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绶昌教授（1904.9—2002），江苏省江阴县人。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就读间他就与英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对西方古典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22年，未满十八岁的他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感觉与认识论》。当时该报主编张东荪先生曾予以高度评价。

顾绶昌教授从事教育事业和外国文学研究50余年，是外语教育界和文学界享有盛誉的老前辈。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为我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年代初，顾绶昌在上海认识了“创造社”的郭沫若和成仿吾等知名人士。一时过从甚密。因受他们影响，他的兴趣逐渐由哲学转向文学。

1924年，顾绶昌考入北京大学，先读预科，后读本科，大学期间，因受古希腊、古罗马、经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代直至19世纪西方文学名著的熏陶，加之本人的刻苦钻研，顾绶昌因此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功底，并从此确定了从事莎士比亚研究的学术方向。

1930年夏，顾绶昌自北大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并于1930年至1936年间，先后在北京孔德中学和济南高中等校任英语教师。1936年夏，顾绶昌自费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除学习古英语、中世纪英语、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诗歌和散文等课程外，仍继续从事莎士比亚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并不满足于课堂教学，经常去大不列颠图书馆阅览室查阅参考资料，一去就是一整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身在异邦的顾绶昌，时刻思念着处于灾难之中的祖国，再也无心羁留国外求学，遂于1938年春回国。自1938年夏至1946年暑期，顾绶昌应邀到四川大学任教，先任讲师，一年后任副教授，次年升为教授。在川大任教时，曾为学生开设莎士比亚和英国18世纪文学等课程，坚持在侵略者的炮火威胁下一方面用笔与侵略者进行抗争，一方面用心血为国家培养人材，颇得学生爱戴。

1946年秋至1954年夏，顾绶昌受聘于武汉大学外语系任教授，主讲英国小说，作文及翻译等课程，同时从事莎士比亚和肖伯纳戏剧研究。他是解放后第一批被人民政府投予教授职称的专家之一。祖国的新生给顾绥昌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从此，他更加精神振奋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仅1951年，他就发表了颇有影响的莎士比亚研究论文数篇。

1954年因院系调整，顾绶昌教授自武汉大学调到中山大学西语系，任英语阅读、作文和翻译课的主讲教授，并担任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不幸的是，1957年“反右”期间，顾绶昌教授被错划为右派，蒙受了不白之冤，整整20年，他被剥夺了教书和从事莎士比亚研究的权利，但他仍然坚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仍然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1970年由中大调到广州外语学院后，顾绶昌教授承担了汉英词典编写、文献资料翻译等任务，工作一贯认真负责。顾老从不看风使舵，趋炎附势。对得势的人，他绝不会去攀附，对落难的人，他也绝不会冷眼相待。他一直堂堂正正、光明正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顾绶昌教授的错案得到了彻底改正，恢复了教授职称和待遇，并担任了民盟广东省文教委员和广外学术委员会委员，他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人民教育事业。从1980年开始，顾教授重新指导研究生，讲授莎士比亚专题，他超越国外教学和研究莎士比亚的传统，摒弃莎学版本方面钻研，结合学生的实际需要，重点讲授莎士比亚的语言艺术，培养学生自己钻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效果较好，受到了研究生的普遍欢迎。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87年，顾绶昌教授虽已年过八旬，还在关心祖国的改革开放，在孜孜不倦地培养助手，指导研究生写作论文，并在三年内用英语详细辑注了部分莎翁的代表性剧作，以自己的余热为祖国的教育和外国文学事业培养新苗。

顾绶昌教授对学术问题，一贯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他不肯人云亦云，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早年的译作《浮士德》和《伊凡之死》广受赞誉。在理论表述方面，他1947年发表于《学源》的关于莎士比亚诗歌的论文，被朱光潜教授称为“精心结构之作”。他一生从事莎学研究，颇有建树，是我国莎学界的知名人士。除解放初发表的数篇莎学研究论文外，80年代以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关于莎士比亚的语言问题》、《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泛论莎士比亚探讨途径》等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至今，仍然有人写文章怀念他，褒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