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莲司，全名为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在中文资料中普遍称为韦莲司。她是胡适1914年6月在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结识的女性朋友。是康奈尔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在此后48年的岁月中，胡适因受韦莲司的影响而获益甚多，其生平事迹也因有了与韦莲司的交往而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韦莲司(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美国人，（1885-1971）。胡适终生女挚友，是康奈尔大学一位地质学教授的女儿。1914年6月与胡适在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结识。在此后48年的岁月中，一直作为胡适的粉丝和女友而终生未嫁。

胡适成年后的50年中，有26年又7个月在美国度过。无论他在大陆、台湾还是美国，年长他5岁的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MissEdithCliffordWilliams)始终与胡适保持着超越夫妻层面的思想感情。

在周质平对胡适的研究中，一大批重要的文件都出自中国大陆。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向他提供了由韦莲司从美国寄去的胡适致韦莲司信件、电报200多件，及韦莲司致胡适函近20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向其提供了百余件韦莲司致胡适信函。

胡适的家于1946年搬到东厂胡同1号，这里正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高大的办公楼，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告诉记者，近代所向周质平提供的信函就是从这个院子里发掘出来的。

韦莲司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所认识的女性朋友。在绮色佳的湖畔月下，常常留下胡适与韦莲司流连忘返的身影。他们在一起热烈地探讨许多问题，韦莲司对胡适的思想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胡适曾在日记中写道：“吾自识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胡适对韦莲司的人品与学识非常欣赏，他曾以“高洁几近狂狷”许韦莲司，而又以“傲骨狂思”自许，可见他与韦莲司在心灵上是和谐相通的。

韦莲司是胡适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从精神世界走得如此之近的女人，这是一个新奇粲然而又令人怦然心动的世界，年轻的胡适，真的被打动了，他象每一个走进朦胧初恋季节的青春少年，情绪变得纤细而又多愁善感。

朝夕相处的情侣，一次小别，也能让人不胜惆怅。“上周四的夜晚，我深感怅惘，寒风吹落了窗前所有的柳条，竟使我无法为一个远去的朋友折柳道别。”胡适虽然留学出洋，接受大量的西方思想与文化，但他在内心情感的表达方式上，还是浸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他的折柳赠别，不经意间便流露出浓郁而古老的东方情结，可以说他的骨子里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与韦莲司发乎情，止乎理，长达五十年的相思相望。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第一代启蒙知识分子，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承传者，继往开来的领袖人物。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胡适在五四时期写的第一个白话剧本《终身大事》就是宣传男女青年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但是胡适却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遵从了“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在胡适身上，体现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作为历史中间物的双重人格和心理行为的历史逆差。

胡适在出国留学前，母亲早已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未婚妻江冬秀是一个不甚识字的小脚女人。胡适曾对韦莲司谈到过自己的未婚妻：“她（指江）对我的思想全然一无所知，因为她连写封短短问候的信都有困难……我早已放弃让她来做我知识上的伴侣了。这当然不是没有遗憾的。”胡适对自己的婚事是失望的，但胡适对婚姻采取了迁就与容忍。

胡适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去世。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扶养大。母亲23岁守寡，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但母亲从小就对胡适要求很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在胡适的眼中，母亲是慈母兼任严父。胡适对母亲始终充满了敬爱之意。认为母亲对自己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中国人的做人基本准则是忠孝，对国家尽忠，对父母尽孝。胡适尽管对江冬秀没有爱情，但为了对自己付出全部爱心的母亲，他选择了“甘心为爱我者屈”。也就是在爱情与亲情的冲突中，爱情向亲情屈服。

胡适把坚守婚约看作是对母亲的回报。“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胡适的不毁婚约，与其说是为江冬秀，不如说是为他母亲。这就如同鲁迅把母亲为他选择的妻子当做母亲的一件礼物收下一样。当孝子与情人不能两全时，浸淫东方文化的胡适选择了历史的沉重负荷。这是一种殉道的悲哀。

胡适在婚后私下里对友人直言相告：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可见胡适终归还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他不肯拿社会道德的信用去替换颤动心灵的爱情。当然，我们无法评说在天平上，哪一边更沉重一些 ……

他们的结识有近水楼台的因素存在。1913年康奈尔大学学生胡适是绮色佳镇橡树街120号韦莲司先生家的房客，韦莲司小姐是胡适初涉美国社会时的一道阳光：“美国大学学生大多数皆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在胡适看来，韦莲司则“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胡适留学日记)。

胡适对韦莲司的欣赏跃然纸上，他认为自己“一直是一个受益者”，与韦莲司的谈话总能启发他去认真思考。胡适对韦莲司充满敬意，并“对自己的谨小慎微的态度感到汗颜”。

中国学生胡适并未隐瞒早已定亲的身世，如果胡适早年与韦莲司的交往中不是故意在回避着什么，那么就不会有1915年1月22日到24日两次“有趣”的会面。

韦莲司在纽约学习艺术期间，胡适路过该城并到韦莲司的寓所海文路92号与之单独会面。22日上午两人参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午后至女士寓午餐”，直到下午4时离去直奔火车站。23日胡适重返纽约，“下午，访韦莲司女士于其寓，纵谈极欢。”极欢到什么程度——胡适由衷钦佩“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

其间，胡适提出请同学张彭春来喝茶，这种刻意为之就是不让会面超越友谊，同时也是一种避嫌。

24日，回程中的胡适给韦莲司写信，抱歉自己粗心大意，说23日整晚都在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聊天。但周质平在写《胡适与韦莲司：五十年的深情》认为这是胡适在故意回避过于密切的交往。胡适的这种解释看来有点矫枉过正了。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理论家杜威的中国门生胡适，于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还没等到方帽子就在回国前专程到绮色佳辞行。

在绮色佳的5天(1927年6月10日至14日)“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犹难为别。”

此去经年，胡适娶妻生子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斐然，隔着汪洋的韦莲司一直感同身受地为他祝愿。

而他们的再一次见面，是在10年之后。1927年3、4月间，胡适此次赴美与韦莲司两次聚首，他在西雅图登船回国前，写信给韦莲司“唯一的遗憾是我无法待的久些”。

韦莲司也在4月6日给胡适的信中第一次理智地论及胡适的家庭：“你们两人同是一个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品。”

他们在1933年9月的重逢，可以看作是胡韦交往中的里程碑。这一年，韦莲司再次引述了自己6年前给胡适的一封信：“你塑造了一个幻象中的女子，亲爱的适，让我们继续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则你所喜爱的这个幻象中的女子就会死去。胡适——是不是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是这个我触摸到了你的躯体和眼睛。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竟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胡适，我爱你!我们如何能将这件事公开于众，而不引起别的人嫌恶？要是我们真能完全生活在一起，我们会像两条溪流，奔赴同一山谷。”

这一天，他们的肉体终于越过空间、时间和精神，第一次碰撞在一起。

在胡适受命担任驻美大使之前，韦莲司早已与胡多次书信讨论此事。

在周质平披露的书信中，韦莲司说：“你不仅属于中国，你属于整个时代和时代里有危局。在一定的范围里，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像奇迹一般，你回答了时代的需要。”

这位西方奇女子认为：“当前各国正热衷武器竞赛和战争，此时是否应该有个人出来，改变人们的看法，让武力的使用朝向另一个有利方向？你属于全世界。”这无疑是对胡适驻美国最有力的鼓舞。

受到这一鼓舞的胡适回复她：“我答应你，我不会完全心不甘情不愿地来进入这个新的外交生涯，但是我并不相信这是我‘充分发挥’的方向。我会全力以赴，因为这是攸关我同胞生死的事，如此而已。”

“韦莲司对于胡适最主要是一种精神需要，精神对一个高层读书人来说是更重要”。耿云志说：“胡适回到北京后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我在美国曾有女朋友可以交谈，对自己有启发对性情也有好的影响。但是到北京后，很少有女性可以交谈，仅仅和章士钊太太吴弱男相识有交往’。而韦莲司确实是他精神上非常紧密的朋友。”

1959年，74岁的韦莲司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房子全部租出去，为胡适建立基金会。

她自己住在一间车库改的卧室里，卧室的改造从刷油漆到绿化草地，一切生活中的打理全靠她个人的体力，与社会的唯一联系是到小儿麻痹医院当义工。

在胡适68岁生日的祝寿信中，韦莲司送给胡适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她提出把自己一生的几千美金积蓄为胡适建立基金会，“我想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译尽些微薄的力量。譬如，你早年所写那些具有启发、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写的。我要确定，在我身后，有笔款子专门用作这个目的。这笔款子也许不过几千块钱，但如果运用得当，当以用这笔款子作为开始，逐年递增，结果可以成为一笔可观的基金。”

1962年2月刚刚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才4个月的胡适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3年后，韦莲司把她50年中胡适寄发的所有函件寄到台湾，1965年1月27日韦莲司应江冬秀要求给她寄去一份手写的自传。这位一生坚持自己爱情理想的女性在给胡适遗孀的自传中写道：“我无非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信件的接收者，而这些书信也生动地取代了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