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勃罗德(Max Brod,1884年5月27日——1968年12月20日),
以色列作家、评论家,作家
弗兰兹·卡夫卡的终身挚友,是其遗作整理出版者和影响力推动者,“卡夫卡热”的缔造者;他是发现卡夫卡写作天才和巨大价值的第一人。除此之外,马克斯·勃罗德本人其实也是一位著作颇丰的作家,而且是门类广泛的评论家。
人物生平
马克斯·勃罗德出生于今天
捷克共和国的首都
布拉格(当时属于
奥匈帝国),
犹太人。毕业于
布拉格查理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博士。毕业后先后在布拉格财政局、邮政局和法院工作,又进行文学创作,并且是报刊的戏剧和音乐评论家。他1912年就参加过
犹太复国运动,是一个坚定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1939年捷克被
纳粹德国吞并,勃罗德被迫逃离布拉格去
以色列,开始时任
特拉维夫一家剧院的戏剧顾问,后来专事创作。1968年12月20日勃罗德逝世于特拉维夫。
个人作品
勃罗德从1906年起就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集《死亡属于死者》(1906)、《妓女之训练》(1909),长篇小说《诺纳皮格宫》(1908)、《一个捷克女仆》(1909)、《犹太女人》(1911)等。他的早期作品有颓废和追求奇特的倾向。后来他也受到
表现主义的影响,作品主人公大多陷于追求肉欲生活和精神反抗的矛盾之中,这时期较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弗兰齐,又名二等爱情》(1922)、《被追求的女人》(1927)等,这些作品都比较怪诞、晦涩。艺术上较成功并使他获得殊荣的是历史小说三部曲《为真理而斗争》:第一部《蒂科 · 布拉赫走向上帝之路》(1916),第二部《犹太人的君主雷本尼》(1925,获本年度国家奖),第三部《伽利略在囚禁中》(1948)。这三部小说用宗教观点分别描述了三位著名人物的生活道路,但在内容上并无联系。
1939年捷克为纳粹德国吞并,勃罗德逃离布拉格去以色列,开始时任特拉维夫一家剧院的戏剧顾问,后来专事创作,作品内容也进一步转向宗教主题。重要的有长篇小说《我主耶稣》(1952)和《可怜的西塞罗》(1955)。1953年他还把卡夫卡的《
城堡》改编成话剧上演。他的自传《反叛的心灵》(1957)、《迷雾中的青年时代》(1959)和《布拉格作家圈》(1966),描写了在布拉格度过的青年和成年时期丰富多彩、充满友情的生活。
与卡夫卡
相识
卡夫卡和勃罗德都是布拉格的犹太人,上的都是德语中学,都就读于布拉格查理大学法律系。
1902年,当时还在读大一的勃罗德在一次“德语大学生阅读演讲厅”上作了一个题为《叔本华和尼采》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动。勃罗德后来回忆说:“这是由于我当时是激烈的、狂热的
叔本华信徒,任何对我奉若神明的这位哲学家的论点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我都一概认为是亵渎神明;而
尼采则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饰地说成是个‘骗子’。”这个报告结束后,比勃罗德大一岁的卡夫卡主动陪勃罗德回家,一路上对勃罗德的观点提出了不少反对意见——随后他们谈到了自己心爱的作家,并各自为自己所爱的作家辩护。两人的友谊由此开始。
相知
勃罗德成名要比卡夫卡早,1906年他就出版了他的一本书。但是,那时卡夫卡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直到1909年卡夫卡第一次给勃罗德朗读了他自己的作品(《乡村婚事》的开头部分)后,勃罗德发现了卡夫卡写作的天才。从那以后,勃罗德终其一生都在为卡夫卡作品的发表而努力。
卡夫卡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不愿意拿自己的作品来发表的作家(这也恰恰说明了他的天才),生前发表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勃罗德的鼓励和推荐下发表的。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在一起探讨文学、交流思想。勃罗德也承认,卡夫卡对他的影响(包括文学上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是他强调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他也大大地丰富了卡夫卡。勃罗德的主动性和精力旺盛是卡夫卡所羡慕的。
善意的背叛
卡夫卡于1924年去世后,勃罗德是搜集、整理卡夫卡著作和遗著的热心人,也是当时惟一的出版人(在这一点上他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在他的努力下,三十年代出版了卡夫卡著作六卷集,五十年代出版了九卷全集。与此同时,他对卡夫卡和卡夫卡作品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卡夫卡的论著,重要的有《
卡夫卡传》(1937)、《卡夫卡的信仰和教义》(1948)、《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和解救》(1959),以上三个专著于1966年合集,书名为《论卡夫卡》。毫无疑问,勃罗德的论著,确实提供了关于卡夫卡的许多第一手资料。但是也应该指出,勃罗德的论著更多的是从民族和宗教的角度(犹太主义),以宽恕和严惩两个极端,对卡夫卡的生平和创作进行阐释,就卡夫卡作品本身进行深入研究则比较少。尤其是在后期,勃罗德拒绝接受文学研究中的新趋势、新方法,观点上保守、僵化,曾受到同行的批评。但是,布拉格德语文学所以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卡夫卡的作品所以能陆续发表流传于世,勃罗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勃罗德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宣传推荐,也就没有卡夫卡的今天。
对于这个善意的背叛,勃罗德曾这样为自己辩护:“如果他(指卡夫卡)真想烧掉所有手稿,就应该交由其他人去完成——他知道我不会那样做。”
勃罗德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和他观察到卡夫卡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产生的一些“变化”有关——就是他在他的《卡夫卡传》中提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到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这一年尽管他的病非常可怕,仍然使他得以圆满地结束一生)在正确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伴侣的伴随下确实感到幸福。他兴致勃勃地工作,把《矮女人》念给我听,写《地洞》,他也给我念了其中几个部分。当我把他介绍给“锻造”出版社领导人时,不须发挥长时间的说服艺术,他很快就同意发表四篇小说,他给它们(根据其中一篇的题目)起了个总题目(《
饥饿艺术家》)。由于他这一根本上的转变,由于这一切转向生活的迹象,我后来才能鼓起勇气,将他给我的(在此很久以前写下的)禁止发表任何遗墨的叮嘱视为无效。”
卡夫卡给勃罗德的遗嘱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是:我遗物里(就是书箱里、衣柜里、写字台里、家里和办公室里,或者可能放东西的以及你想的起来的任何地方),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同样,凡在你或别人手里的所有我写的东西和我的草稿,要求你,也请你以我的名义要求他们交给你焚毁,至于别人不愿意交给你的那些信件,他们至少应该自行负责焚毁。
你的弗兰茨·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