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超活·骆克（1858—1937） ，他的英文名字为James Stewart Lockhart ，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骆仁廷。1858年生于苏格兰的阿及尔郡。1898年6月9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签字。8月初，骆克哈特受英国殖民部的委派，率团开始对新界进行实地调查。8月底在回英国的轮船上完成了长达31页的《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1902年5月骆克哈特如愿以偿，被派往威海卫任行政长官。19年后，骆克退休，在伦敦买了套房子住下，潜心于他的中国文学研究。1937年2月26日病故，时年79岁。港英政府为了表璋骆克，将香港开辟的一条滨海大道命名为骆克道。

骆克（1858—1937）的英文全名应译为史超活·骆克，又名骆壁、骆檄、骆任廷、骆克哈特。 是1898年香港的辅政司，全名为J.Steward Lockhat。“骆克”这中文名字，是官式的译名，是以没有第二种译法，跟其他香港的高官的译名译法有不同。这是因为他和中国订过一张协定，在签字时，需在中文本上有一官定的译名所致。而港府用他的名字命名骆克道，也正是和这一张协定有关。

在英国租借、接管和统治新界的历史上，时任港英政府辅政司的骆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此人是一个苏格兰爵士，在香港和中国其他地方充任英国殖民官员长达40余年。他通晓中国语言，熟悉中国情况，“笃信”孔孟学说，喜欢搜集中国绘画、钱币和工艺品，先后编著有 (A Manual of Chinese Quotations,1893)、《从远古到1895年的远东通货》(The Currency of the Farther Eas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p to 1895)等书。骆克是有名的中国通，号称“洋儒生”。其实他自己起的中国名字是“骆任廷”，在他与中方签订的《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中文本上又署名“骆檄”。今人不知，音译为“骆克”，已成习用，今从众。

骆克自称服膺儒家的“仁义之道”，反对殖民者的种族主义。然而是他，第一个受英国政府之命对新界进行调查，提出了一系列殖民主义主张；是他，蓄谋违约侵占九龙城；是他，在新界北部陆界的划界谈判中，违约多占了中国领土；是他，积极参与了对新界居民武装抵抗的镇压。这就充分暴露了骆克的殖民主义者本质。

在英国强租和接管新界的整个过程中，新界当地居民对英国殖民者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武装抗争。由于骆克在英国攫取新界、镇压新界中国居民和制定英国对新界的殖民统治政策上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而骆克本人又伪装成中国和新界居民的朋友。

史超活·骆克，1858年生于苏格兰的阿及尔郡。自幼就读于爱丁堡的沃森学校。在校时就以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而闻名，1874年被评为该校唯一一名年度最优秀学生。1875年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在1878年的一次竞争考试中，因成绩优秀被指定为港英政府内部见习生。1879年年底在香港精心学习了三年汉语。1883年任港英政府税收督办，1895年升任为注册主管、政府秘书、辅政司，地位仅次于香港总督。而真正令他在近代史上崭露头脚的时间，还应是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的前前后后。

1902年5月骆克哈特如愿以偿，被派往威海卫任行政长官。他在威海卫行政长官的位子上一坐就是19年。骆克退休后在伦敦买了套房子住下，又潜心于他的中国文学研究。1937年2月26日病故，时年79岁。

3.1香港新界移交划界

1898年6月下旬，英国殖民地部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任命时任港英政府辅政司要职的骆克去完成这一任务。那时骆克正在国内度假，他受命后立即离英经温哥华赶回香港。同年8月初率调查团前往新界调查，于同月底结束调查，然后动身返英，于1898年10月8日将调查结果送呈英国政府这就是人所共知的《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Report by Mr.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报告书》长达31页，约相当于中文洋洋三万余言。《报告书》对新界的面积、自然特征、分水岭、河流、水源、灌溉、地质、土壤、水果、植物、耕地、岛屿、村庄、居民、道路、桥梁、工业、电报、铁路、文官、武官、监狱、警察、村政府等等状况进行了描述；此外对今后租借地政府如何组成，兴修哪些公共工程，警察、法院、监狱的设置，以及如何办理医疗卫生、教育、税收、财政作出了建议。对新界北部陆界的划界、制止走私和九龙城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而且还就新界未来采取的统治政策提出建议，同时还对新界北部陆界的定界问题提出了“自然边界”方案：“以新安县北部界山为界，内括深圳、大鹏湾北部和东部陆地、深圳湾以西陆地。”英国殖民部大臣张伯伦看到报告书后，拍案叫绝，称赞它“极有价值、极有意思”、“给英国制定新界政策作了重大的帮助”。随后便将边界谈判的大权交给了史超活·骆克。

《报告书》的内容，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1. 介绍新界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十分详尽，并提供了一些统计数字：当时新界面积是376平方英里（975.1平方公里），有村庄423个，人口约十万人，等等。这对我们今天研究当时新界的历史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提出了管理新租借地的建议。骆克在《报告书》中写道：“我以为，今后对新租借地的管理应该尽可能利用目前存在的机构。为了实现此事，我建议政府首脑应该是一个从属于港督，但在其它方面独立的专员。它的总部应该设在大埔墟附近，这个地方似乎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全部政府办事机构和监狱都应设在这里。应该有一个行政局和咨议局来协助专员，行政局由专员本人、财务司和警察司组成，咨议局由专局本人和各村选出一人的当地代表组成。应当授予当地代表某种名号，使他们认为咨议局成员的地位让人艳羡。此外，专员自然还需要任命一名辅政司和一名财务司。”

《报告书》还建议保留现有的村警制度、村法庭和村学。总之，骆克认为新界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南端割占地情况不同，应该尽可能保留新界的现有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不主张对之进行急剧的改变。

骆克新界《报告书》为英国未来统治管理新界和新界英国殖民机构的设置提出了详尽的建议，为英国制定对新界的政策奠定了基础。

3.2镇压新界抗英人民

《香港英新界租界合同》刚刚签字，中英双方尚未办理移交手续，英方便于3月27日迫不及待地将警察开往大埔墟搭设警棚。4月3日，驻地警察和前来视察的港英政府警察司梅轩利，遇到了邻近上百名群众的石块袭击，警棚也被烧毁。第二天骆克哈特便同驻港英军司令加士居率兵前往大埔墟进行镇压。新界各村义士和深圳居民数千人聚集大埔墟山坡，“开挖坑堑、拒阻英兵”。4月15日半营英兵驰援大埔墟，并用英舰上的优势火力猛轰抗英队伍的山头阵地。抗英队伍虽顽强抵抗，但终因武器低劣、力不能及退出阵地。香港团队400名士兵慌忙举行升旗仪式。骆克哈特亲手将米字旗徐徐升起，随后又当众宣读1898年10月20日英国《枢密院令》和港督命令。升旗仪式草草收场之后，骆克哈特又亲自率英方勘界官员将界桩埋设在深圳河北岸。

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连骆克哈特也不得不为他们的英勇无畏表示叹服。他曾写道，抵抗者“要是有近代化武器，我们的军队恐怕就更为难了。即使如此，他们用原始武器开火的那般劲头也显示出浑身是胆”。由此，骆克哈特真正感觉到，在新界升起的那面英国国旗太不容易。事后，他将这面亲手升起的国旗收藏了起来，至今连同他的其他收藏品一起，存放在他的母校—苏格兰沃森学校。

在镇压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之后，骆克哈特即兼任新界专员。他一方面继续搜捕抗英首领，收缴抗英武器，一方面张贴告示，发布政令，按照他的既定方针，实施对新界的殖民管理。不长的时间里，一套完整的殖民统治体系很快形成。

3.3任威海卫任行政长官时期

骆克哈特性情刚直而倔强。在港期间，他的好多观点不能与卜力达成一致，不愿屈从别人的他便与卜力产生了矛盾。1902年他放弃了在香港留任可以升任总督的机会，主动向殖民部请求，要求到威海卫施展才华。

中国军团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为英军冲锋陷阵，但事后并未与英军享有同等待遇。 直到1903年，在军团的持续抗议下，英国陆军部才同意为其受勋。（图为1904年骆克哈特为军团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勋章） 威海卫是英国在租借香港新界同时租借的另一块地方。1898年6月9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字，7月1日《租威海卫专条》签字。威海卫的面积比新界少68平方英里，为288平方英里，而人口却比新界多2.6万人，为12.8万。

1902年5月骆克哈特如愿以偿，被派往威海卫任行政长官。

威海卫的行政长官，虽然也是由由英国国王任命，但地位却略低于香港总督。而就权力范围而然，威海卫行政长官却大于香港总督。如香港的立法，需立法局讨论通过，港督虽有两票表决权，而第二票只能赞成票与反对票等同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而威海卫不设立法局，威海卫的立法并不需要那么多繁杂的程序，行政长官可以完全根据自已的意图制定和颁布法律。在司法审判方面，威海卫行政长官可以任免法官、制定诉讼程序，并可直参与审判实践。因而可以说，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司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统揽。

史超活·骆克 来到威海卫之时，正是殖民当局镇压威海人民抗英斗争不久，殖民统治秩序尚未完善之际。骆克哈特到位后，一边建立政府机构、完善政府职能，一边轻车熟路地将香港的法律制度、管理办法搬了过来。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健全了统治机构，配齐了工作人员、完善了统治体系，从而理顺了大英帝国在威海卫的殖民统治秩序。

在威海卫，史超活·骆克换上洋儒生面目，以“父母官”自居，采用怀柔手段，施展统治才华。他深知，界内占地98%的农村的稳定，是维护整个租界殖民统治秩序的基本保证，而村董（相当于后期的村长）则是农村稳定的关键。他来后的第五天，便召见各村村董，以慈善的面孔、温柔的语言、深情的体贴笼络人心。他在讲话中指出：“听说你们都是忠厚老实、有见识能办事的人，以后诸事都要依靠你们帮助本大臣。……村中如有不法之人不听你们的约束，你们可以禀报本大臣处治他。不要怕与他们为仇，如果你们办事妥善，本大臣必加意保护你们。”为了使村董更好地为殖民政府卖力，不久便为他们颁发村董执照，并委以张贴布告、发放契纸、收缴税款、调解纠纷、治理村风等重任。1906年又在庄士敦的参佐下，改革实施总董制，将管辖约十几个村的总董完全置于殖民政府的控制之下。为了使“村董受到尊重和鼓励”，“通过回报来履行他们的义务”，殖民政府每年都召开一次村董大会，每季度召开一次总董会议，通过颁发匾额与奖章、组织到英舰上参观、举行盛大宴会、一起合影留念等活动，刺激村董们的工作热心。与此同时，骆克哈特还紧紧抓住中国人极力倡导良好社会风气的心理，抓住中国人心地善良的特点，利用典型褒扬正气，拉近与村董们的距离。村董车硕学受褒便是其中的一例。

车硕学是海西头村的村董。1905年1月28日，福州长兴岛一商船从高丽载货归来时遭遇大风雪，在海西头村北海上触礁搁浅，船体破裂、棚破杆碎。在风大浪激的恶劣情况下，车硕学等人不顾个人安危，鼎力相助。他们把船员救起后安排在自己家里吃住，又组织人把船上的货物抢下来安置好，最后还用自己的木料和资金把船修复好。当修好的船返回福建后，船主王作刚写信给骆克哈特，对车硕学的行为表示赞扬和感谢。骆克哈特非常重视，特意在香港定作了一面用檀香木制作的匾额，上面雕刻着“拯人于危”四个大字，四周雕刻着龙、凤、笙、箫，用金水涂描。他亲自送到海西头，并与车硕学及其家人合影留念。在年终的村董大会上，骆克哈特隆重地将这一典型推出，号召村董向车硕学学习。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又逢会必讲、逢人便提，大布告四乡张贴，车硕学舍己救人的事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继车硕学之后，又不断地有总董、村董和乡绅受到当局的奖赏和表彰。

史超活·骆克在威海卫的施政，把他在《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中提出的“尽可能地利用现存机构”、“尽可能地保持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英国的统治下尽量维持中国的现状”当做其管理威海卫的基本准则。他极力维护旧有的社会体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生产生活方式，而对新生事物则采取不抵制但也不支持的消极态度，那怕是西方有极力倡导的事。威海卫安立甘堂是一所教会学校，创建之初曾得到殖民当局的财政资助。当得知中国学生在这所学校里被强迫信仰基督教时，史超活·骆克随即于1906年取消了资助。英租威海卫期间，中国经受着剧烈的社会变动，重大的社会变革使一些封建社会的旧习俗受到很大冲击，一些陈景旧物在中国的其它地方迅速消失。但威海卫俨如一座与世隔绝的围城，依然保持着数十年前、甚至数世纪前的面貌。举一例便可窥一般。骆及受其影响的几位后任，以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为由，对剪发放足不支持也不反对，放任自流、顺其自然，以至于在1930年中国收回威海卫时，仍有50%的男人留长辫，50%的女人缠小足。而此时在中国其它地方已基本十几年见不到如此景观。

借用儒家经典治国理论管理威海卫，成为史超活·骆克统治手段的一大特点。在威海卫，颁布的带有明显西方特点的法律一大堆，但史超活·骆克十分清楚，在这个传统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度，仅靠西方法律维系其统治是难以奏效的。因而他充分发挥其洋儒生的才华，将西方法律与中国的道德规范相结合，用孔孟之道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他非常习惯用孔子的警句去劝说那些善打纠缠不清官司的村民，也非常习惯用道德说教褒扬社会正气。1906年间，连续发生两起警察救落水儿童的事，而这两名救人警察都是海埠村人。骆克哈特则大发布告，宣扬他们救人精神，并将此举说成是海埠村的骄傲，为族人增了光添了彩，让界民向他们学习。1916年4月，发生一起老人投井自杀，众人围观无人下井相救之事。骆克哈特则大发训辞：“你们这般狠心人，生于孔孟之乡，习闻圣贤之教，竞无恻隐之心。不知尊重人命，不肯救人出危，所行既显违孔孟之道，又不配生于圣人之乡，就应该迁徒圣教不至之处。”

骆克施行的这些德政，迎合了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应得了上流社会人士的赞同，同时也为其树立了民德民风倡导者和维护者的形象。一股亲英力量也在他的精心培植下，逐步形成与发展。做为回报，村董商绅们不断地给殖民政府及其官员们赠旗送礼、树碑颂德。每每遇到公路通车、码头剪彩、学校开典、商行开业之类的庆典活动，骆克哈特总是到场祝贺，总董商绅们也总是利用各种机会给骆克哈特送去一些万民伞、匾额、锦旗、条幅之类的礼品。1921年4月骆克哈特退休前夕，商埠商会和合界308村的村董在坞口公园分别为他树立“福商利贾”与“德被东亚”碑，以感谢他为繁荣威海卫经济和维护界区安定所做的贡献。在4月21日的告别会上，当地的村董商绅纷纷前来送行，除赠送一些画轴、瓷器、绸带、杯幛等礼品之外，还赠送了一大堆赞美之语。商会代表的颂词为：“大臣骆公，英邦之贤。来治斯土，计阅念年。倡兴商业，猛着先鞭。利民生计，四境安全…… ”村董代表的颂词为：“大臣骆公，来自英邦。勤劳执政，不辞纷忙。谦和待士，德被村乡。治民有术，化民有方。振兴教育，劝植农桑。关心商业，遇事提倡。安抚良善，缉治猖狂。恩威相济，雨露冰霜……”商会会长还献上一碗清水，愚意他行政清廉、为人清高。

其实，史超活·骆克赢得上流社会人士的一个重要原因，得益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和了解。这个人可以说是兴趣广泛、无所不学，学识渊博、无所不通。尤其笃信儒学，在香港时就以“洋儒生”著称。从他的读书笔记中我们发现，《论语》《易经》《大学》《中庸》《左传》《资治通鉴》……，几乎所有的经典论著都读遍了，有些问题研究得很深很透。他不仅可以用熟练的汉语同当地人们谈社会习俗、议风土人情，也可以用英语同中国怪才辜鸿铭探讨哲学问题、文学问题。在他的档案里，与辜鸿铭的来往信件就有厚厚的一大摞。他喜欢收藏中国的文物，是中国字画、古钱币和工艺品的著名收藏家。他的收藏品中，有春秋时期的铜鼓、宋代的釉盘、历朝的古币、早清的景泰兰……

他与徐悲鸿交往甚密，对中国的字画很感兴趣，仅收藏任伯年、任薰、徐悲鸿等中国近代著名画家的字画就有200多幅。在现在的沃森学校，他所收藏的文物装了满满的一屋。他对儒家思想很有研究，也非常崇拜孔子。1903年曾访问过孔府，受到衍圣公孔令贻的格外关照，也成为孔府接待的第一位西方人。他酷爱中国文学，喜欢做中国诗，退休以后也没放弃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在他的档案中可以看到，他收集的中国南北方歇后语就有300多条，用中文记录的民间故事厚厚的一本，撰写的威海风情民俗手稿满满一纸袋子。

他非常注意与中国地方官员的关系处理，与山东政界要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曾于1903年、1906年、1909年三次访问山东省府，分别受到周馥、杨士骧、袁树勋三任巡抚高规格接待。周馥、杨士骧、袁树勋也分别于1904年、1906年、1908年访问过威海卫。相互间的频繁互访，融洽了山东省府同威海卫的关系。骆克哈特的重大施政措施均得到山东省府的支持，几任山东巡抚也成了骆克哈特的朋友。末任巡抚孙宝琦连自己在辛亥革命中的无奈也写信告诉骆克哈特。

骆克与山东官方的关系处理得不错，但他却没有处理好与英国官方，特别是殖民部的关系。以至于影响了他的事业，影响了他的仕途。

在许多英国人看来，骆克哈特是一位很有才华、很有发展前途的人。他在香港除了在划界中的突出表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较好地解决了香港商人与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骆克参与港英政府工作之前，在香港的商人与港英政府之间的予盾非常突出。政府埋怨这些商人只要政府的支持，而不要政府的干预。骆克哈特接手后，以苏格兰人特有的好交往特点，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较好地处理了这些关系。不仅使港府的税收大幅增加，而且使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还结交了一大批商业界的朋友。1902年骆克哈特来到威海卫之后，也曾雄心勃勃，试图将香港的资金吸引过.来，希望能“将威海卫发展成为英国的马格兰（MarGatl），而不是普茨茅斯（Ports Mouth）。”然而来到威海卫之后，使他大失所望。一是基础条件与香港、与自己的想象相差甚远；二是英国政府“尽可能少地花钱管理威海卫”的方针，限制了对威海卫的投入。骆克哈特在要钱要人的努力失败之后，也就疏远了与殖民部的关系。他想抛开殖民部，用自己的势力进行发展。在他几番努力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又产生了消极情绪。1904年之前，大事小事都向殖民部汇报。1904年之后，只报大事不报小事。1911年之后，连大事也很少汇报。在威海卫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从未到殖民部去一趟。他的这种疏远关系让他的秘书沃尔特钻了空子，沃尔特的“只知写诗不知干活”的小报告，使殖民部的官员对骆克哈特种下了一种很不好的印象。因而骆克的几次调离要求都没能满足，使他在威海卫行政长官的位子上一坐就是19年。

骆克退休后在伦敦买了套房子住下，又潜心于他的中国文学研究。1937年2月26日病故，时年79岁。

应该说，骆克是一个经验丰富，较有远见的殖民者。在从事新界调查时，他和他的调查团成员们尽量装成平易近人，体察民情的样子，尽量不坐轿子，常常步行去访问各个阶层的居民住宅，与居民进行“随意交谈”。

然而不难看出，他的尽可能保留新界原有机构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主张，以及将新界一些上层人物拉进新界咨议局的建议，实际上是为了拉拢新界的居民，便于英国统治的一种策略。

后来，在骆克的划定下，《拓展香港界址专条》中许多模糊的界线都靠到利于英政府的方向划定，平白多占了大片的土地，因此骆克可以算是港英政府的大功臣。于是在1902年，骆克又被调到威海卫担任最高行政长官。二十多年后，港英政府为了表璋骆克，将新开辟的一条滨海大道命名为骆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