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存德天津著名评书演员，以说演《雍正剑侠图》《水浒传》著称，尤以《水浒传》影响较大，有“顾水浒”之称。

《武松打虎》是1979年顾存德在天津电台录制的《武松传》的第四回，当时他69岁。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电台给天津评书界的老演员录了一些资料，其中姜存瑞留下了《三国演义》、顾存德留下了《水浒传》（只有《武松传》这一部分）、刘立福先生录制了《聊斋志异》、于枢海留下了《大刀王五》（他的看家书目《沽上英雄谱》并没有留下，因为这部书从1953年就禁演了，直到近几年于枢海的公子于海宽出山，《沽上英雄谱》才得以重现人间，而于枢海则早已去世二十余年了）。现在电台经常播放的《武松打虎》是一个剪接的版本，是把顾先生《武松传》的三、四两回组合在一起。而我这版则是只有第四回的完整录音，也很有参考价值了。

这段《武松打虎》书情颇急，但顾先生的表演还是很平稳的，并没有剑拔弩张的，还是保持了老路评书的传统（按刘立福老先生的观点，老先生说书都是“坐谈今古”的），有的人说他这段表演的太瘟，没有紧张的状态，我觉得这其实是表演风格的不同，并不算个毛病（当然顾先生晚年录音时身体也欠佳，这一点应该承认）。评书的老前辈王杰魁以说《三侠五义》享大名，人称“净街王”，按说这路短打书的表演应该是紧凑、迅捷的，其实王杰魁的说书却是慢而又慢、细而又细的，这也是一种风格。过去的人们生活节奏慢，娱乐方式也少之又少，因此听书就成了当时最为大众的休闲方式了，所以老先生们的说表都是很细腻的。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快了，对于这种风格自然就不适应了。也许这种声音只应该出现在老北京皇城根的茶馆、酒肆里，而与现代大都市是不相容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顾存德先生生于1910年，比我大十四岁，我记得我问过他，他和姜存瑞先生可能是同岁，姜先生略大一些。顾先生是天津我们这一辈的著名评书演员之一。他也是茶坊口出身，从小喜爱评书，后来拜徐豫田先生为师，但主要受业于师爷张诚润先生，原来他们这门的底活是《隋唐》，他又兼听师叔边豫棠先生的《水浒》，还吸收了前辈徐坪玉和霍正荣的表演风格。

解放前，顾先生的底活是《剑侠图》，他经常上的地方是新三不管、六合市场等处的边边沿沿园子，河东地道他外去也过几回。鸟市和东兴市场他原来很少去，原因是蒋轸庭把着呢，外人不好进。所以他和姜先生和姚存礼这三位存字辈的演员可以说是说《剑侠图》的“边关大将”。另外他还上电台说书，再有1948年他曾经在中华路惠中茶厅白天表演《剑侠图》，晚上是国剧清唱大会。

解放后，他参加了南开区曲艺团，1955年批判《三侠剑》之后，这类武侠书都不让说了，他把《水浒》拿起来了，下了一定的功夫。比如他说《狮子楼》中对酒楼环境的描述，非常细致。后来说新书，他说过《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1958年他还创作了《梨园头》。1962年第一届“津门曲荟”上他表演的是《揭阳镇》。

顾存德和我们三辈人都走得很近，他和我父亲是因为抽大烟认识的，关系很好。我父亲生日总接师爷和他来家里吃饭，爷几个经常一起洗澡。不过他这人有个性，不候别人帐，也不扰别人，自己付自己的。他那时在南市清河街旅馆里，不回家，一个人雇间小屋。他有一个木头小箱子，里边都是药，他总吃药。

有一年过年，我们爷几个去洗澡，我一见着师爷赶忙说“爷爷，给您拜年。”师爷嗯了一声，顾先生接过来说：“哎！听见了吗？人家跟你喊爷爷呢！”师爷白了他一眼：“就你他妈懂事！”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给我。（师爷从来不花这种钱，还就我花过他钱，他请别人吃饭有时都记我帐上）

顾先生有时还跟我拍老腔儿，有一次我们爷几个一起吃饭，我师爷在座，他指着师爷对我说：“告诉你立福，跟老头学学他那能耐，别总学他那大模大样的劲儿。”我那时也年轻，犯嘎，我没等他话撂地就接过来了“对，可有人还就爱学他那大模大样的劲。”（我意思是说他总学我师爷的派）气得他直骂我，“你们家大人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我父亲一打圆场过去，虽是玩笑，也说明我们之间过得着。

顾存德在大直沽联升书场说书的时，那是一进大直沽口，斜对过是个戏园子，掌柜的姓崔，外号崔老，当时顾先生抽“红人”烟卷，我记得当时红人的卖三毛二、中华的卖三毛五。顾先生艺术好，可是嘴不饶人，有时候在台上也得罪人。他在开书前跟观众聊天，举着手里的烟卷冲观众说“您看，红人的烟卷，当初毛主席就抽这个牌子，应该灰白火亮的，现在呢，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还带断火的。”好嘛！转天烟厂的工人就把大字报贴到书场来了，说顾先生“你侮辱我们工人阶级是黄鼠狼。”当然现在听来是个笑话，可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顾先生还得向人家烟厂道歉。

解放初，杨文艳（西河大鼓）的父亲杨宝林在教堂后干了一个书场，是一个席棚子，当时把我找去了，我跟顾先生连着。

有时候从一点小事上能受很到的教育。还有一次，他和我同在谦德庄义顺书场说书，我接顾先生，那个年代刚兴皮猴，就是马三立说的《算卦》中那种，我也年轻，为赶时髦就在劝业场斜对过新买了一件红羽毛牌的，派克绒的里儿，当时花了90多万元（合90多元），当时穿着也是挺神气的。一进书场，我师弟王立平跟着我，给我拿着皮猴。顾先生在台上看见了，冲观众说：“您瞧我们这位是大说书的，后面还有人给架皮猴，”他把我叫到跟前，“多少钱买的？你爸爸有吗？”我的脸当时腾一下就红了，含糊着说“有”，他似乎也明白也就没再追问。闹得我心里非常别扭，回家就收起来了，不敢穿了。我这一宿觉都没睡好，转天早晨，我和父亲去南市新华池洗澡，（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习惯），洗完澡我跟我父亲说“走，我给您做皮猴去。”我父亲直纳闷，都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带着自己的一点积蓄和父亲就去劝业场了，我父亲要一件长毛绒的，活帽子的，当时没有，还得定做，可能我身上钱还不够，差个几块钱，还是我父亲添上的，很快，几天后做得了，我见父亲穿上了，才敢穿自己这件。这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育。其实我父亲有衣服，冬天爱穿蓝春绸的裤袄，外面套一件二大棉袄，但怎么也不能他还穿棉袄呢，我这弄件皮猴穿。

文革后，曲协在永安饭店开会，当时王焚是主席。在上楼梯的时候，我又遇到了顾存德和陈笑瑕。这是时隔很多年后我们老友的重逢，他头发已经斑白了，身体也挺不好的，顾先生拉着我的手说：“你可真行啊，14年了啊，你都不看看我去？”我说“您知道我这些是怎么过来的吗！”心中真是感慨万千。他对我说“你回头上我那去啊，我给你点儿活。”

1979年4月18日，我那天是头一天应人民公园的业务。当时文化局找我，中央文化部的王朝闻同志来了，要听评书，就顾存德、姜存瑞和我找去了。就在电影厂的一个屋子里，我们一人说了一个片段，姜存瑞的《斩华雄》，顾存德的《棒打洪教头》，我说的《瑞云》。

由于他常年追随我师爷，所以他一定程度上借鉴我师爷的表演艺术，把书改细致了，贴近社会生活，并且有他自己的风格特点；由于他是茶坊出身，所以书里杂学多、零碎多，所以有书座反映他闲白儿太多；在台上表演活泼，嘴巧，有的时候嘴也损，挖苦人，但说的都是地方。前些天，电台播放了他1981年左右录制的《水浒》，他的说法主要是讲解，讲、谈、分析、评论、他的气派和口头语都学陈老，总有点压着人的范儿。从表演来讲，武打是他的擅长，但他也是说招。我听过他的“清河油坊镇”、“五小闹府”等几个片段。他和别人的评书口不一样。他最大的缺点是没有“驳口”，在台上一看到点了，该敛钱了，一摔醒木，台下敛钱，台上接着说。这也是一种功夫，他能在台上连着说，甚至在台上很少喝水，我们都讲究是用大碗量的。

他后来也说《聊斋》，但书目和说法和我们的不一样，又他自己的创新。他在南开区时有个学员冯玉春跟他学，后来在实验时，冯跟我说“我学不了顾先生，他的‘焦桐卖艺’能说一天，他里面套着《剑侠图》呢。”冯跟他请求来听我的书，顾先生欣然同意了，这在过去艺人之间不容易做到的。

他家就住在仙春园附近，我有一个书座祁先生和他是邻居。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的代表。晚年好像是去了住在郊区的闺女家，最后病故在那里。《天津当代人物志》上写错了，不是1958年去世，应该是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