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梅，山西大同人，字冰清、又名马道明。大同回族中第一位女教师，妇女界的代表人士之一。解放前，担任大同县学联会女生部部长。解放后，她曾当选大同市妇女代表、大同市回族代表，是中苏友协察哈尔省分会雁北总支会会员。

马玉梅先祖几代人曾袭任清军太原守备，为回族行伍世家。到祖父马壮年迈时，弃官为庶，携眷属返回故里大同。父亲马生富由于家庭陶冶和少小努力，成为北方地区极具影响的古玩鉴赏家，他见识广，造诣深，且是一位慷慨仗义、乐善好施、思想活跃的开明人士，在大同回族中很有名望马玉梅在父兄的主张下，刚满6岁就进入省立三师附小读书，为大同回族女子叩响知识殿堂首开先河。

民国14年（1925）5月，英日帝国列强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初，素有爱国传统的大同各族各界同胞迅速行动，掀起了古城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帝爱国浪潮，对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支援。马玉梅经常冒险帮着冲锋在前的哥哥马仲（又名马俊、赵革非、马革非，时任大同学生会主席、大同各界沪案联合会主席），散传单、贴标语，助阵呐喊，唤醒民众。是年秋，马玉梅以优异成绩考取山西省立第五女子师范新制初师，后又升入中师。在校期间，与校友牛石梅（郝晋武妻）、鲍月英（华全寿妻）、米芳（李泽妻）、李香莲、米芝（米志，白奇妻）、祁佩贞（金若）、兰玉莲（段挹轩妻）、田宝琳、杨芝兰（沈瑞妻）等10姊妹互结金兰，立志成才，报效祖国。马玉梅常在学校的校刊上发表文章，刊登绘画，编排板报， 是校里的高才生和活跃分子。

1932年中师毕业后，马玉梅先后在大同实验小学（下寺）、市郊沙岭村完小、平城小学（太宁观）、西南隅小学（赐福庵）、东南隅小学（马王庙）等多所学校担任高小教师。那时候，经过战乱的大同正处在国民教育低潮。作为当地毕业并献身教育事业的大同第一代女教师，她和同在家乡任教的同学们奋力开拓，辛勤耕耘，把全部精力奉献给大同的教育复兴。同时她作为大同回族中涌现出的第一位女教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各族妇女读书进步。在她的启发和带动下，不少回族妇女陆续走进学堂。

马先生师德高尚，教学有方，她创造性地总结出一套可行的教学法，被所在学校推广应用。她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所带毕业班级，曾连年高比例考升国立、 省立学校，受到山西省教育厅马骏（回族）厅长的表彰。尤在乡村小学任教时，她一人兼任多项学科，语文、数学、史地、音乐、美术、体育齐头并进，深得学生及家长的高评。她还亲自辅导学生们做课件、手工，编写教材、教案，设计并编印生动活泼的寒、暑假期练习册及精美封面。期间，因成绩突出，被推为教育界代表，赴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神户、奈良、名古屋等地观光旅游。日军侵占大同后，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和日伪军的残害，马先生带领学生们辗转郊外乡村，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辅导孩子们继续完成学业。

解放以后，马玉梅又在大同女公附小（财神庙）、大同商业学校、市委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公私合营大同诚兴蛋厂职工学校、市搬运公司职工文化补习学校、市城区西河河村（当时建制）完小任教二十余载。在扫盲教育和普及教育工作中，她曾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工农干部补习文化知识，成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敬重的好教师。

马先生从教大半生，桃李遍满园。长期在教育战线工作的芦启亨、王运、白尉权、雷存、李溥、米籣等，都是马先生的高足。其中胡牧群（抗战初在沙岭村教过的高才生，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白世镇（大清真寺教长，市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伊斯兰协会会长）、王运（大同十一中党委书记）、高延彬（大同群艺馆馆员、著名摄影师）、卢启亨（大同三中教导主任）等一直与她保持联系，师生之间情深谊厚。

在血与火的战争岁月里，马玉梅的两位兄长马仲（赵革非）、马元先后投身革命事业，为建立和巩固晋绥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勋。日本投降前夕，中央晋绥分局委派其长兄赵革非代表晋绥分局深入雁门、绥蒙地区，化名马革非、马革、马俊、马克，负责指导城市工作，配合主力部队接收绥远、解放大同。马玉梅曾多方与兄长联系，想方设法为早日解放大同传递信息。解放战争时期，马玉梅曾多次在大同地下党负责同志白奇，以及许剑宝、马启禹、贺三连等同志的护送下投奔解放区，只因城门口敌人封锁严密，始终未能如愿。

1947年腊月，大同国民党当局利用“三自传训”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翌年初，敌特风闻马玉梅的长兄赵革非以及白奇（刘实甫，刘跃宗）同志系参与解放大同的晋绥方面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又探听到他们的亲属仍居大同，于是在1948年2月9日（除夕日）午夜，气急败坏地指使其特警队爪牙匆匆逮捕了赵革非的胞妹马玉梅和白奇的妻姐米芳（烈士李泽爱人），并立即将她们以共产党嫌疑和八路军亲属投入被称作鬼门关的大庙特警队监狱。当时，敌人使出老虎凳、辣椒水等各种残忍的手段威逼拷问，要她们提供有关亲人的消息。然二女子面对心狠手辣的敌人宁死不屈，使敌人一无所获。大同解放前夕，解放大军直逼大同城，敌特更加紧了疯狂迫害革命人士。艰难的岁月，马玉梅先生白天受尽酷刑，夜里还要被特警队强迫抄写材料、刻蜡板、印文件，她敏锐果敢地抓住抄写印刷材料的机会，脑过、心记，趁着敌特慌乱，从大同特警队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敌特机密材料、文件（内有“四隅计划”、敌特及家眷名单等等），委托被提前保释出去的米芳同志，设法把文件和材料秘密转交给马先生的大哥马革非和米芳妹夫白奇。大同解放初（1949年5月2日），马玉梅先生再次携带窃取的敌特重要材料，与米芳相携，亲自交与大同市公安局王一鸣、康世安局长、城区的刘忠局长（大同市公安局存有交接材料的原始手续）和晋绥方面的苏兴同志、白奇同志，为有关部门锄奸肃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54年内蒙古公安机关擒获国民党特警队头目吕科后，专程派人到大同感谢马玉梅和米芳的革命举动。

十年内乱期间，马玉梅遭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心身受到严重摧残。1977年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马玉梅先生一向与街坊邻里间相处融洽而和睦，1988年起连续六年被评选为“大同市五星级模范家庭”、“大同市十佳文明家庭”等荣誉称号。

从学生时代起，马玉梅就一直是大同妇女界的代表人士之一，曾一度担任大同县学联会女生部部长。大同光复后，国民党大同当局考虑到马先生在大同知识界、妇女界和回族中的影响及声望，想请马先生出来为其做事，被马先生断然拒绝。事后，又在马先生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暗箱操作，缺席把马先生推举为大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得知此事后，马先生极为气愤，坚辞不干。

解放后，马玉梅先生曾当选为大同市妇女代表和大同市回族代表，是中苏友协察哈尔省分会雁北总支会最早的会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