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复生，江苏青浦人（现属上海市），1900年11月出生。1927年经陈云同志介绍入党，参与组织陈云同志领导的青浦秋收暴动，是青东地区农民领袖。抗战爆发后，创建青东抗日根据地，曾任淞沪游击支队长、无锡党政军委员会书记、锡澄虞根据地总办事处主任（专员）、新四军六师敌工委书记、通海工委书记、苏中军政委员会委员，淞沪行政专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后勤部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师首任政委、35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解放后首任松江地区专员、苏南行署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江苏省建省后，任省农林厅首任党组书记、第一副厅长（主持工作）、省农科院院长兼省农办副主任、省科委副主任，江苏省农学会会长，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任命为中央农业领导小组成员。文革后任江苏省政府顾问、省政协副主席（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1995年2月在南京逝世。

顾复生，1900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参与组织了青浦农民秋收暴动。1927年至1930年期间，顾复生先后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参与组织领导了震惊国民党司法界的“苏州大闹监”。1930年底出狱。

顾复生于1938年春在家乡青浦县组建了不脱产的农民抗日武装，之后又组建了脱产的常备队。6月，经中共江苏省委同意，该部在保持独立的原则下接受了国民党方面所加委的淞沪民众抗敌自卫团第三支队的番号，建立了青东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日伪军200余人进占青浦观音堂镇，七区常备队及人民抗日自卫队后备队1000余人，与日军从上午一直激战至黄昏，日军伤亡惨重。7月，人民抗日自卫队烧（拆）毁了青沪公路上的11座桥梁，有效地切断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

1939年初，中共江苏省委重建青浦工委，顾复生毅然决然地把数千人枪交给了党。6月，顾复生积极配合新四军江抗东进，协助指挥了袭击上海虹桥机场战斗。

1940年4月，顾复生转移到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历任淞沪游击支队支队长、无锡党政军委员会书记、苏州监察委员会主任、锡澄虞地区总办事处主任、新四军六师敌工委书记、通海工委书记、苏中军政委员会委员、淞沪行政专员等职。

1943年春，日军加紧筹备对南通地区实施“清乡”。4月，时任通海工委书记兼团政委的顾复生与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一起，成功地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汤团”行动，率领新四军一个团700人枪打入敌人内部，与日伪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他们创办“协记公行”，为抗日根据地购买运输了大批药品、布匹等军需物资，收集提供了日伪军的重要情报。9月，汤团“破腹而出”，带着缴获的大批武器胜利地回到了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顾复生曾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一〇五师政委，三十五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等职。他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和豫东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顾复生曾任苏南行政公署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农科院院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5年2月在南京逝世。

民国16年9月（1927年），中共江苏淞浦特委负责人陈云到青浦视察工作，在中共青浦县委书记夏采曦家召开了东乡党员会议，会上由陈云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江苏省委指示。出席代表有顾复生、姜有方等7人，会议着重分析和讨论了青浦地区开展秋收暴动的有利条件和斗争策略。陈云在会上指出，青浦西乡的小蒸，紧靠沪杭铁路一侧，与松江、金山农民斗争联成一片，就可切断沪杭铁路，支援浙江及浦东地区的秋收暴动，并可配合上海的工人运动。因此，青浦地区发动秋收暴动的意义十分重大。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凤溪人顾复生在家乡组建了千人游击队，创建了青东抗日根据地，在当时极为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坚持青浦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为全国敌占区平原水乡开辟游击战提供了宝贵经验。

青东抗日游击区是中共在浦西领导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区域，包括赵巷、七宝、黄渡、重固、徐泾等地，根据地中心是上海青浦东部观音堂（风溪镇）。1938年青东人民在青浦各支抗日武装的基础上组建了统一的青东人民抗日自卫队。此后，中共江苏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多次选派骨干来到青浦，加强党对青东抗日游击区和抗日自卫队的领导，并成立了中共青浦工作委员会，在青浦地区开展党建和民运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不仅青东人民抗日自卫队建立了党组织，而且在青东游击区也成立了党总支和农村党支队，为进行抗日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8年8月正值纪念淞沪抗战一周年之际，青东人民抗日自卫队决定烧毁青沪公路上的桥梁，以破坏敌人交通的方式来狠击他们一下。一天夜间，自卫队300多名常备队员在戈思浜集合，分水陆两路前往青沪公路。水路上，队员们把火油、稻草、花萁柴等引火物装运在15艘事先堵漏的木船上；陆路上，常备队切断了敌人东西两头的通讯联络，并且兵分三路：在西郊附近的一路负责警戒上海方面的来敌，驻守在赵巷八号桥的队员准备阻击青浦来的日军，还有一路佯攻徐泾伪军，吸引敌人兵力。烧桥的任务则分工给1000多名后备队员进行。从老宅附近的十八号桥起到赵巷的八号桥，共有桥梁11座，这些桥的桥墩是用水泥浇铸成的，桥面和桥拱都由粗大的松木铺架，桥头衔接处有铁钉紧固，十分坚固。据青东人民抗日自卫队领导人顾复生等回忆，当时自卫队为此采取了三种办法拆桥：一是靠近老宅附近的十八号桥由于离上海较近，不宜火烧，就用人工方法拆除，后备队员们用锯子锯，用斧头劈，也有用铁棒撬，肩膀扛的，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这些从桥上拆下来的木头后来被用于建造小冬圩小学的校舍；二是像八号和九号桥等用铁丝扎在桥梁下方，铁丝上面装上稻草和花萁，再浇上火油，点燃烧桥；第三种是在堵漏的船上，堆上引火物，连船带桥一同烧。顷刻间，青沪公路就成了一条火龙，烈焰滚滚。驻扎在青浦城内的日军见状立即调集100多名日本兵和数辆汽车赶来阻止烧桥，但当他们到达崧泽村时，看到前面的桥已被烧断，又害怕中埋伏，不敢再前进，便只能胡乱放了一通枪就收兵了。这次火烧青沪公路桥使日军的交通运输中断了整整七天，沉重打击了其侵略气焰。

1939年，在中共江苏省委指示下，青东抗日武装接受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纵队的委任，番号改为淞沪纵队第三支队。血雨腥风的抗战岁月里，支队长顾复生率部开创青东抗日根据地，寻机对来犯的日寇予以迎头痛击。

4月8日，50多名日寇手持冲锋枪，窜到青浦地区的观音堂镇，淞沪三支队闻讯后，立即调动六、七两个区的抗日游击队，从后面悄悄包抄，将敌人团团围住。发现被困的日寇，先是求援未果，后又疯狂放火，企图从来路逃窜，发现桥梁被游击队拆毁后，再次折回观音堂，后来又转向东面突击，再遭游击队迎头痛击。之后，慌不择路的日寇窜到火烧庙，正好钻进了游击队的“口袋”。重重包围中，日军一路狂吼乱叫，被歼灭数十人，丢弃不少武器弹药，嚣张的气焰被彻底打灭，从此再也没敢侵扰观音堂。

苏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

1938年6、7月间，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和先遣支队进入苏南敌后。至1939年下半年，建成苏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苏南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1943年3月成立苏南行政公署。到1944年，苏南区设有4个行政专区，14个县政府和两个县的办事处。

澄锡虞是苏南的金三角地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1940年8月，新“江抗”成立了以顾复生为主任的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总办事处，领导“江抗”各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在交通要隘设税卡，征收进出口货物税，为部队提供给养；担负交通联络和情报传递工作；发动群众支援抗日；开展统战工作，维持社会秩序。这种办事处带有军事管制性质，又具有政权形态，起了临时政权的作用，行使政府的部分职能。

1941年1月22日 江南抗日救国军政治部发布通令，青昆嘉及浦东地区划为苏南第三行政区，下辖青浦、昆山、嘉定、南汇4个县。2月2日，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成立，顾复生任第三专员公署专员。

1941年5月29日，顾复生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之命，在盐城新四军军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来自大洋彼岸金发碧眼的无冕之王，对新四军在上海外围平原水乡展开游击战十分诧异，拿着地图，指着苏常太和澄锡虞狭长地带问：“阁下讲的东路地区，就是这里吗？”顾复生回答：“是的。”记者在地图上看到的是密如蛛网的河流和星罗棋布的湖泊，还有数不清的日伪军据点，颇为不解，于是再问：“这个地方没有山和青纱帐，你们怎么隐蔽自己、对付敌人呢？”他们得到的是意味深长的回答：“这个地方也有山和青纱帐，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靠山和青纱帐！”

顾复生的回答，使外国记者深受震撼。历史的逻辑无可违拗，一支视人民如父母、为人民而战斗的队伍，必然同江南人民水乳交融、血肉相连，成功实施了中国革命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反弹琵琶”，创造苏南无山胜有山、水乡无帐胜有帐的人文地理奇观！

顾涤新，顾复生长子，革命烈士。顾涤新进观音堂小学读书时，正值青浦东乡农民举行秋收抗租暴动，不久暴动失败，父亲顾复生以领导暴动而被捕入狱，家庭也受到反动势力的欺凌，心灵受到极大刺激，激发了他对革命的向往。“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翌年初，观音堂地区成立抗日自卫队，顾涤新率先报名参加了古思浜村人民抗日自卫队。民国28年秋，在第三支队一中队当战士，不久调至后方医院门诊部。工作积极，深得领导嘉勉。民国29年4月，日伪军在青东大烧杀，后方医院遭破坏。转移途中，被日军抓到陆家角据点，经营救脱险。后调往昆山夏驾桥作地方工作。每天以背着药箱为农民看病作掩护，做民运工作。民国29年秋，顾涤新在苏、常、太地委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洋(阳)澄县武工队工作。那里是新开辟地区，敌伪顽交叉盘踞，环境复杂而险恶。他不畏艰险，辛勤工作，终于建立了辛莫区抗日政权，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并将这段工作实践写了《在辛莫区实习》一文，登载于民国30年1月28日的《大众报》上。是年3月，在阳澄湖遭胡肇汉部袭击，突围泅渡中，不幸牺牲，年仅21岁。

王正芳烈士，凤溪人，顾复生亲姐姐顾宝娥之子。抗战爆发，跟随舅父顾复生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1937年11月淞沪失守，组织难民船队向青西撤退，在西岑停留。12月与林锡浦一起加入青浦第一支抗日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在安庄附近袭击拦路港内日军运输船队，击毙日军1人，截留敌船2艘，缴获步枪1枝，以及大批弹药物资。这是青浦人民抗战史上第一次胜利。1938年1月，率难民船回凤溪，在顾复生领导下，组织人民抗日自卫队。3月，七区常备队成立，王正芳被选为副大队长。后成为淞沪游击纵队第三支队第一中队队长。抗战中战功卓著，受到支队赞扬。1939年4月，重创骚扰观音堂的日军。5月，部队在沈泾塘葫芦湾彭宅宿营，夜间突被日伪军包围，突围中王正芳壮烈牺牲。

民国28年3月，中队长王正芳率领班长金步才、王世康、陆新衢等去黄渡镇，侦察日军占据黄渡的情况，完成任务后回在华漕庙附近队员金步才的亲戚家里休息，忽然从前门窜进来4名日军，王正芳手快，立即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名日军，剩下的1名日军连忙弃枪夺门而逃，追捕未获。这场突然的遭遇战，除打死了3名日军还缴获了“三八”枪3支，敌指挥刀1把和所附子弹。

1943年4月16日至9月29日的“汤团”行动，发生在我们南通地区的反“清乡”斗争中。这一行动，粟裕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汤团打入敌军，是华中局决定的。汤团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英勇机智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对于反‘清乡’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无论是日伪和国民党，还是我党，都把争夺的重点放在对战争胜负具有决定意义的华中地区。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的新四军军部迅速在苏北盐城宣布成立。就在这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提出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进行“清乡”的方案。企图通过“清乡”，肃清抗日力量，强化汪伪政权，将华中变成它继续进行侵华战争和实施南进计划进行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清乡”的范围是：西从天生港沿运盐河（通扬运河）到丁堰，北从丁堰沿串场河经掘港再东延至南坎，东抵黄海岸，南至长江边。这个地区面积为3600平方公里，人口270余万。拟得手后再向其他地区扩展。日伪拟准备从1943年4月10日开始，纠集16000余人的优势兵力，扑向我苏中四分区实行“清乡”。

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和四地委、四分区共同研究决定，为了配合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由驻通海地区的崇明县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合编成一个团（汤团），在政委顾复生、团长汤景延、副团长沈仲彝的率领下，采取特殊方式，打入伪军内部。这是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对敌斗争的需要，考虑到通海地区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反“清乡”斗争可能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同时，又考虑到汤景延是中共特别党员，政治面目没有公开，抗战初期曾参加过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与汪伪上层人物有“旧交”，便于打入敌人内部而采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斗争策略。作为“汤团”来说，完成党交给的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可以说是一项非常特殊的战斗任务。当时，陈毅军长把这一行动定名为“汤团行动”。

“汤团”以整团建制600余人打入伪军内部，度过了不平常的167个日日夜夜，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与日伪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他们遵照四地委的指示，创办了“协记公行”，为我抗日根据地购买运输药品、布匹等军需物资，掩护我抗日根据地人员在据点内活动，查明了日伪的“清乡”计划，收集提供了日伪的重要情报，为反“清乡”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汤团”行动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更是一个奇迹。至今，虽然反“清乡”斗争己整整70年过去了，但参加“汤团”行动的干部、战士，他们为正义的革命战争打入敌人内部，克服了种种困难，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他们在完成党交给的这一特殊而又光荣的战斗任务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光荣革命传统和优良战斗作风，永远直得我们认真学习和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

1943年1月，日军对江苏南通地区进行了“清乡”。

在日军集结兵力的同时，汪伪政府很快建立了南通清乡行政公署，任命姜颂平为副主任。姜颂平就任后，以老朋友的姿态，通过陆某劝说新四军海通自卫团团长汤景延率部投敌。得到报告后，有关领导批准汤景延将计就计，从内部打破敌人的“清乡”。

作者时任中共通海工作委员会书记兼自卫团团政委，直接参与了这次行动的全过程。

将计就计

接到敌人的诱降信息后，经过新四军上级研究，海通自卫团决定将计就计。由新四军海通自卫团团长汤景延同志通过关系与姜颂平联系，提出“起义”后允许在原通海地区活动的条件，并假意告知崇明警卫团有共同合作的可能。敌人信以为真，三天两头来催促汤即日“起义”，对汤提出的部队仍在原地区活动的要求也同意了。

1943年3月中旬，我到达通海，担任中共通海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汤景延团的政委。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在姜灶港布置了一次假战斗，并向敌人报告说：“崇明警卫团茅琛因反对‘部队起义’率少数亲信逃跑，追击未获。”

宣布公开“投敌”后，部队军装仍旧，每人只换了一个臂章，就是把新四军的臂章改为有“绥靖”两个字的臂章，番号改称“南通清乡公署绥靖团”。

验枪

5月上旬，“清乡”公署要以验枪之名企图收缴汤团的武器。汤团长到姜颂平那里说：“你们这个验枪的命令实际上是缴枪的手段和方法，假使你们这样做，我就不负责了。”姜闻言即再三向汤团长说明：“保证不缴你们的枪械，但是有一个要求，验枪时子弹不准上膛。”他以安慰的口气说：“你刚从新四军里打开缺口，我们还希望通过你做大的买卖呢。”

验枪那天，部队集中到茅镇，由副团长和参谋长指挥，姜颂平派来了12名军官，他们很认真地逐条枪仔细检验，在验枪中间发现一个战士的枪里子弹上了膛，汤团长气冲冲地“斥责”了这个战士，来验检的军官却竭力劝解。上午验枪完毕，伪军官满意地说：“汤团长合作是诚心诚意的，做事也实事求是。”部队验枪完毕就返防原驻地了。

5月下旬，汪精卫的特务头子兼江苏省伪省长李士群打电报给姜颂平，说要嘉奖汤团长，并要他陪同来苏州。汤团长和姜颂平奉电到达后，专门买了一块手表送给李士群，李亲自接见并设宴欢迎汤团长。

酒宴间，李士群宣布委汤团长以少将军衔，犒赏了5000元伪币，并鼓励汤团长好好工作，并说汤是大有前途的人。汤也趁机搭讪：“我也不会辜负你对我的希望……”

集训

6月上旬，姜颂平通知汤团集结到南通城里去集训。在一个月的集训中，敌人对我们的人事问题很注意。有一天，姜颂平对汤团长说：“共产党有书记，你们部队里也有书记，这个书记是干什么的呢?”汤回说：“我部队没有书记。”姜说：“第一营营部就有一个书记。”汤说：“这是文书，根据你们的编制安排的。”姜沉思了一下说：“我有空再找他来谈谈。”

这件事让我们紧张起来。原来这个营的书记梁浩群原是通海自卫团的保卫干事，“起义”后他名义上是一营营部的书记，实际上是一营的党支部书记。汤在辞别姜的时候曾说：“这人是上海人，回去了，等他回来再叫他到你这儿来。”汤景延同志回团部后和我们商量，就让梁浩群同志撤退，党支部书记由一营营长陈统光兼任(陈系原通海自卫团教导员)。

一个月的集训期满后，姜颂平要求我团向西移动，靠近南通城。汤团长一面同意向西移动，一面把团本部移到金沙镇，以便就近指挥。

迷惑敌人

在二季度“清乡”时，我们和日军出去扫荡时就事先布置好，到达目的地前先以三八枪对天报警，示意前面是我们的部队，后面有日本兵。但日军非常狡猾，不许我们先开枪，并责备我们胆小。我们就问日本兵：“新四军跑了跑了的，我们要不要打?”他说：“要打的。”实际上，日本兵在那时已无可奈何。

“清乡”区西部的民兵为了进一步反击敌人的扫荡，要求我们补给枪支，汤团就抽调出数10条步枪、两整箱子弹给他们。送枪的方法是将步枪、10条子弹袋用麻绳一扎，以送坏枪去修理为名，用团长的汽车由我送到约好的地方，交给等候在那里的民兵。

有一次汤团长在姜颂平那里获悉：当天晚上，姜颂平将派部队捉拿南通县敌工站的同志，因为姜颂平事先得到了情报，知道我敌工站的同志在那里活动。汤团长急忙赶回团部后，经研究用一般速度去送信通知已来不及，于是由我坐小汽车赶到观音山会见敌工站站长，秘密地把消息告诉了张站长。敌工站转移了，姜颂平派出的队伍扑了空。

8月下旬以后，敌人的清乡气焰逐渐下降，我们的部队可以整营、整团地活动。这时，地委钟民同志率主力南通警卫团进入清乡地区，到金沙镇附近来巡视工作。我去汇报了汤团打入敌区的情况。

班师凯旋

9月上旬，地委通知我回去参加会议。陶勇同志指出：“日寇清乡已半年，把我们的部队拉回来，为日寇在南通清乡失败作一初步小结。为保证部队的胜利回来，我们决定到时派主力部队掩护你们撤退。”

10月3日，由地委陈伟达同志率领南通警卫团到达金沙附近。团部在接到撤退命令后，10月4日正式下达了秘密命令，部队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

班师前的那天晚上，团部设宴“请客”，日本宪兵队屡邀不至，敌特工站站长已应邀而来。是夜10点钟左右，日军打电话来询问情况，汤团长趁势向敌特工站站长说：“你们防守这个碉堡有没有把握?”他回说：“把握不大。”汤团长就命我率领短枪队去碉堡“增防”。

按照上级规定，夜间12时一到，汤团长命令各部同时动手。敌特工站站长见状不知所措地说：“汤团长，不要发生误会。”汤团长大喝一声说：“谁跟你发生误会?老子是新四军，今天就要抓你。”敌站长正伸手摸取身上的枪，汤团长警卫员见他欲顽抗，一枪将他击毙。这时碉堡上下团部内外的武装一起发动，结果了敌人。此后，汤团在南通警卫团的掩护下胜利撤出敌区，到达指定的宿营地。

这次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部队也增加了人和枪，完成了打入敌人内部时党规定的“回来时人枪要保持原数”的使命，同时也锻炼了部队。

（文章选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作者顾复生。文章刊用时有删改。）

1949年5月15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苏南区各专员公署专员：顾复生任松江专员公署专员。松江专区，驻松江县，管辖松江、上海、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嘉定、宝山9县，松江专区属苏南行政公署。

上世纪60年代，历经最艰难的日子，国民经济逐渐恢复。从50年代开始，作为江苏农业发展的重大工程，苏中、苏北地区的“沤改旱”、“旱改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农民的辛勤努力下，取得明显成效。顾复生在省农林厅、农科院期间，都倡导、推动了这两项重大农业工程。顾复生领导下的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在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7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全国极为罕见。

当时在松江地区任专员的顾复生，敏锐关注到松江农民高产的事迹。在松江专署的推荐下，陈永康被评为华东和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顾复生一直琢磨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他的高产技术。在他的举荐下，江苏省委破例将一个地道的种田农民调到华东农科所工作，中国农科院破格聘请陈永康为研究员。随后围绕陈永康成立工作组。“看戏要看梅兰芳，种田要学陈永康”，成为太湖地区的新谚语。

随后在苏州吴县的望亭公社选为样板田，推广陈永康的高产技术。1965年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担任江苏分院院长的顾复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主题发言《用样板的方法领导农业生产》。到1966年文革前，由于应用陈永康的高产技术，苏南广大地区的水稻平均亩产由250公斤，猛增到450公斤。据统计，仅1965年，江苏太湖地区苏州、无锡、常州调出的粮食即达10亿公斤。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国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这具有重大意义。

1961年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并“三北”会议写了一封信谈平均主义，号召大家亲身到农村去调查情况。信中说：一些领导同志至今对农村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或者看地、县两级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希望从此改正。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亲赴老家上海青浦县，开展调查。这是他解放后的第四次到青浦农村调查。

在赴青浦实施调查研究之前，1961年6月中旬，陈云在上海召集薛暮桥、顾复生、陆铨等开会，布置他们和长期同他保持联系的几位家乡农民一起先去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调查摸底，为他随后的调查研究作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对调查组成员的选择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薛暮桥，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是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都很高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顾复生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院长，陆铨时任建筑工程部基建局局长，顾、陆都是青浦人，1927年曾参加陈云领导的小蒸农民暴动，对青浦的政治经济、人文历史、群众基础等方面都有比较好的积累。这样一个工作组代表陈云到青浦进行预调查，比较容易开展工作，比较容易获得真实可靠的调研结果。

出发前，他请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院长顾复生、长期从事工会的老战友陆铨3人，加上与他长期联系的两个青浦农民组成先遣队，先去青浦县小蒸公社、观音堂公社摸底。

先遣队于6月19日抵达小蒸。经过摸底后研究决定，这次主要调查种双季稻、公私养猪等农民最有意见的问题。

一星期后，陈云从北京出发，先到上海，同上海市委负责人交谈后，坐火车到青浦县石湖荡公社下车。随后，陈云从这里坐上小船，前往小蒸。

小船缓缓前行，一路上陪同的小蒸公社党委两位副书记一个摇橹，一个撑篙，并一边汇报小蒸公社的生产情况。船行一个半小时，陈云初步了解了小蒸公社的基本情况。

在小蒸，陈云用了几个下午听公社党委汇报，又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每天上午，陈云都深入农民家里，跟农民谈话，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并参观了公社的工厂、商店和仓库。经过半个月调查，基本摸清了情况。农民对党既有赞扬，也有批评。陈云特别注意听批评的意见。

由于组织人民公社，社员都到大队办的公共食堂吃饭。食堂缺少粮食，结果一天3顿饭，顿顿喝稀粥。调查组到一个大队去参观时，大队正在开饭，看到一大锅粥。胆子大的农民愤愤地对调查组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这话很尖刻，但确是事实。农民吃不饱饭，把大队种的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吃光了。

那时，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农民可以种些自留地。但各地方执行的时候都打折扣，青浦也是这样。在小蒸，合作化以后，还给社员留了700亩自留地，到了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一声令下，自留地统统归公。郑州会议后纠“左”，1959年春天又分给农民300亩自留地。可是春天刚分下去，庐山会议后风向变了，反右倾，于是当年秋天自留地又收归公有。田边地头农民开的一些小块地，当地叫作“十边地”，搞公共食堂的时候，也收去当了菜地。就这么朝令夕改，收了放，放了收，拿农民当猴耍，把农民搞怕了。

陈云对自留地问题很关心。他感叹：“农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农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中国历来农民造反，都是在粮食问题上造反的。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

小蒸地势低洼，人均耕地少，无霜期不够长，农民向来是种一季水稻，种一季夏熟作物如大豆、小麦。“大跃进”后非得让种双季稻不可，虽说比单季稻每亩多收220多斤粮食，但陈云找他所认识的老农算了笔细账，发现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并不合算。因为算上因种双季稻给秧田造成的减产，算上每亩多用的种子，算上不能种夏熟作物损失的收成，就少收了250—270斤粮食，还不能算多耗的肥料、少收的稻草、豆麦与水稻差价带来的收入损失。

多少年来，对于农民来说，养猪等于是开了一个活的“家庭银行”，农民的大宗费用、年节开支，都指望养猪卖钱来解决。“大跃进”期间，“左”眼病大发作，农民私人养几头猪、几只鸡鸭也成了小资本主义的表现，不准农民养。陈云对农村养猪的事情非常关心。1960年夏，陈云曾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开了两个星期的会议，座谈怎么样发展农村养猪事业的问题。陈云对这些问题都作了调查，最后说，看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

在小蒸，陈云调查很仔细，开专题会，仅养猪一项就召集公家养猪的六七人和私人养猪的六七人各座谈两次。公社有15个养猪场，调查组看了10个，陈云亲自视察了两个。经过调查后，陈云讲不准私养母猪，就解决不了猪苗的供应。

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封信。陈云在信中把这次了解到群众的意见概括为4点：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随信附了这次青浦农村调查的3个专题调查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和《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人民日报》于9月15日发表顾复生署名文章：《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证明：这里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

1963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谭震林、聂荣臻《关于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报告》。

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团体：

中央和国务院同意谭震林、聂荣臻同志《关于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报告》。这个会议是开得适时的。会议对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形势的估计，以及所提出的发展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方针和办法，都是正确的。会议所制订的《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山地利用和水土保持等六个专题方案，中央责成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农林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十九个专业和专题规划，责成国务院各有关部和各地方党委与人民委员会在全国统一安排下负责组织实施。会议所提出的十大研究任务，应成为今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全国性的长期的重点，必须大力促其实现，务期在今后十年内做出显著成绩，为我国农业过关提供系统的科学依据。

起草本纲要的科学家：

丁颖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竺可桢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刘春安　广西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朱济凡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所长　朱树屏　水产部海洋水产研究所所长　过兴先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　何康　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所长　沈其益　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　吕炯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金善宝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郑万钧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季良　河北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罗新　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副主任　赵九章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俞启葆　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副院长　张含英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马溶之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所长　陶鼎来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唐川　吉林农业科学院院长　陈凌风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所长　席承藩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顾复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院长　陆钦侃　水利电力部规划局副总工程师　康迪　西北农学院副院长　曾德超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制造系主任　杨石先　南开大学校长　杨允奎　四川农学院院长、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鲍国宝　水利电力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谢为杰　化工部生产司副司长　戴松恩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根据中共中央文件）

年度奖项：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为表扬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者，特颁发此奖状，以资鼓励。）

获奖人员：顾复生、周立三、梅藉芳、沈梓培等

简介：农业区划调研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1963年省委、省政府为贯彻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成立了农业区划委员会，组织全省农业部门和科研单位30多位专家学者对全省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生产的自身特点，进行了系统农业区划调查研究，于1964年编写了《江苏省综合农业区划报告》，30多种各种专业区划报告和一套农业地图集。在全国农业区划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得到周总理的好评。1963年区划将江苏省划分为太湖、镇宁扬丘陵、沿江、沿海、里下河和徐淮6个一级农业区和41个二级农业区。1980年代，我省第二次作农业区划调研、基本上保持了这样划分，只是在局部地段界线上作了一些调整。

为了宣传建党70周年，“七一”前后，

《新华日报》发表了江渭清、管文蔚、包厚昌、顾复生“四老”专访。

1995年2月20日，顾复生在南京逝世。遵其遗嘱，骨灰安放在青浦东乡革命烈士陵园。

东乡革命烈士陵园位于青浦区华新镇凤溪火星村。1938年，淞沪抗日游击纵队三支队在沈泾塘抗击日寇，为安葬阵亡烈士，抗日政府在火烧庙西买下10亩高地，作为安葬烈士墓地。建国后，这里正式建成烈士墓，墓地四周建造红砖围墙，竖烈士纪念碑。1999年底，当时的地方政府将分散安葬在青东地区的烈士迁入墓地，命名为“东乡革命烈士陵园”。2012年又进行了改扩建。

近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青浦区东乡烈士陵园被列为上海市市级烈士纪念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