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各国立法，对非法垄断的表现形式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归纳。例如，美国的《谢尔曼法》将非法垄断分为：独占性垄断和限制性垄断两类；日本《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将非法垄断分为：私人垄断和不正当交易限制、经济力的过度集中及不公正交易方法三类；德国的《反限制竞争法》将非法垄断分为：卡特尔、滥用市场优势和企业兼并三类；欧洲共同体的《罗马公约》规定了两类非法垄断形式：阻碍、限制或妨碍市场内部竞争的行为和滥用经济优势的行为。
在理论上，学者们对非法垄断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如从垄断的具体组织形式看，将非法垄断分为：
短期价格协定、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等；从垄断行为的形式特征看，可以把非法垄断分为：协议垄断和滥用经济优势两大类；从垄断的产生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看，可以将非法垄断分为：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等。西方国家反垄断理论中所称的垄断一般都是指
经济性垄断。
我国由于受长期的
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实践中不仅存在着经济垄断，还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垄断。这两种垄断形式交织在一起，禁锢了经济的运行，使市场经济未能得到“来自竞争的繁荣”。因此，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的反垄断法既要规范经济垄断，又应该规范行政垄断。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法治政府的建正，行政垄断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