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年）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年7月10日出生在巴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为保健医生，母亲是证券经纪人的女儿，犹太血统。普鲁斯特自幼体弱多病，生性敏感，富有幻想，10岁时得哮喘病，拖累终生。中学毕业后入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法律系，听过柏格森的哲学课，深受影响。不久，开始涉足上流社会，出入文艺沙龙，与文学艺术界的名流广泛接触，成为一个举止温文尔雅的时髦青年。1892年，与亨利·巴比塞等青年合办《宴会》杂志，1895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在一家图书馆任职。1882至1889年，普鲁斯特在巴黎贡多塞中学求学。这是一所大资产阶级子弟聚集的学校，他交游较广，并开始进入社交界，与作家法朗士和其他一些文学界名流相识，因而进入圣日耳曼区古老贵族世家的沙龙。

这时期普鲁斯特开始写作，向杂志投稿。1896年，将各处发表的纪事、随笔、故事等汇编成第一部作品《欢乐与时日》出版。1896至1899年，写作自传体小说《让·桑德伊》，未完成，直到1952年由后人根据手稿整理发表。少年和青年时代，普鲁斯特热衷于出入交际场所。但他注意观察生活，积累素材，磨练分析批判能力。他后来的作品基本取材于这个时期的经历。1900至1906年左右，他翻译、介绍了英国艺术评论家罗斯金的作品。罗斯金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相信直觉胜于对客观事实的分析。1903至1905年，普鲁斯特的父母先后去世。从1906年起，他的哮喘病不时发作，只能闭门写作。1908至1909年间，写过一篇阐述美学观点的论文《驳圣伯夫》，生前未发表，直到1954年才发表手稿的片断。论文主要批驳圣伯夫的文艺批评方法，认为文艺作品和作者个人不宜联系过于密切。

在写作《让·桑德伊》和《驳圣伯夫》的同时，普鲁斯特开始构思长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从1906年开始写作，到1913年，全部布局轮廓已定，分7大部分，共15册。1912年下半年，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完成了第一卷《逝去的时光》（后改名为《去斯万家那边》）和第二卷《寻回的时光》（后成为第七卷）的初稿，总的书名是《心灵的间歇》，法文的字面意思是“心跳间歇性停顿”。1913年3月，在遭到屡次退稿之后，他把书稿交给格拉塞出版社自费出版，先垫付1750法郎。到了5月，他在拿回校样的时候，把书名改成了《追寻逝去的时光》，与此同时，他将两卷分别命名为《去斯万家那边》和《盖尔芒特家那边》。1913年11月8日，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终于出版。1919年，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第2部《在少女们身旁》由卡里玛出版社出版，并获龚古尔文学奖，作者因而成名。1920至1921年发表小说第3部《盖尔芒特家那边》第1、2卷；1921至1922年发表第4部《索多姆和戈摩尔》第1、2卷。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在逝世前将作品全部完成。作品的后半部第5部《女囚》（1923）、第6部《女逃亡者》（1925）和第7部《重现的时光》（1927），是在作者死后发表的。

无论怎么说，形形色色的佣人一直是普鲁斯特热衷的题材。在普鲁斯特作品里我们读到了朱庇安、艾梅先生或塞莱斯汀·阿尔巴拉特身上动人的阴影。这一人物系列一直通向弗朗索瓦丝；她那粗犷、棱角分明的体形就像从《时辰之书》（Book of Hours）里的圣玛尔塔身上直接搬下来的。至于那些马夫和猎手，他们总是无所事事，好像付他们工钱就是为了让他们闲着发愣，而不是要他们干活。普鲁斯特对种种仪式的鉴赏集中于各种对下层佣人的描绘。谁又能说清楚这种对佣人的好奇心多大程度上变成了普鲁斯特阿谀奉承的一部分，而对佣人的阿谀奉承又在多大程度上同他的好奇心混合在一起？谁知道对这些置身于社会顶层的佣人角色的艺术描摹具有多大的艺术潜力？普鲁斯特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摹本，他身不由己地这样做，因为他承认对他来说，“看”（voir）与“摹仿欲”（désirer imiter）本是同一桩事情。普鲁斯特身上这种既唯我独尊又巴结逢迎的双重态度由莫里斯·巴雷斯的一句话形容得再贴切不过。他说普鲁斯特像个“挑夫客栈里的波斯诗人”（Un poete persan dans une loge de portiere）。这是有关普鲁斯特的文字中最精彩的一笔。

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对这些观点的有力支持，从中看到了人类傀儡般的行为，希望之渺茫，友谊和爱情之幻灭，习惯的残暴，社会的堕落……一切都非常符合当代人的口味。人们一般不去考虑普鲁斯特作品中积极的有希望的部分，也不接受那些崇拜者们的溢美之词，这是很自然的。他的作品对于痛苦的描写远多于对怎样摆脱这些痛苦的方法的探索。艺术上的不平衡性是合理的，因为它符合感受的真实，但对于初次涉猎他作品的读者来说，不免要引起诸多误解。《过去韶光重现》的延期出版为这些误解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直到一九二七年（这年《过去韶光重现》出版），争论才最终明朗而告完结。

然而，在许多细小方法中，普鲁斯特是涉及了弗洛依德的领域：普鲁斯特提及的人们在熟睡状态中所呈现的“本能深度”及“原始状态”，使人似想起弗洛依德的“伊德”，人们为潜意识冲动所驱使，他还注意到了记忆与思维中许多相关的因素。最后，他确是非常无意识地写出了马塞尔这一个绝妙的精神分析的典型：恋母排父，性反常行为，想入非非，抑郁异常，而且患有神经官能症——这一切都有力地印证着弗洛依德的学说，而普鲁斯特当初只是要写出一个人的经历而并非一部心理分析小说。

另外，还有一个绝妙的词语联系着普鲁斯特和弗洛依德：“潜意识”——幸好，弗洛依德比爱因斯坦更能为一般人理解——这种比较似乎更有实效。弗洛依德论及的是潜意识、无意识和伊德，普鲁斯特所论及的，一般说来只是关于潜意识，虽然他的用语是“无意识”。在普鲁斯特的观点和术语中没有弗洛依德的印迹，而且也没有任何细微的征象可以表明，在写作时他已了解了弗洛依德的著作。他的小说所以成为“系列的无意识的小说”，是因为它本身便是一种遗忘与记忆的现象，正如他后来接受波尔斯采访时阐述的那样。他认为人们的逻辑思维有着现实或未来的实际功用，‘白们很容易从我们的头脑中失落，但是可以被由主观意识所控制的记忆呼唤回来，有时也会由记忆中的偶然机会唤回。不过，我们倒是无意地发现其他一些我们并不能称之为“遗忘了的”东西，因为我们从未记住它们，它们也会有力地完整地通过非主观记忆而上升到表面来，它们中没有任何压抑，也没有伊德，潜意识压抑力，道德瘤，或治愈它们的分析法，性也不扮演任何角色。

因此，普鲁斯特原以为《索罗梅和戈莫勒》和《女囚》会引起人们对他著作的道德谴责，或是对他本人的仇视与贬斥，但相反这两部作品却增加了他的声誉。一是因为弗洛依德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主要还是因为时代风尚的变化。

普鲁斯特力图抓住情感的无限丰富性，将各种感觉、回忆、意念所产生的无比丰富的实感捕捉住。为了将人一生的感受记录下来，小说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普鲁斯特记录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感受，而是“不同时刻的感受聚集”。也就是说，无数个不同时刻的心理活动组成了人的一生。

要将实际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通过理性思维活动是达不到的，甚至只通过理性制约下的有意识的回想也是行不大通的。普鲁斯特自己曾说过：“我们努力追忆往事，总是枉费心机，绞尽脑汁都无济于事。往事藏在脑海之外，实非心智力所能及，它藏在某种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中（藏在那东西给我们的感觉中），而那件东西我们在死亡之前能否遇到，则全凭偶然，或者我们死也遇不到，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除了同我上床睡觉有关的一些场景与情节外，贡布雷的其他往事对我来说早已无影无踪，不复存在”，“如果有人问我，我也许会说贡布雷还有别的事物，别的光景。但我所想起来的，只不过是有意回忆，并靠智慧帮忙的结果，而有意回想起来的东西，则不像往事那样有声有色”。

普鲁斯特从味觉、嗅觉、听觉、触觉出发，通过那种“盖尔芒特家——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式的无意识联想找回了那“有声有色”的往事。这种无意识联想在内心世界里充分地复活了过去的时光，著名的“小玛德莱娜的点心”就是这种无意识联想的一个典型例子。“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腭，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茶味唤醒了我心中的真实。”正是这杯茶与这块点心打开了他对贡布雷生活联想的闸门，于是贡布雷的大街小巷、花园和往事都从茶杯中脱颖而出，引起了主人公无限的回忆，复活了逝去的时间。玛德莱娜的点心成了一副“催化剂”，一个引子，它令人意想不到的诱发出、裂变出无数活生生，但早已被埋没的生活内容，像玛德莱娜的点心这样的引子还有很多，比如“一个乐句使他想起了站在荆棘篱笆前的少女；一个雷雨的傍晚传来了丁香的香味，使主人公回忆起故乡的山楂花树篱的美景；主人公走进盖尔芒特府的院子，他踏在高低不平的石子上时，回忆起了威尼斯的一段往事；随后，他走进小客厅，听到勺子碰击盆子的声音，这使他想起火车的刹车；不久，他用餐巾擦嘴，又使他想起孔雀尾巴那样蓝绿两色羽毛”，整部作品就是这样通过无意识联想，一物诱发一物，一环引出一环，构成了作者十分具体的回忆之流。这也就是为什么把《追忆似水年华》划入意识流小说范围的原因。在这种无意识联想中，在回忆之流中，作者以心理时间的形成复活了自己所经历过的实际时光。

实际时间的时序都是呈线性流淌的，而心理时间都是通过无意识联想一物诱发一物形成的，所以心理时间不可能保持实际时间原有的时序，而往往是时序颠倒混乱或呈无时序状态。呈现出一种时空蒙太奇。普鲁斯特在著《追忆似水年华》时便采用了这种时序颠倒的手法。例如，斯万的恋爱本来是主人公听说的事，发生在他出生之前，但这个故事叙述在前，而主人公长大后与斯万家来往，并与斯万的女儿恋爱，后来才知道斯万的事，却放到后面叙述。这种反复交叉的叙述方法反映了无逻辑的回忆，也就是下意识回忆。在普鲁斯特看来，回忆一个人、一件事不是一下子能完成的，而是交叉反复、颠倒错乱地进行的，在实践之间的衔接中，看不出什么必然联系，但从整体看，这并不妨碍小说是一个有机整体。

关于普鲁斯特的作品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可以发现，自他逝世后，各种评价渐趋于好与坏两种极端。普鲁斯特的成名作是《在少女们身旁》，此后，从《盖尔芒特一家》、《索罗梅和戈莫勒》到一九二三年的《女囚》，声誉日益增长。当然，总是伴随着毁誉不一的争论。一些人认为《索罗梅和戈莫勒》的水平下降了，但显然《女囚》中的部分章节对此有所弥补。接下来是出版的空白，其间，哥若缪克、皮埃尔-昆特、杰昆斯、瑞伏尔等评论家们以极大的热情捍卫着普鲁斯特的声誉。一九二六年，《消逝的阿尔贝蒂娜》出版，这对他们应该是个帮助，但结果却相反，此书帮了反对者的忙。一年以后《过去韶光重现》的出版成为普鲁斯特声誉的新的转折点，它证明普鲁斯特的捍卫者们是正确的。普鲁斯特被法国普鲁斯特研究让-伊夫·塔迪埃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安德烈·莫罗亚说过：“别人写过十五部或二十部小说，有时还颇具才气，但总不能给人一种启示，读到一个总结的印象。这些作者满足于开发众所周知的‘矿脉’；马塞尔·普鲁斯特却发现了新的‘矿藏’。”

1919年，普鲁斯特凭借《在少女们身旁》（《追忆逝水年华》第二卷）获得龚古尔奖，勒克莱齐奥说，“我从他那里找到了一些跟我创作相似的地方，比如对家庭、遗产等问题的讨论。跟普鲁斯特一样，我也从个人家庭历史中找到了所有我写作的热情所在。”在勒克莱齐奥看来，《追忆逝水年华》在法国文学上拥有持续的地位，“它描写情感、人类的灵魂和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不是某个事件或某个时期发生的事情，这就像我喜欢的老舍先生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反映的是某个文化中的内涵，所以它不会因为随着时代过去而被遗忘。”

1871年7月10日出生的马塞尔·普鲁斯特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把自己的思想乃至生命中最好的部分，都倾注在《追忆逝水年华》中。他于1896年出版《欢乐与时日》，后来翻译英国艺术评论家拉斯金的著作《亚眠的圣经》与《芝麻与百合》，作品《让·桑德伊》、《驳圣伯夫》，撰写一些评论拉斯金及同代艺术家的文章。其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将高度敏感性与高度精神性融为一体，表现出小说创作的新观念和新技巧，突破了小说写作的传统模式，呈现了一个由感官展开的色彩斑斓的世界。

普鲁斯特经常谈到真实和真实性，但他的出发点与现实主义作家是不同的。他说：“任何时候，艺术家都应听从他的本能，这样艺术才能成为最真实的东西，不管生活给我们留下的是怎样的概念，它的物质外形，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痕迹，依然是它必不可少的真实性的保证。由于纯粹的智慧造就的那些概念只具有某种逻辑的真实可能的真实性。惟有印象，尽管构成它的材料显得那么单薄，它的踪迹又是那么不可捕捉，它才是真实性的选择结果，因此，也只有它激发心灵的感知。心灵倘若能从中释出真实，真实便能使心灵臻于更大的完善。”在这段话中，普鲁斯特认为生活及其给人留下的痕迹，是“必不可少的真实性的保证”，也就是说，真实与生活彼此相连，密不可分，即使物质和生活留下的印象非常单薄，它的痕迹难以捕捉，但这恰恰是真实性所依附的东西，因为只有印象才能激发心灵去感受，由此获得真实。

不过普鲁斯特的美学主张虽然不同于现实主义作家，却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象征派作家，如他明确反对象征派诗人所主张的“晦”。《反对晦涩》一文虽然发表于1896年，时间较早，但他的艺术主张全然不同于象征派，他确实与象征派提倡的诗歌晦涩不是同道。他反对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晦涩、语法表达晦涩、形象晦涩。他认为诗人如果不与我们的逻辑能力沟通，就不能写出有力的诗歌。他指出，如果语言晦涩，那就不可能使人理解形象。因此，他认为象征派作品有可能失去深度，变成冷冰冰的寓意。大自然能清晰地给人表达“生与死最深邃的秘密”。普鲁斯特对象征派的主张持反对态度，表明他的创作主张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普鲁斯特的好奇心里有种侦探成分。在他眼里，社会最上层的一群人是一个犯罪团伙，一群无与伦比的阴谋家：他们是消费者的黑手党。这个团伙把一切同生产有关的事情都从自己的世界里剔除干净，至少要求把这类事情优雅地、羞羞答答地藏在教养良好的职业消费者特有的做派之下。普鲁斯特对势利眼的分析是他的社会批评的顶峰，其重要性远在他对艺术的顶礼膜拜之上。因为势利眼的态度无非是从纯粹消费者角度出发的，对生活前后一致、井井有条，而又铁一般坚硬、冷酷的看法。在这个撒旦的魔幻世界里，有关大自然生产力的哪怕是最遥远、最原始的记忆也被删除了，因此普鲁斯特发现变态的关系比常态的关系更有用，甚至在爱情上也是如此。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理论上讲，纯粹的消费者也就是纯粹的剥削者；在普鲁斯特的世界里，这个形象达到了其真实历史存在的全部具体性。这个形象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既深不可测又游移不定。普鲁斯特描绘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任何场合都把自己的物质基础伪装起来，并由此同某种早已没有任何内在的经济上的重要性，但却足够充当上流中产阶级面具的封建主义文化结合在一起。普鲁斯特知道自己是个幻灭者，他无情地去除了“自我”和“爱”的光彩，同时把自己无止境的艺术变成了他的阶级的最活跃的秘密，即其经济活动的一层面纱。这样做当然不是为这个阶级效力。因为普鲁斯特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铁石心肠，是一个走在其阶级前面的人的桀骜不驯。他是他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主人。在这个阶级尚没有在其最后挣扎中最充分地展露其特征之前，普鲁斯特作品的伟大之处是难于为人所充分领悟的。

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的重大功绩是对自己的描述。普鲁斯特无疑是属于第一流的。但即使在这方面他也是片面的，他喜欢把他自身所具有的怪癖，软弱，局限性归于每一个人，认为这是每一个人的特性。在写到爱情或友谊时，这种倾向似乎较他所能承认的更强烈。没有一个人，甚至司汤达曾这样充分地谈论过自己，没有人曾这么耐心而彻底地探究过精神的黑暗之处。要做到这一点，作者不仅得是一位性格内倾者，并且需要出众的分解和分析的才能，普鲁斯特恰好拥有它们。因而他能从个人相当特殊的心理状况中得出一般的真理。

普鲁斯特认为，阅读并非像拉斯金强调的那样，它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局限性的。他再次以童年时的阅读为例，阐述自己的观点，例证是“我”童年时利用各种场所阅读的小说：泰奥菲尔·戈蒂耶的《弗拉加斯船长》。“我”指出，小说中有两三个“最独特最美妙”的句子，“我”隐隐约约察觉到，这些句子的美源于泰奥菲尔·戈蒂耶在文本中间或流露出的真实。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真实，“我”希望阅读戈蒂耶的其他作品，希望发现同样美丽的句子，研究他对事物的看法。以阅读泰奥菲尔·戈蒂耶的作品为例，普鲁斯特借此要指出的是，阅读相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有“局限性”。

在普鲁斯特看来，作家给读者的刺激多于知识。阅读给予读者的只是欲望，任何作家的作品不可能透彻地回答读者的所有问题：“我们不可能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真理，真理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著名艺术家成功地为我们掀开丑恶与无聊的帷幕的一角，但当他结束创作，通过作品向我们指出看这、看那的时候，他却消失了。这是阅读对于精神生活的价值所在，也是它的不足之处。阅读只能发挥引导的作用，“阅读是精神生活的门槛，能将读者引入精神世界，却并不是精神生活”。作品是作家思想的表达，但这种表达却并非读者的。因此对读者而言，这种思想表达只是个人思考的起点，真正的精神生活的道路要靠读者自己去探索，去开拓，去完善。普鲁斯特将阅读的功用，称为读者的“精神疗法”，其能唤醒读者心灵深处未被读者发现的东西，能刺激读者去努力思考，开创自己的精神生活：“对读者而言，阅读是向导，如同神奇的钥匙，把读者心灵深处无法打开的大门打开了，其在生活中的作用是有利于身心的”。

获取知识的阅读，普鲁斯特同样不提倡，尽管这种获取知识的方式本身比较困难，需要不懈的探索，需要深入的研究。这种阅读，“如同别人事先准备好的蜂蜜，我们只需付出努力触到图书馆的书架，然后就能在身心处于完全休息的状态下被动地品尝它”。普鲁斯特以“文学家”从图书馆的藏书中获取真理为例，旨在指出“偶像崇拜”有其不足。对文学家而言，为阅读而阅读，这种对书籍的崇拜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把书籍当作“静止的偶像”，就不能从中得到启发，更不能获得精神上的高贵与尊严。书中的精髓没能被吸收消化，对文学家而言，书籍始终是一种异物，是一条死板而不生动的原理。而阅读需要“读者有感知力和智力，这两种力要靠读者自己去培养，靠读者在精神生活深处去开发”。普鲁斯特特别强调读者的敏感力很重要，“要透彻阅读一位诗人或者散文家，读者自己也应是个诗人或者散文家”。博学也好，对书籍极度喜爱也罢，都是不专业的读者。普鲁斯特从拉斯金的作品里悟到了这一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创造的人物如斯万，夏吕斯等都具有这种特点，他们虽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却并不是真正的读者。

但是，社会景况，性格创造，文体风格，心理学——所有这些普鲁斯特作品的各个侧面，只有与他的基本哲学，他对“经验”的看法联系时，才获得意义。普鲁斯特的观念可以精炼地表述为：存在着两个世界，一是时间的世界，那里，命运、幻景、苦难、变异、拖延和死亡是法律，另一个是永恒的世界，那里有自由，美和安宁。日常经验处在时间的世界里，而在沉思的时刻或者由不自觉记忆的偶然，能一瞥另一个世界。艺术的责任就是激发起这种顿悟，以之为时间世界中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