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护》是丁玲创作革命文学小说的处女作，写于一九二九年末至一九三0年初。《韦护》的构思和描写,明显地表现了丁玲创作转变期残留的旧的思想痕迹,即小资产阶级感情色彩及“革命+恋爱”模式。描写了早期作品中未曾出现过的革命者形象,有着一定的时代性。

这是一部带有革命味道的罗曼蒂爱情史，而它却被列为“革命加恋爱”的不成功之作。对于这种观点，我个人是不赞同的，因为韦护后期在爱情与革命两者之间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复杂心理活动便是一场隐形的革命电影，可惜在这部电影中，革命最终还是战胜了爱情。或许“韦护”即“维护”，维护国家安全。他注定是一个驰骋于战场的好男儿，而不是深情款款的专情男子。而丽嘉，她却摆脱沦为牺牲品的厄运。这么说，那封“你爱的韦护给予你的唯一的信”给他们两个一个彻底的大解放。“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是丽嘉大彻大悟后的一句话，的确，沉沦在已经被社会腐蚀掉的爱情里，除了各自身体自然需要和心灵寂寞的疗治之外，更多的是惴惴不安，逼于革命的形式，他们更早选择放弃，只是为了更早投身到那个为解放劳苦大众的伟大事业中去。可以说，韦护是聪明的，而丽嘉同样也是幸运的。但是历史上却很少有像她这么幸运的女子。

自古痴情女子空寂寞，宁可飞入寻常百姓家。

爱情自古以来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最具表现力莫过于政治联姻，自古帝王多无情，若是给帝王套上爱情的帽子，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丘比特之箭永远不会射向帝王之家。汉有王昭君入匈奴，唐有文成公主嫁吐蕃„„历史上类似于这样的政治婚姻多不胜数。

当然，或许这可能是丁玲对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的一种“羡慕”，我们知道，丁玲和瞿秋白是挚友，但是丁玲对秋白所流露的感情仅仅只限于友情吗？我们最多只能停留在推测的阶段，因为故人已逝，若是硬给我们之前所崇拜的历史撕开一个伤疤的话，那我们虔诚的心灵也会因此受伤。正如韦护写给丽嘉的分手信中提到的“把我的诗烧掉没关系，连同我这个人也忘记了吧！”有些历史执意去揭幕，导致的是几代人的悲伤，反而流失的历史，即使是我们所迷惑又充满诱惑的那一段，却是遗失的美好。

一本书是当时历史的印记。正如书是为保存历史而存在那样。丁玲这本《韦护》，虽然说不上什么成功典范，却也是我们了解历史的好去处。既有它存在的价值，那么就有它不可否认的存在理由。

《韦护》中的两位主人公韦护和丽嘉，在丁玲笔下，是一对真正的可人儿，是陷溺于爱河不能自拔的痴情男女。丽嘉，在先前的韦护眼中显出尖锐、轻蔑、嘲讽的神态的女性，一旦被爱情所俘虏，就变得痴痴迷迷，将爱情打造成了一个甜蜜得令人窒息的枷锁，不过，被这枷锁所囚禁的，首先是丽嘉自己。至于韦护呢，作为在人生和爱情上都拥有较为丰富经验的中年人，最终不得不离开丽嘉而去，两人破裂的原因，他自觉并不应该将责任归诿于丽嘉。就像他在决定离开丽嘉之前的心中所想：“但是这能怪她吗？她没有一次有妨害他工作的动机，虽说她怕那分离的痛苦，但是她不会要求他留在家里的。”问题显然出现在韦护自己身上。这就是韦护自我检讨的、文学熏陶而成的本性与政治倾向的选择两者间的冲突：文学的浸染使他向往一种田园乌托邦和爱情至上的境界，政治方向上的选择则使他投身世俗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在两难困境中挣扎良久，加上来自外部的压力，韦护只好割舍对丽嘉的痴情，不辞而别。

人物形象处理分析

在作品中，为什么丽嘉的形象被处理为一个爱情至上的女性，并且在韦护的形象比较下，会从最初的光彩照人，在结尾处演变成为近乎愚昧地追求和持守自己的爱情、反而失去爱情的被遗弃者，显得那样暗淡无光呢？

这样的发问，第一种回答是，丁玲是按照镜像对立方式构思自己的作品的。在作家的创作中，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都是常见的手法。前者是按照原初生活中事件和人物的基本轮廓，加以一定的浓缩和概括，例如，像鲁迅谈他自己的创作时所言，一方面，作品与生活有着严格的对应性，改变了阿Q头上的那顶毡帽，就背离了作品的蕴含，另一方面，在人物形象上，有可能是脸在山西，鼻子在贵州，是从多处经验集中起来的。丁玲有许多作品，如《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某夜》、《年前的一天》、《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等，从作品人物到情节走势，都可看到她自己生活经验的底子。后者是根据对立原则，将现实中的人和事加以改头换面，转换角色和情感，将悲作喜，将恨作爱，因死而生，因长作幼，或者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与现实生活形成一种对立和紧张。这样的例子也为数不少。

在知人论事上，丁玲是非常有才分的。在《韦护》中，她最早地揭示出韦护内心世界的两种矛盾性。其一，韦护在早年间所接受的对文学的乌托邦的向往，和他后来所接受的革命理想的召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断裂，前者使他沉溺于与丽嘉的爱情之中难以自拔，痴迷于两情相悦超脱红尘的境界，后者却要求他割舍情愫，为社会而献身。其二，作为一名精英知识分子，他自觉担承起为大众谋求解放和幸福的使命，有殉道者的激情，与此同时，对大众的头脑简单、思想蒙昧，他有着发自本能的嫌弃。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觉察到这种嫌弃的时候，他又有着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对自己的这种心态进行批判，却最终缺少说服力和彻底性。这种慧眼独具，的确值得称道。

描写手法

在知人论事上，丁玲是非常有才分的。在《韦护》中，她最早地揭示出韦护内心世界的两种矛盾性。其一，韦护在早年间所接受的对文学的乌托邦的向往，和他后来所接受的革命理想的召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断裂，前者使他沉溺于与丽嘉的爱情之中难以自拔，痴迷于两情相悦超脱红尘的境界，后者却要求他割舍情愫，为社会而献身。其二，作为一名精英知识分子，他自觉担承起为大众谋求解放和幸福的使命，有殉道者的激情，与此同时，对大众的头脑简单、思想蒙昧，他有着发自本能的嫌弃。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觉察到这种嫌弃的时候，他又有着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对自己的这种心态进行批判，却最终缺少说服力和彻底性。这种慧眼独具，的确值得称道。

瞿秋白与他的第一夫人王剑虹有一段既酸涩又甜蜜的浪漫情感历程，在这段历程中，丁玲充当了“红娘”的角色，使即将失之交臂的爱情又得以开花结果。

1923年秋，丁玲与她的密友王剑虹经瞿秋白介绍，来到上海大学文学系读书。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的瞿秋白对这两个湖南来的女青年很关照，业余时间还教她们学习俄语，给她们介绍苏俄和欧洲文艺复兴的情况。没过多久，比丁玲大两岁的王剑虹爱上了瞿秋白，但却把爱深深地藏在心里，瞿秋白也悄悄地爱上了王剑虹，但不知如何开口。有一次王剑虹画了幅瞿秋白讲课的素描，瞿秋白非常喜欢，要知道这是第一次有人给他画像呀，但他却故意说，画的不怎么样，当时王剑虹很扫兴，弄的瞿秋白挺尴尬，此后他们两人见面就开始局促起来。蒙在鼓里的丁玲发现本来无话不谈的瞿秋白突然跟她们疏远了，王剑虹也总是很忧郁。一天，王剑虹突然对丁玲说她要回老家，丁玲问她为什么，她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仍执意要走，丁玲为此心烦意乱，把按时登门教俄语的瞿秋白也轰了出去。第二天，丁玲在房间里无意中发现了王剑虹枕边的几页诗稿，拿起来一看，“他，回自新气的俄乡。本有的潇洒更增新的气质，渊博的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仓。他那学识、气度、形象，谁不钦羡敬重?但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看到这，丁玲全明白了。她拿着诗稿便直奔瞿秋白住处。当她把诗稿交到瞿秋白手中，瞿秋白激动地问道：“这是剑虹写的?”丁玲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后说：“剑虹要回老家去，现在只有你才能留住她！”丁玲真诚地说，“你快去吧，她正好在家，我两个小时后回去。”两个小时后，丁玲回到住处，室内的气氛变得温馨和谐，桌上放着许多写有诗句的纸条，原来他们在以情诗对话。事后，瞿秋白和王剑虹都非常感谢丁玲这个红娘，1924年1月，他们喜结良缘。

瞿秋白和王剑虹的婚姻是短暂的，1924年7月，王剑虹因患肺病去世。1930年，丁玲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韦护》，这是作品中的男主人公的名字，“韦护”是传说中疾恶如仇，专打抱不平的韦陀菩萨的名字，瞿秋白总把自己比做“韦护”，并经常用“韦陀”的笔名发表文章。《韦护》的主题是“革命加恋爱”，男主人公是丁玲笔下创作的第一个革命者的形象，这部小说在当时左翼文学阵营里很有代表性，也是丁玲创作风格转变的重要标志。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现代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7年开始发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

作者创作谈

我写的中篇小说《韦护》是一九二九年末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韦护是秋白的一个别名。他是不是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章我不知道。他曾用过“屈维陀”的笔名，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我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

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因为她没有失恋，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自然，我并不满意这本书，但也不愿舍弃这本书。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但总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忆，可以做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

一九三○年，胡也频参加党在上海召开的一个会议，在会上碰到了秋白。秋白托他带一封信给我。字仍是写得那样工工整整秀秀气气，对我关切很深。信末署名赫然两个字“韦护”。可惜他一句也没有谈到对书的意见。他很可能不满意《韦护》，不认为《韦护》写得好，但他却用了“韦护”这个名字。难道他对这本书还寄有深情吗？尽管书中人物写得不好、不像，但却留有他同剑虹一段生活的遗迹。尽管他们的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也难忘的。他在他们两个最醉心的文学之中的酬唱，怎么能从他脑子中划出去？他是酷爱文学的。在这里他曾经任情滋长，尽兴发挥，只要他仍眷恋文学，他就会想起剑虹，剑虹在他的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话）；而他对他后来毕生从事的政治生活，却认为是凡间人世，是见义勇为，是牺牲自己为人民，因为他是韦护，是韦陀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