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反对党，社会党国际成员。1929年3月4日成立，1929-2000年连续执政71年，时隔12年后于2012年至2018年再度执政。党主席亚历杭德罗·莫雷诺（Alejandro Moreno），总书记阿尔玛·维贾诺（Alma Viggiano，女）。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社会革命与政治制度化的产物，它结束了墨西哥军阀混战、军人干政的历史，联合了各个民众阶级，形成一个包括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在内的职团主义组织体系。

革命制度党作为官方党连续执政70年，领导墨西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并且保持了长期的政治稳定。进入80 年代以后，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和政治纲领的改变以及官方党职团结构的衰微，革命制度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墨西哥政党制度正逐步从原先的非竞争性霸权党制向竞争性的多党制演变。

2000年墨西哥大选中，福克斯领导的革新联盟战胜了连续执政71年的革命制度党，引起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人们不禁会问，曾经作为拉丁美洲骄傲的革命制度党何以从根深蒂固的执政党沦为在野党？革命制度党的长期执政和轰然倒台对我们又有何启示？

一1917年宪法和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

1917年宪法是1910一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总统任期6年，不得连任。宪法规定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领导者，经济由公共、社会和私人三种成分组成。公共部门掌握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同时保护其他两种经济成分。该宪法确立了墨西哥国有资产管理的基本原则与制度。

1917年宪法第27条规定，墨西哥国境内的土地和水流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将其所有权让与私人而形成私有财产;除非因公共利益和给予补偿，不得剥夺私有财产，但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对私有财产加以限制;采取必要措施分散大地产，发展小土地所有制，建立拥有必需的土地和水流的新农村居住中心;土地和水流不足的乡镇、村庄和公社有权获得国家从邻近地产中划分给它们的土地和水流;印第安人公社的土地不得再转让。一切矿藏和资源的所有权直接属于国家;对石油以及固态、液态和气态碳化合物，国家将不授予特许权或签署合同;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的电力生产、输送、变压、分配和供应由国家专门经营，不授予特许权给私人，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需的财产和自然资源由国家掌握;只有墨西哥的自然人和法人才有权获得土地、水源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和开发权或水源的特许权，国家将给外国人以同样的权利，但外国人应同意与墨西哥人同样对待，不得要求其本国保护其财产，违者所得之财产应予没收。

墨西哥1917年宪法将1857年宪法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原则改变为社会权利原则，提出了公平分配公共财富、实现国家的均衡发展和改善城乡人民生活条件等新的理论原则。这种社会权利的实现以国家的干预为保证。

墨西哥1917年宪法是世界上最激进的和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宪法之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詹姆斯·伯恩斯将该宪法誉为墨西哥第一部反映本国经验与需求，而不只是照搬欧美政治思想的立宪范例。该宪法的核心原则是“革命民族主义”，强调捍卫本国经济主权，抵御外国资本的人侵。它成为墨西哥人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思想武器，通过革命民族主义，后来的革命制度党将墨西哥人凝聚在一起，摆脱了100多年来盲目追随西化的道路，开辟了一条新的民族自主型的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前，墨西哥历届总统都坚持奉行这一原则，使墨西哥真正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

1917年宪法确立了墨西哥国有资产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后来的革命制度党成立后，宣布以该宪法为执政纲领，奉行“革命民族主义”的宪法精神，使革命制度党具备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凝聚力，为其长期执政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

二国有化、土地改革等改革措施丰富了革命制度党的执政资源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进行了经济和社会改革，主要措施是国有化、土地改革和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第一，实行国有化。1937年政府把外国垄断资本家控制的铁路全部收归国有;1938年把属于英、美、荷的17家石油公司全部收归国有。通过国有化，墨西哥建立了石油、铁路等国家资本主义部门，大大增加了国有经济在经济中的比重和控制力，加强了国有资产的管理，为国家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1944年颁布外资法，规定外国人在墨西哥经营企业要经外交部批准，且出资比重不得超过49%。1960年，开始实行电力工业的国有化。

第二，大力推进土地改革。卡德纳斯政府没收了本国和外国人拥有的大地产，分配给无地农民。其任内共分配土地2000多万公顷，比其执政前历届政府20年的分配总额还多一倍以上，100多万无地农民无偿获得土地。此外，政府还取消了过去给予外国人的共计452万公顷土地的租让合同，同时设立国家农贷银行支持农民组织合作农场。卡马乔政府继续推进土地改革，1943年颁布新的土地法，承认村社土地分成小块经营的原则，继续分配土地，共分给农民500多万公顷土地。马特奥斯执政时期恢复土地改革，分配土地300多万公顷。埃切维里亚政府时期分配土地650多万公顷，土地改革达到一个新高峰。

第三，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卡马乔政府在1941年颁布工业加工法令，规定新企业5年内免税。马特奥斯政府为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开始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埃切维里亚政府提出均衡发展的方针，合理照顾工人阶级利益，同时让资本家获得合法利润;给农民提供贷款和技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实现农产品的工业化。

此外，在社会政策方面，卡马乔政府于1943年颁布社会保障法，成立墨西哥社会保障委员会。1959年，马特奥斯政府成立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和福利委员会。埃切维里亚政府还把社会保险扩大到农村，并大力发展农村的教育事业。

革命制度党的改革基本上摧毁了封建大地产庄园制度，并使民族资本取代外国资本掌握了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墨西哥不仅创造了官僚威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还形成了一个由国家调节和仲裁各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独特模式。正是这个模式成为此后几十年墨西哥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保障了国家现代化战略的贯彻执行。

国有化是革命制度党丰富其执政资源的重要手段，实行土地改革则是获得农民和农会支持的重要保障，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则创造了墨西哥奇迹。这一切，都是革命制度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三职团主义政治模式为革命制度党执政提供了政治和社会基础

为了结束军阀混战，建立军令和政令统一的国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创造了职团主义政治模式，将工人、农民、军人和公务人员等各界人士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为革命制度党的长期执政提供了政治和社会基础。

1910-1917年革命后，由于地方考迪罗的重新崛起，墨西哥再度出现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摆在墨西哥人民和政府面前的任务，就是彻底摧毁考迪罗主义的政治传统，稳定政局并实现政治现代化。卡列斯总统认为就是要“从一个统治的国家变成制度国家”，建议成立包括一切革命力量在内的统一政党。1929年3月4日，全国2500个政治俱乐部和500个地方政党的代表举行大会，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党，卡列斯当选该党的“最高领袖”。大会通过原则声明，以1917年宪法作为党的纲领，“争取民主的完善和社会正义”，进行“体制化和社会改革”。国民革命党是革命制度党的前身，它的成立是墨西哥集权化过程的主要步骤。在1910一1929年期间，墨西哥的国内冲突仍然通过暴力来解决，而作为官方党的国民革命党成立后，主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内冲突，为国家的长期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在20世纪的墨西哥历史上产生了长期稳定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它的政权结构、政党组织结构和各社会阶级的权力结构都是墨西哥本乡本土的。

国民革命党成立之初，组织还很分散，实际上只是一个政党联盟，已经加入该党的成员仍然保留原名和独立性，只有在全国性的重大问题上才进行协商。为了充分发挥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就要改造国民革命党，把执政党改造成更有权威的政党。1933年，国民革命党修改了党章，取缔了地方小党，从而成为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的全国性政党。

1934年，国民革命党左翼领袖卡德纳斯提出“六年计划”(1934一1940年)的竞选纲领，他就任后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使职团主义政治模式得以确立，国家通过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等措施进一步控制了全国经济，为墨西哥奇迹的创造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政治上，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包括工农在内的广大民众吸收进党，将卡列斯时期的考迪罗和地方首领党改造成为一个有工农民众参加的党;二是将卡列斯所建立的地区结构的官方党，改造成为职团主义结构的官方党。1938年，卡德纳斯改组国民革命党为墨西哥革命党，改变了过去以地方党派为基础的组织形式，按照工人、农民、民众和军人4个非地域性职业社团划分的原则组织起来，将党分为4个职业部门，即农民部、工人部、人民部和军人部，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实行集中领导，形成一个广泛的、中央集权的执政党。其中前三个部都有从基层到中央的垂直组织系统。在党内设置军人部避免了军人非法干政的弊病，进一步把军人引入制度化的轨道。正是这种无所不包的职团主义政治模式，扩大了党执政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为革命制度党的长期执政创造了政治和社会条件。该制度一方面让所有的民众团体都有参政和进人政府部门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团体不得不牺牲其政治独立性，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此外，该制度还给予反对党一定的活动空间，通过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实现政府和平轮替，革命制度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得到了保障。

亨廷顿曾指出，在政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立足于反映伦理共识和相互利益的政治制度，是在复杂社会中维持一个政治社群的另一个极重要条件。反过来，这些制度可赋予共同目标以新的意义，在个人与团体的特殊利益之间缔造新的连锁”。

自卡德纳斯改革之后的1940年起，墨西哥进入进口替代工业化时代，这是墨西哥现代化的最重要阶段。革命制度党政府继续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扩大国家的国有资产规模、巩固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革命制度党依靠其广泛而坚实的执政基础，不仅保持了政治稳定，还在1940一1970年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墨西哥“经济奇迹”。毫无疑问，墨西哥经济奇迹的创造丰富了革命制度党的执政资源和合法性基础。

在政治上，革命制度党通过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卡马乔就任不久便取消了军人部，允许原军人部的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其他3个部，其结果是军队的上层军官加入了人民部，下层军官和士兵加入了工人部和农民部，这样军队再发动军事叛乱的机会就大大减小了。同时把由中等阶层组成的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吸收人党，将其纳入人民部，使人民部的力量大大加强。随着墨西哥军队政治职能的缩小，墨西哥终于走上了文官政府的道路，而卡马乔本人也成为革命制度党最后一位军人出身的总统。

1946年，墨西哥革命党正式改组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它具有广泛而巩固的组织基础，党内各部是按照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三个部的垂直领导系统和横向的协调系统组织起来的。工人部主要通过劳工大会来控制全国绝大部分工会组织。1966年，政府推动成立了劳工大会—由32个全国性工会联合会组成的协商性劳工组织，其中仅墨西哥劳工联合会的会员组织就有30多个行业工会、9000多个基层组织，是劳工大会的最重要力量。农民部通过农民常设大会来控制全国大多数的农会组织，其中的全国农民联合会有20多个全国性农民组织，它是农民常设大会的最重要力量。人民部则通过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来控制国家机关及自由职业者等众多的基层组织，国家工作人员工会联合会是人民部的核心。虽然人民部党员人数较其他两个部少，但其经济社会地位最高，势力也最大，墨西哥的历届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大多来自人民部。

总之，革命制度党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建立起了既有广泛基础又高度集权的组织，形成强大的职团主义组织体系，这是其长期执政、创造奇迹的最重要保障。

革命制度党通过其掌握的丰富的国有资产和政治资源，将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由于人民部多由国家工作人员组成，与党的政治经济关系比较直接，下文主要以工人部和农民部为例，说明革命制度党发挥利益聚合功能的制度基础。

革命制度党控制着工人和农民的组织机构，即工会和农会，而革命制度党与这两大组织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使该党充分发挥了利益聚合功能，使工人、农民及其组织成为其重要的执政基础。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模式则使革命制度党掌握了丰富的国有资产和政治资源，成为该党利益支付的来源，工人、农民及其组织则为该党奉献忠诚作为回报。

革命制度党为工人和农民组织提供的利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许以职位和政治支持。对工人的控制主要通过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来进行，它控制着劳工大会的决策权。同时，为了鼓励工人部成员服从党的领导，给予各成员组织的领导在党内、联邦或地方政府及参众两院担任各种职务的机会。1938年，革命制度党支持建立了全国农民联合会，它有权任命农业部门官员或是宣布农村选举无效。在1992年宪法修改之前，土地分配的权力掌握在全国农民联合会的手中。农会的领导人还可以担任市长、州议员等重要职务。第二，给予经费等物质支持。革命制度党可以从财政拨款支持工会的各级组织;通过劳工部向雇主增加压力，要求其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雇主则从国家的保护政策中得到好处，也愿意接受政府的要求。革命制度党还给工人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如社会保险、医疗、教育、生活基本用品和其他补贴等。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存资源，不断推动土地改革是执政党得到农民支持的最有力措施。通过土地改革，卡德纳斯将农民运动纳人革命制度党的职团主义结构，波蒂略总统之前的历届政府仍然持续不断地推进土地改革。国家除了为农民提供土地外，还提供水源、信贷、肥料等生产资料。

墨西哥工人和农民组织回报革命制度党的主要方式如下。第一，维护革命制度党的统治地位。如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和全国农民联合会在选举中支持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墨西哥历史上是农民起义比较频繁的拉美国家之一，农民经常诉诸武力反对地方或全国的统治集团。然而在1930年以后，农民成为墨西哥政府和革命制度党最强大的支持者，革命制度党参加选举和实施政策等活动都离不开农民的支持。第二，控制及动员工人和农民支持革命制度党。如1938年，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第六届全国大会对工会的罢工活动做了进一步的限制，规定其所属工会的罢工活动必须经过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批准。第三，支持政府政策和意识形态控制，加强革命制度党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在货币贬值、实行紧缩政策、降低工资和政权过渡等困难时期，墨西哥工农组织都能充当稳定局势的重要力量。

总之，作为“官方党”，革命制度党的绝对优势来源于“党即国家”的连生关系，革命制度党的各职团部门行使着国家各部门的职权，如工人部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控制着工人福利分配的权力，农民部的全国农民联合会则控制着广阔农村地区官员的推选以及土地分配的权力。

在革命制度党集权统治时期，国家支配着地方的财政收人，中央政府控制着大约85%的国库收入，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控制12%和3%。一般而言，这意味着市政府有80%的收入依赖州和中央政府，仅有20%来自本地。这就是革命制度党统治的物质基础。依靠对国民经济具有控制力的国有资产和党内牢固的职团主义政治结构，革命制度党具备了长期执政的社会经济基础，创造了政治奇迹和经济奇迹。

四革命制度党丧失政权的原因

从1929年3月以来连续执政71年的革命制度党，却在2000年大选中丧失政权，其主要原因在于革命制度党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偏离了党的执政纲领—革命民族主义，职团结构和庇护主义体系瓦解，高失业率和贫困化使其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从革命制度党的前身国民革命党起，革命民族主义就已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纲领。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制度党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发展了民族经济，促进了社会稳定，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创造了“墨西哥奇迹”，保障了革命制度党的长期执政。

20世纪加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施，革命制度党逐渐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原则，在思想上以新自由主义取代了革命民族主义。1992年该党“十五大”将“社会自由主义”理论正式确立为党的思想原则，所谓“社会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此后，该党历届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外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实行私有化。由于减少社会公共开支，失业人员激增，导致社会贫困化和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如前所述，长期以来革命制度党一直是通过控制国内最大的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保证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然而，新自由主义改革使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基础受到严重削弱。首先，通过修改宪法第27条结束了土地改革，允许自由买卖村社的土地，从而使官方农会—全国农民联合会受到极大的打击。其次，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工人工资水平的下降和社会福利待遇的削减，降低了工人对革命制度党的支持力度。工会领导人对革命制度党的忠诚度相对弱化，会员对工会领导人的忠诚度也相应降低，工人力量内部进一步分化。新的自由工会普遍建立，国家通过某些组织控制整个工人队伍的办法已经不能奏效。最后，人民部的唯一全国性组织—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实际上已不起多大作用。三个职团组织与革命制度党的离心倾向愈加严重，建立在职团体系基础上的革命制度党也面临着动摇和解体的危险。

虽然在塞迪略执政时期，革命制度党的“十七大”决定重新举起革命民族主义的旗帜，摒弃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但实际上塞迪略奉行的还是社会自由主义的政策。背离革命民族主义主导思想使得党内出现分歧，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1986年8月，以前总统拉萨洛·卡德纳斯之子夸特莫克·卡德纳斯和革命制度党前主席穆尼奥斯·莱多为首的革命制度党内的一批著名人士，对米格尔·德拉马德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党内的腐败现象不满，公开宣布成立“民主革新运动”，并于1989年5月另立“民主革命党”，成为革命制度党的重要反对派。

2000年7月，革命制度党在墨西哥大选中落败。在革命制度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奥尔蒂委员尖锐地指出，这次革命制度党竞选失败的原因在于党背离了革命的方向和建党原则，将民族主义变成新自由主义，将主权让位于全球化。革命制度党参议员、曾任内政部部长和普埃布拉州州长的巴莱特认为，革命制度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党失去了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偏差，新自由主义的瘟疫在党内蔓延，将“社会自由主义”强加给党，篡改了党的原则，使党的力量受到削弱，与基层失去联系。萨利纳斯以社会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放弃革命的旗帜，丧失革命继承者的正统身份，革命制度党与工农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最终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且大大削弱了革命制度党的庇护主义体系。首先，经济自由化强烈冲击了民族产业，外国产品的大量涌人使民族企业处境日益艰难，大量破产倒闭;失业与贫困增多，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逐步激化，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对此极度不满，直接损害了革命制度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与绩效合法性;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减少，国有资产在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浪潮中被吞噬殆尽，革命制度党再也不具备维护任何一种庇护体系的物质基础了。

其次，经济模式的转换还瓦解了原来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下的社会结构，革命制度党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与联盟关系都发生变化并逐步瓦解;在旧基础瓦解的同时，革命制度党却未及时构建新的关系网络，未将新的社会阶层纳入到职团结构中，这就动摇了革命制度党执政的社会与阶级基础。

政治改革破坏了革命制度党与国家的利益连锁关系，扩大了反对党的空间与影响，改变了墨西哥的政治格局，动摇了革命制度党统治的基础。新自由主义改革促进了多元主义的发展，冲击了职团主义政治结构。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新成立的各类组织、机构和团体接管了原有组织的部分功能，使传统职团结构趋于瓦解。如新成立的农村代办处、常设农民土地大会等组织分流了全国农民联合会的部分功能，打破了全国农民联合会对农民代表权的垄断，导致农村传统职团结构的解体。

传统的庇护体系和职团结构面临冲击和瓦解，革命制度党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萨利纳斯和塞迪略政府都作出了制度重建的努力。萨利纳斯启动了全国团结计划，试图以此建立新型庇护体系;同时，他试图在由传统民众组成的“外围联盟”之外，建立一个以大银行家和大资本家为主、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大都市联盟”，以扩大革命制度党的社会基础，但这些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塞迪略进行了西方模式的政治改革，希望民主的形象能增加革命制度党的合法性和争取选民的大力支持，但结果是革命制度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削弱，反对党在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后不断壮大。2000年的总统选举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一个丧失了执政资源的政党，无论其以前有什么样的历史功绩，都不可能继续保有自己的执政地位。新自由主义改革使革命制度党丧失了执政的政治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等执政资源，最终在选举中落败而丧失其长期执政地位是可以想见的。

结论

除了将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使革命制度党具备强大的意识形态凝聚力之外，广泛、坚实的政治社会基础和丰富的物质基础是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证，该党的长期执政正是其强大的政治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在选举结果上的反映。工人、农民的忠诚和支持是革命制度党不断取得选举胜利和实现有效统治的政治社会基础，而革命制度党通过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等措施不断丰富党所控制的执政资源，构成该党执政的物质基础。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革命制度党便不能维持其职团主义政治结构，便不能有效发挥利益聚合功能，继续将工农组织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

那么，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逻辑逐渐显现，即革命制度党通过总统集权的官方党职团结构来实现对工人和农民的控制和动员，这是其长期执政的政治社会基础，其间还贯穿着革命制度党与工农组织的利益连锁关系，也即官方党的庇护主义体系。这样的体系得以运转的基本条件就是革命制度党通过“党即国家”的连生关系而不断丰富的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而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是革命制度党取得该条件的最重要措施。

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改变了职团主义政治结构的运行环境，使革命制度党通过党内各部控制和动员工农及其组织、巩固其执政基础的功能不断削弱，大大削弱了革命制度党的执政能力，革命制度党开始面临合法性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吸取了其在2000年选举中落败的经验和教训，适应国家从官方党执政的官僚威权主义转型为多元民主的政治现实，将其指导思想调整为社会民主主义，将自己定性为“一个全国性、大众化、民主、进步和包容性的政党，致力于为社会服务，为国家的最高利益、墨西哥革命的原则和宪法的思想原则服务，是当代各种政治政党的社会民主潮流的一部分”，进一步扩大党的代表性基础，增强现任州长在党内的地位，实行党内竞争性民主等措施，实现了从官方党向议会民主政党的政治转型。2012年6月，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赢得竞争性选举的胜利，再次上台执政，其自身改造与转型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值得继续跟踪研究。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成立于1929年。当时墨西哥政党林立，政局混乱，时任总统的卡列斯联合1800多个党派、团体组成了代表多阶级、多阶层利益的国民革命党。该党提出建立民主政体、发展民族经济、实行土改、保护工农群众的纲领，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随着墨西哥国内形势的变化，国民革命党认为革命的任务已从群众性政治斗争转为维护和完善现行制度，遂更名为革命制度党。革命制度党自成立起就成为墨西哥执政党，长期以来在墨西哥政坛占据绝对优势，成为世界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资产阶级政党，被称为“民主的独裁党”。

革命制度党能够长期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信任，以下几个因素不可忽略：

一、坚持革命民族主义原则。革命制度党继承了墨西哥1910年革命的传统，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反对大国干涉。对外国资本控制的行业实施国有化，在国内进行资本主义改良路线的改革。革命制度党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人士入党，主张用党内的平衡和调解机制取代党外无节制的阶级斗争。革命制度党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对墨西哥社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为该党长期执政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注重经济发展。该党在经济领域主张在自由和国有化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即国家、社会和私人互为补充的混合经济体系，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革命制度党执政的数十年间，墨西哥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中等发达国家。

三、独特的组织形式和干部制度。总统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直接掌握着党的最高权力，适度的集权使得党中央有效控制地方组织，党的政策可以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总统、州长永久不能再任，参议员等不能连任，保证了党的权力有序流动，减少了党派纷争。

四、反对党力量弱小。墨西哥国内虽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但由于宪法和选举法中的种种限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对党难以发展，加之反对党力量分散，在民众中的影响一直不大。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挑战，优势逐渐丧失，以致大权旁落，沦为在野党。这一转折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原则。革命民族主义是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革命制度党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维护了党的团结，发展了民族经济，从而保住了自己长期执政的地位。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在萨利纳斯执政（1988～1994年）时期，革命制度党逐渐放弃和背叛了革命民族主义，以名为“社会自由主义”而实则为新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社会自由主义过分强调经济自由，缺乏对社会问题的重视，导致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社会贫困化日益加剧。

二、经济社会政策失当。墨西哥长期奉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对墨西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一模式过度保护民族工业，忽视出口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封闭式的内向型经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放弃了这一模式，代之以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剧烈的变革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动荡和社会混乱，多次爆发债务及金融危机。

三、党的体制僵化，缺乏党内民主和监督，腐败现象严重，派系斗争激烈。20世纪90年代以来，革命制度党内部派系林立，各实权人物自立山头，互相倾轧，2000年大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候选人相互竞争所致。革命制度党长期处在官方党的执政地位，却忽视党的自身建设，且缺乏必要的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党内和政府内腐败现象严重，贪污腐化丑闻迭曝，在党内外影响恶劣，党的威信下降。

四、美国等国家对反对党派的支持。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反对派——国家行动党候选人福克斯，希望在墨西哥结束革命制度党“威权主义”的长期统治，推动墨西哥国内政治的多元化。

从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历程，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一个政党必须慎重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和路线，党的改革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选择合理的方式；党内民主是政党保持生命力的源泉，有效的监督机制对于抑制党内腐败是必需的；改革要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和凝聚力，要始终确保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