到九河朱家大屋出席了签字仪式，高敬亭和刘刚夫分别代表双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高敬亭在国共谈判的过程中，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保持了高度的原则性和警惕性，胜利地领导了这场谈判桌上的斗争，达成了有利于我方的协议。至此，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游击战争宣告结束。

双方签字后，高敬亭当天就从九河赶到鹞落坪召开了干部会议。会议着重指出，要警惕国民党地方当局背信弃义，严防他们搞突然袭击、摧残我根据地，并研究了我军进驻七里坪的行动路线。会后，高敬亭向分散活动的红二十八军各部和各地便衣队发出命令：“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至黄安县七里坪集中。”到1937年9月，除极个别便衣队因一时不理解党的政策而拒绝下山外，其余红二十八军正规军、便衣队1500余人全部下山。高敬亭将队伍番号改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并在七里坪设立招兵站，积极扩大武装，成立新兵营；还派出武装到河南桐柏山区与周骏鸣领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

在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转折关头，高敬亭遵照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与方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不仅及时跟上了急速发展的新形势，还在合作过程中坚定的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有效地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党中央对鄂豫皖这支红军部队十分关心。1937年7月中旬，中央从延安派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等首批赴鄂豫皖。行前，毛泽东主席专门接见他们，并作了重要指示。以后，董必武、叶剑英、郭述申等又相继到七里坪，传达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动员，并从延安和长江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连续派出林英健、文明地、高志荣、朱国华、朱绍清、喻屏、廖华、戴季英等几批干部去加强工作。在郑位三、肖望东的统一部署下，对部队普遍进行了抗日战争的动员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以及保持和发扬红军优良传统的教育，从而保证了党对这支红军武装的领导。

1937年10月2日，我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改编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奉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四支队下辖七、八、九三个团和直属手枪团(原红二十八军改编为七、九团，河南桐柏山游击队改编为八团)，共3100多人，是当时新四军四个支队中人数多、武器较强的一个支队。高敬亭被任命为四支队司令员，林维先为参谋长，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不久调到豫皖苏边区，由戴季英继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3月1日，高敬亭率四支队七、九团及手枪团由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出发，八团于3月8日由豫东南确山县竹沟出发，3月14日全支队在皖西流波疃会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方针，四支队四个团会师后由皖西继续东进到舒(城)、桐(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支队领导机关设在舒城的东、西蒋冲。

为了开展淮南铁路沿线的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敌寇的嚣张气焰，打好东进第一仗，鼓舞皖东人民的抗日热情，5月16日，四支队一部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打了一个伏击战，歼敌20余名，缴枪11支，而我军无一伤亡。四支队东进首战告捷，给皖东军民以很大的鼓舞。

1938年下半年，为执行保卫大武汉，扰敌后方运输线的战略任务，四支队又接连在合肥、桐城一带公路取得大关、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等战斗的胜利，威震江北。棋盘岭是舒城通往桐城公路的要塞，日寇正从这里运兵准备进攻武汉。高敬亭获知敌情后，命令七团在这里坚决阻击日军。这一仗打死日本小队长以下多人，缴获甚多，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寇吹嘘的“战无不胜”的神话，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

棋盘岭位于安庆至桐城之间，离桐城十几里路，安合公路从岭上穿过；路两边的高地高出公路10多米，形成一个天然要隘，卡住公路。在棋盘岭西侧，则有一个七八里长的小坡，长满小树，可以隐蔽部队。安合公路是日军进攻武汉的重要通道，公路上每日均有几十辆到上百辆军车通过，是我军伏击敌人运输队的有利地点。1938年9月2日，高敬亭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了解到我军9月1日在范家岗伏击了一股敌人，敌人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范家岗西侧地区，而对于棋盘岭方面的警戒有些忽视。高敬亭抓住战机，果断命令支队特务营配合七团三营，由七团政治处主任胡继亭带领，立即从驻地黄甲铺出发，到棋盘岭设伏。受命部队于3日拂晓前到达伏击地域，对伏击地域两端的范家岗和新安渡各派出一个排担任警戒，其余部队按照主攻、预备队分工，各占据有利地形设伏。上午9点左右，由80多辆汽车组成的敌人车队逐渐驶近。当敌人前面两辆汽车来到棋盘岭隘口时，埋伏的便衣班一跃而起立即将其炸毁，第三辆车接着被集束手榴弹炸翻，车上10名日本兵被全部击毙。这时，敌人的车队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停在公路上有10里路长。敌人正在迟疑，我军迅猛出击，车上200多押车的日本兵纷纷跳车，四散逃跑；一部分被我军火力杀伤，一部分至棠梨山顽强抵抗。我军用汽油烧毁了20多辆汽车，又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车，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此时敌人的6辆增援车载着步兵、炮兵100多人，在杨小店下车，从公路东面向我包围过来；接着发现敌人骑兵大队500多人，正由公路背面向我实施包抄。此时我军的伏击任务已经胜利完成，高敬亭指示指挥员发出信号，部队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从何家老屋前隐蔽徒涉小河，向长冲里方向撤出了战斗。棋牌岭伏击战，我军以伤亡各1人的代价，共击毙敌人70余人，击毁军车50余辆，缴获大量枪弹和军用物资。

棋盘岭战斗后，接着就打了肥西的周家老围子，9月打了庐江、无为县城，10月又打了肥西的刘家老围子。通过这些战斗，肃清了周围的敌伪武装，缴获了五百多条枪，在这一带开辟了根据地。接着为巩固根据地，高敬亭派了很多干部到地方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由于群众的支持，四支队在这里扩了军，很快发展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

鄂豫皖地区国共合作以后，随着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不断取得胜利和发展壮大的同时，高敬亭自恃有功，居功骄傲，从而又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组织上，高敬亭大树个人绝对权威，进行宗派活动，拒绝、监视和排挤中央从延安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去的干部。郑位三、喻屏等先后被排挤出四支队；高志荣、林英健等则被迫从高敬亭控制较严的七团、九团跑到八团去工作。这就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对四支队的绝对领导。

在军事上，高敬亭消极执行中央关于向华中敌后挺进的战略方针。四支队在皖西流波疃集中后，在继续东进过程中，高敬亭以就地巩固为由不愿前进，企图在怀(宁)、桐(城)、庐(江)一带创建根据地，将支队领导机关留驻舒城东、西蒋冲。后经反复协商，才同意部队由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东进淮南路沿线。当时皖东敌后溃兵如蚁，遍地都是枪枝，是部队发展的大好时机。但高敬亭不愿把主力全部开出去作战，片面强调在战斗中不准老兵有伤亡，并限制部队增加新兵。结果阻碍了部队的发展，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积极要求参军抗日的热情，从而给敌、伪、顽在皖东的发展以可乘之机。

对高敬亭的问题，党中央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早在1938年5月22日，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俊(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1938年11月，为传达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展江北地区的统战工作和纠正高敬亭的错误，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从军部抵达江北，加强对江北新四军的领导。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张云逸对高敬亭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并直接向四支队广大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战略方针。同时还审慎地采取领导四支队八团积极东进的实际行动，来影响、推动整个四支队东进。高敬亭违抗中央指示的错误行为，也引起了四支队干部、战士们的不满。经做工作，高敬亭于1939年3月底率支队部由舒城推进合肥众兴集。时隔不久，高敬亭因病又率手枪团、特务连西返东蒋冲。

为统一对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处理高敬亭的错误，以迅速打开皖东抗战局面，1939年4月底，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随军长叶挺从皖南到江北。5月5日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时在延安)任副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命令高敬亭率部队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高敬亭却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叶挺遂直接命令七团、九团经合肥以东的罗集、十里桥，进至埠子里、青龙场一带。高敬亭勉强率支队部也进入青龙场地区。接着，叶挺亲自赴四支队主持召开支队干部会议，重申中央东进命令，并要全体到会人员表明态度。四支队全体干部一致举手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高敬亭在会上也举手表示同意。但是，会后部队开始行动时，他却又背着江北指挥部擅自写信命令七、九团停止东进，公然违抗上级决定。九团干部抵制了高敬亭的错误命令继续东进，并及时向江北指挥部作了汇报。与此相反，七团长杨克志和副团长曹玉福却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叛逃，公开投靠桂顽。在军首长指示下，四支队广大指战员当即开展了反杨、曹斗争。杨、曹叛变虽同高敬亭无关，但在斗争中也涉及到高的一些问题，故由此又发展到反高斗争。以后由党的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决定，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别发出要求枪决高敬亭的电报。中共中央复电军部，对处理高敬亭的错误作了明确指示：“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相反，国民党在内战时期曾重金悬赏高敬亭的人头而不可得，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枪决高敬亭，岂有不准之理。项英在给党中央的回电中引用白崇禧的电报说：“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1939年6月21日至23日，在叶挺、邓子恢等主持下，连续召开了三天反高斗争大会。6月24日上午8时，高敬亭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场被枪决。

高敬亭从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起，就在党的领导下不辞劳苦，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虽然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有严重的错误，但毕竟还是革命队伍内部问题，是功大于过的。在对待他的问题上，党中央的意见是采取帮助教育的方针，以使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可当时新四军个别领导人却错误地处死了高敬亭，造成了对党对革命事业无可挽回的损失。

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并于12月14日在审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澄清了高敬亭的问题。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的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正式宣布对高敬亭给予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