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去奢，字尔逊，号柱河。宁晋县曹伍疃村人（古唐城），后世誉为“档案之父”。明朝天启四年（1624）举于乡捷。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泾阳尹。宫至礼部主事。清初，被朝廷召为御史，凡所陈奏，多见采纳。清顺治乙酉（1645）任江南学政，以敦士习，正奏，为先务，屏却陋规，分廪贫士。主持清朝江南的第一场乡试一一南京乡试，诞生了清代历史上的第一名状元。清顺治七年（1650），升任大理寺左寺丞。壬辰年（1652）予告故里。清顺治十五年（1658），祀为乡贤。

高去奢，北直宁晋人。崇祯十一年（1637）以进士任陕西泾阳知县。修城赈饯，英敏有为，以忧去。后为御史，官至大理寺丞。《陕西通志》和《重修泾阳县志》卷一都记载：”元大德间知县王据重修，集贤学士萧（奭斗）为之记，明宏治间知县宋鉴重修，嘉靖间知县屈谏起大门，为重楼，崇祯间知县高去奢以阴阳家言稍抑焉。“知县高去奢重修惠果寺。”

崇祯十七年（1644）官礼部主事。顺治元年（1644）明亡后归乡。被李自成授职州牧。尔后降清，授湖广道监察御史，高去奢“请勤召对疏”。顺治二年六月（1645），湖广道监察御史高去奢在其奏疏中称：“今闻凡六部奏事，须由各部启心郎翻译，此间如系忠顺者，可如实禀告，皇帝亦可熟知诸大臣之诚悃。如奏事系有关启心郎本人者，则其话音一转，巧言更改，即差万里之遥，与已无干矣。而皇帝允准诸官入内觐见之意，亦徒劳也。”启心郎除负责一些具体事务之外，至清兵入关后，启心郎还肩负起清初统治阶层内部满汉之间的翻译这一重任。由于大量明朝降官以及清初科举遴选出的汉人加入清朝统治阶层，满汉之间的语言障碍变得日益凸显。高去奢作为明朝的降官，敏锐地观察到启心郎在清初政局中所起到的作用。《清实录.顺治朝实录》卷之十三：“湖广道监察御史高去奢奏言。台谏之设。所以寄耳目之司。今国运方隆。庶司充列。而独令台省班联、晨星寥落。非所以广言路也。请行部曹改授之法。采其声望素著者铨补。下部院酌议。”

顺治二年(1645),升任江南学政,“以其直声久著、令别候优擢。”

是年,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清廷从科臣龚鼎孽、学臣高去奢之请,命南京乡试于同年十月举行。十二月,“礼部议覆、江南学臣高去奢疏言、江南乡试、旧额生员。中式一百二十五名。监生三十八名今南雍已裁、本省在监者、即与生员一体考试。应增二十名。从之。”

顺治三年(1646)。高去奢等主持的南京乡试,经三月殿试傅以渐成为清代历史上的第一名状元。清顺治七年(1650)升任大理寺左寺丞。高去奢撰宁晋《重修庙学记》。原存于宁晋县文庙,后埋于原址地下。碑文载清康熙《宁晋县志·艺文志》。

金刚寺,今在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辛勤胡同慈觉寺,该寺当年为什刹海地区有名的寺庙之一。清顺治十年(1653)大理寺丞高去奢撰写的《金刚寺次略记》碑立在殿宇的东侧,文字简略却有文采。

可惜碑已不存,今存《金刚寺碑》拓片，顺治十年(1653)四月七日,高去奢撰金刚寺碑文。首题:“金刚寺次略记”,额篆书题:“金刚寺十方常住碑”。张学曾正书并篆额。

清顺治十年(1653),因病辞官。顺治十五年(1658),祀乡贤。清初大学士魏裔介撰《别驾沱滨高公暨魏孺人合葬墓志铭》:“柱河公,讳去奢,崇祯丁丑进士,累官至大理寺丞,俱崇祀乡贤,入名宦。”

我国档案学的起源与发展,不能不提及高去奢。“档案”一词的起源与高去奢密切相关,中国档案学的肇始与高去奢密不可分,高去奢堪称“档案之父”。

清顺治二年(1645),从御史高去奢之请,清王朝下令衙门奏事俱缮本章不许复用木签。清人遂以档子通称档案。《顺治朝实录》卷十六:“(顺治二年五月甲辰)。令各衙门奏事俱缮本章,不许复用木签,从御史高去奢请也。”

档案一词始见于清代,中国明代以前对档案的称呼与文书不加区分,有典、册、策、中(册字的省形)、简牍、文书、簿书、案卷、文案、案牍等称谓。明末,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金汗国,传递文书也用木牌，清入关后改用纸张书写，但习惯相因，仍将保存起来的文书称作“档案”“档子”。清初内阁名文馆，其档子房存贮档册。入关后，档册多移入北京内阁大库。正如《柳边纪略》所说，“边外文字多出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或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日“牌子档子’矣。

按汉字本义，“档”为横木框格，系指存放东西的阁架;“案即小桌子一类的东西，引伸为处理某一事件的案卷。“档案”即存入档架的案卷，沿用至今，仍有其形象的和内在的意义，并赋予了新的科学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