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吉（约525年—约614年），字文休，南兰陵（今江苏省常州市）人。隋朝学者，南梁长沙宣武王萧懿的孙子。

萧吉的生年无确切记载，估计生于梁武帝（502～549在位）中期，公元520年～530年左右。据《北史》本传：“江陵覆亡，归于魏，为仪同。”梁都江陵陷落于北朝西魏恭帝二年（555）；

《隋书》本传所谓“江陵陷，遂归于周，为仪同”的记载，在“归于魏”或“归于周”的时间上略有偏差，应以《北史》为准（《通志》亦同于《北史》）。“仪同”，仪同三司的略称，谓同三公之仪制，始于东汉。魏晋时代，武官凡将军开府者，称“开府仪同三司”；文官光禄大夫以上，亦并得仪同三司。“仪同”是一种“散官”，即官职等级的称号，与职事官（实官）所任职务的称号相对而言；径称“仪同”，包含某种荣誉性质，由“崇官盛德，罢剧就闲者居之。”西魏仿《周礼》设官，废尚书省以下诸司；仪同三司位居从一品，是很高的荣誉衔。“萧氏定著二房，一曰皇舅房，二曰齐梁房”，萧吉是梁武帝齐梁房的嫡系，在梁朝时已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

恭帝三年十二月，西魏禅位于北周（557～581），萧吉继续在朝廷任职，位望通显，并有专折议事之权。《北史》本传称：“周宣帝时，吉以朝政日乱，上书切谏，帝不纳。”北周宣帝宇文赟（578～579在位）是一个极端荒唐的昏君。《周书》卷七《宣帝纪》对他口诛笔伐：“昏虐君临，奸回肆毒；善无小而必弃，恶无大而弗为。穷南山之简，未足书其过；尽东观之笔，不能记其罪！”如此德行的皇帝，当然不会接受“胜国旧臣”萧吉的劝谏。附带指出，与萧吉同时的庾信入仕北周后常有乡关之思，因作《哀江南赋》以寄其意，自伤欲归不得。而萧吉对故土好像没有这样深厚的感情。

周宣帝在位两年，一病呜呼，年仅22岁；其子宇文阐即位，是为北周静帝（579～581在位）。周静帝是一个7岁的娃娃，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外戚杨坚手中。仅仅两年，杨坚就取宇文氏而代之，建立了隋朝，萧吉从此又成了隋朝的文臣。《北史》本传：“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上仪同”，即“上仪同三司”。隋朝的“仪同”级别低于北朝，为正五品，“上仪同”为从四品。隋朝开国，“进”萧吉为上仪同，至少在名义上是擢升了，或许这也是考虑到他在周宣帝时曾有清流搏击的表现。“本官太常”，为萧吉担任的实官。职掌类似《周礼》春官小宗伯，包括正三品的太常卿，正四品的太常少卿，下有主簿、博士、太祝、奉礼郎、协律郎、两京郊祀署等职，具体负责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等礼仪事务；该职一向“以忠谨孝慎者居之”。萧吉在太常任内考定“古今阴阳书”，属于本职正办。按“古今阴阳书”，不是指一部专著，而应是指此前流传下来的各种阴阳类文献，如《杂阴阳》、《泰一阴阳》、《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诸王子论阴阳》、《太元阴阳》、《三典阴阳谈论》、《阴阳遁甲》、《阴阳婚嫁书》、《嫁娶阴阳图》等。但其“考定”的成果，则与《五行大义》的内容有直接关联。关于这一点，下面还将作详细说明。

萧吉入隋后，一段时间内政治上不太顺利。《北史》本传说：“性孤峭，不与公卿相浮沉，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郁郁不得志。”“性孤峭”不是主要原因，“与杨素不协”才是问题的关键。杨素是隋朝元勋，不会看得起三易其主的萧吉；在一贯负手向天的杨素面前，萧吉也不能不觉得气短，因此，只能闭门读书，以求一逞。不过，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的特长，终于为他提供了机会。他发现隋文帝“好徵祥之说，欲乾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开皇十四年（594），萧吉上文帝书，投其所好，大谈符命徵祥，显然是萧吉“考定古今阴阳书”所获心得的一部分。全文如下：

开皇十四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为冬至。来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乐汁图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今圣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庆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为本命，与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庆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来年乙卯，是行年与岁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庆三也。《阴阳书》云：“年命与岁月合德者，必有福庆。”《洪范传》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经书并谓三长，应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正月是正阳之月，岁之首，月之先；朔旦是岁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会。而本命为九元之先，行年为三长之首，并与岁月合德。所以《灵宝经》云：“角音龙精，其祚日强。”来岁年命，纳音俱角，历之与经，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庆四也。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庆五也。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

上书中有许多文句或文意复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如“辛德在丙”、“酉德在寅”、“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之说，见于《五行大义》卷二“第七论德”关于“十德”的论述；“行年，与岁合德”之说，见于卷五“第二十三论诸人”之二“论人游年年立”关于“年立即是行年”的论述；“甲寅、乙卯天地合”之说，见于卷二“第八论合”关于“五合”的论述。《乐汁图徵》，即今本卷三所引之《乐纬·汁图徵》篇，《隋书·经籍志》有《乐纬》三卷，宋均注，已佚。本传所引与《五行大义》所引，同为该书之佚文。《阴阳书》或为专书，或为同类文献之泛称，难以确定，今本卷二有《季氏阴阳说》。《洪范传》即刘向所著《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今本卷五引为《洪范五行传》。《灵宝经》不知为何书，也不见于今本《五行大义》。《通志略》艺文略第五道家类著录有《灵宝经目序》一卷（陆修静撰）、《灵宝度人经》一卷（作者不详）、《灵宝五星秘授经》一卷（作者不详）、《灵宝玄微妙经》一卷（作者不详）等，都可略称为《灵宝经》。道教教派中也有一个创建于东晋末年的“灵宝派”。安帝隆安年间（402年左右），葛洪族孙葛巢甫附会引申，作《灵宝经》三十余卷，并胪列了一个上自元始天尊，下至葛云及其后嗣的传经系统。至南朝刘宋时，陆修静进一步增修，创制了灵宝派斋醮科仪书一百余卷。从萧吉的学问修养和知识系统来看，他引证的如是这类著作也并不奇怪。

由于这份上书与《五行大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日本学者中村璋八推测，萧吉向文帝的上书很可能就是《五行大义》，而上书之年的594年，也就是《五行大义》的创作之年。萧吉“考定古今阴阳书”导致了594年的上书，而且上书与《五行大义》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若以上书等同于《五行大义》，或以594年为成书之年，其理由还有待商榷。

上书颂扬帝、后与日月岁命合德，不仅是对帝、后个人的捧场喝彩，更重要的是论证统一王朝所拥有的最高的合法性基础。“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萧吉的周密推理、广征博引，比一般俗人的妄称滥冒高明得多，自然深得帝心，因此 “上览之悦，赐物五百段”；虽远不够丰厚（当时文帝出手豪阔，赏赐动辄千段、数千段），但已表示了皇帝初步的信任，对萧吉政治地位的改善，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从上书内容所及也可以看出，萧吉面壁十年，“考定古今阴阳书”，在阴阳术数领域内成绩斐然，已能融会贯通，有了很深的造诣。《五行大义》资料的积累和初稿的编撰，很可能就开始于这一时期（584～594），何时完成则难以估计。不过，《五行大义》既不避“坚”讳，也不避“广”讳，至少可以说明594年所上之书不是《五行大义》，最多只是《五行大义》的一些节录。《五行大义》作为一部完整的著作，其阅读对象肯定不是隋朝的皇帝。已入老境的萧吉凭靠在当时已经算不得显学的阴阳术数、五行终始之说，毕竟当不成“帝师”，隋文帝晚年深信的是佛道鬼神；对于萧吉来说，他总结考定历代阴阳五行学说，与当下的功利需求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记载，萧吉直接参与了隋朝宫廷围绕着皇位继承而展开的激烈较量。

房陵王杨勇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于宣慈殿设神坐。有回风从艮地鬼门来，扫太子坐。吉以桃汤苇火驱逐之，风出宫门而止，谢土于未地。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时寒，有虾蟆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上大异之，赏赐优洽。

房陵王，杨勇死后追封的爵号，此时虽居太子位，但已出现了继承危机。

隋文帝“恩宠始衰，渐生疑阻”，独孤皇后、杨素也已达成了联手推动废立的默契。《隋书 卷四五 杨勇传》称太子对种种于己不利的危险迹象颇有察觉，但只是“忧惧，计无所出”。他召新丰人王辅贤占候（造诸厌胜），在后园建造屋宇卑陋的庶人村等等，在政治上得不偿失，反落下心存怨望的口实。他对文帝报告说“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也表现出心乱如麻的精神状态。萧吉主持的“东宫赶鬼”，是一出闹剧，使太子的形象大受损害。本传称萧吉：“又上言，太子当不安位。时上阴欲废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顾问。”

萧吉又奉文帝之命参与了隋宫廷几次丧葬典礼的安排。文帝对他的意见虽很器重，但并非言听计从。本传：

文献皇后崩（按，仁寿二年，602年），上令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

能说出“吉凶由人，不在于地”的话的皇帝，毕竟不是昏君。短短数语，虽然缓缓道来，其实暗藏深意，语气相当严厉。表态之后，“竟从吉言”，既说明文帝通情达理，不拂老臣的面子，又表明对“卜择葬所”之类“游戏”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手腕非常高明。萧吉知道文帝虽然对自己假以辞色，但十分勉强，因此一直到次月，还试图用一些神奇的旁证来加深文帝对皇后墓地风水的印象。他呈一奏表，称：

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萧吉编出这番“神话”，用心可谓良苦。

皇后墓地建好以后，文帝准备亲自送殡。萧吉上奏劝谏：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罡”，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得临丧。上不纳。

这一次，文帝不再掩饰己意，而是很干脆地拒绝了萧吉的建议。风水既然好得无以复加，文帝亲自为甘苦与共的结发原配送葬又有何不可？于情于礼，萧吉的看法都不免离谱。但实际上，萧吉却另有难以直抒胸臆的苦衷。《北史》本传称萧吉退出宫廷后，对他的族人萧平仲说了一段很值得捉摸的话：

皇太子（按，杨广）遣宇文左率（按，宇文述，时任左卫率）深谢余云：“公前称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记之曰：“后四载，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气应，上又临丧，兆益见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当有真人出矣。吾前绐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运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此番剖陈说明了几点，一，萧吉与杨广之间早有默契。太子废立完成于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据萧吉自称，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很深地卷入了这场宫廷剧变的酝酿，且属于晋王一党。二，仁寿二年（602）萧吉奉文帝之命为独孤皇后卜择墓所，所谓“历筮山原⋯⋯具图而奏之”云云，实际是在借花献佛。萧吉受已立为太子的杨广的密托，选择一块务必使他“早立”的葬母之地，代价是杨广即帝位之后，当以富贵相报”。萧吉所选墓地的风水，保证杨广四年以后可登大宝。三，萧吉此前力劝文帝不必亲自为皇后送葬的真实理由，原来并不是什么“本命辛酉”，而是因为皇后墓地风水的气运已经应验，文帝如临丧，显示的将是葬隋之兆！杨广立储两年，真面目逐渐显露，已令众多竭诚拥立者心寒，萧吉所说“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反映的可能也是这一上当以后的恍然大悟。四，萧吉关于皇后墓地风水之利，可保隋朝国运“卜年二千，卜世二百”的评语，是文帝同意按图建墓的理由。萧吉亲自揭穿了这一评语的秘密，原来那是“绐云”，也就是蒙骗皇帝的假话。“二千”，可拆为“二丿十”，合观即为“三十”二字；“世二百”，《隋书》谓“三十二运”，《北史》、《通志》谓“取世二运”，《通鉴》引为“取世二传”，因“世”可拆为“卅”，“二百”也可拆为“三十二”。萧吉以拆字法自我营造了一个高明的“预言者”的形象，虽然不能不说是相当的勉强。 杨广即位后（605），萧吉官升一级，“拜太府少卿（按，正四品），加位开府”。

在这之后一年左右，萧吉在任上去世，时间估计在公元606年前后。这样，萧吉享年约在75岁上下。在他死后，皇帝对他又有所表彰。在今本《五行大义》的自序中，记录了他的最后官衔为“上仪同三司城阳郡开国公”，按官品为从一品，这显然是属于“哀荣”的追封，而非实授。由此也可见出萧吉在炀帝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萧吉的一生，身经四朝十五帝，有着罕见的丰富阅历。青年时昂首为齐梁宗室子弟；中年易帜入仕北朝，锋芒不减；老年时却偃首低眉成了隋帝的忠臣与弄臣，与闻密谋，充当鼓手。虽然头脑可能一直很清醒，亦为自己留下了申辩的余地，但终究有亏清誉。在很多方面，写了《五行大义》的萧吉都颇似西汉末年写了《五行传》的刘歆。

在萧吉本传中，著录了萧吉八部“并行于世”的著作，它们是：《金海》三十卷，《相经要录》一卷，《宅经》八卷，《葬经》六卷，《乐谱》十二卷，《帝王养生方》二卷，《相手板要决》一卷，《太一立成》一卷。这八部著作都已亡佚。现根据有关目录对其内容作大致的推测。

《隋志》兵部：“《金海》三十卷，萧吉撰”；《旧唐志》兵书：“《金海》四十七卷，萧吉注”；《新唐志》兵书类：“萧吉《金海》，四十七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金海》卅七卷，隋萧吉撰”。著录的卷数互有差异，亦有“注”“撰”之别，但基本上可以确定其真实性。据各目录分类可知，《金海》是一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的兵法专书。顺便指出，萧吉虽懂兵法，但是否曾注《孙子》，则无确证。

《隋志》五行部：“《相经要录》二卷，萧吉撰”；《通志略·艺文略》五行三：“《相经要录》三卷，萧吉撰”。“相”类文献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如《武禁相衣器》、《神农教田相土耕种》、《种树臧果相蚕》、《相人》、《相宝剑》、《相六畜》等。萧吉在《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一节中也提到并引用过《相经》中的文字，因此这部《相经要录》的内容肯定不是在讨论器、物的形制，而是集中在人的关系方面。

《旧唐志》五行部紧接“《五行记》五卷，萧吉撰”下，有“《五姓宅经》二卷”；《新唐志》五行类亦于“萧吉《五行记》五卷”下，有“又《五姓宅经》二十卷”；《通志略·艺文略》五行四：“《五姓宅经》一卷，萧吉撰。”虽然卷数不同，但都冠有“五姓”二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术数类二，有《宅经》二卷，《提要》：

旧本题曰《黄帝宅经》。案《汉志》形法家有《宫宅地形》二十卷⋯⋯《隋志》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旧唐志》有《五姓宅经》二卷。⋯⋯考书中称黄帝二《宅经》，及《淮南子》、李淳风、吕才等《宅经》二十有九种，则作书之时本不伪称黄帝。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引谭廷献《复堂日记》五云：“中有避唐讳及‘位至台省，高道齐人’云云，盖唐人书。”此《宅经》可以肯定不是萧吉所撰之《五姓宅经》，但内容应大同小异，都是以阴阳之理来判断家宅方位的优劣。

《旧唐志》有“《葬经》八卷，又十卷，又二卷，萧吉撰。”同名书现存数种，《艺文略》五行四有“《葬经》八卷，又十卷”，作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葬书的源流和卜葬的技法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萧吉本传中也曾提及萧吉对葬法的造诣。

《隋志》乐部：“《乐论》一卷，卫尉少卿萧吉撰。”又：“《乐谱集》二十卷，萧吉撰。”《旧唐志》乐部：“《乐谱集解》二十卷，萧吉撰。”《新唐志》乐类：“萧吉《乐谱集解》二十卷。”《艺文略》乐类第三：“《乐论》一卷，萧吉。”《隋书》卷七八，《万宝常传》：“开皇之世，有郑訳、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隋书》律历志上征引了萧吉《乐谱》四段文字，亦见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三一“经编乐类”所收“隋萧吉撰《乐谱集解》一卷”中。以上几种书为同一类著作，都是讨论南北朝以来音律学上的各种问题。南朝萧梁时代，音律学的研究曾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梁武帝就著有《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等。萧吉的著作可能是对南朝音律学的某种总结。

《隋志》医方部：“《帝王养生要方》二卷，萧吉撰。”《隋志》以后已不见著录。

《隋志》五行部有“《相手板经》六卷”，无作者；《艺文略》五行三同。《隋志》于此书下附记：“梁《相手板经》、《受版图》、韦氏《相板印法指略钞》、魏征东将军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 手板（版），即笏板。臣见国君时用以记录国君口头命令和旨意的细长木板。根据手板（用白直檀、刺、榆、桑制成）的长短、宽窄、厚薄、形状、纹理来预卜吉凶、富贵、灾祸的方法，据说出于汉朝萧何，到六朝时逐渐发展成一套成系统的理论。《说郛》（宛委山堂本）卷九七有《相手版经》一卷（作者阙名），收录了其中的七段佚文。萧吉所作《要决》，估计也是对这一制度和技术的总结。

《隋志》五行部有“《太一飞鸟立成》一卷”，无作者，可能即为萧吉所著。《隋志》中有大量“立成”类著作，如《九州行纂立成法》、《三元九宫立成》、《遁甲立成》、《遁甲九元九局立成法》等；顾名思义，“立成”应为“要略”、“简说”之类。全书的内容、体例已难以窥知。

以上是本传中提及的八部著作。虽然已经全部亡佚，却说明萧吉学问所涉猎，除阴阳五行外，还包括了兵法、相学（相人、相手板、相宅、相墓）、音律、医药等广阔的范围，本传赞其为“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之人，确非妄语。另外，《宋志》兵部，有“《孙子》三卷，萧吉注”（原注：“或题曹萧注”）；《通志略·艺文略》兵家，有“《孙子兵法》一卷，萧吉注”；《艺文略》五行类，有“《洪范五行消息诀》一卷，萧吉撰”，等，未见传世。

但该书未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和《文献通考》，却以“《五行记》”之另名，见之于《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中；《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正式称为《五行大义》（《宋志》五行部著录时作者为“萧古”。按，“古”当为“吉”之笔误）。这似乎说明《五行大义》具有未定稿的性质，当时并未确定正式的书名，流传的范围也相当有限，以至于643年李延寿撰《北史》、656年魏徵等撰《隋书》时，尚不知（或忽略了）萧吉著有此书。另外，该书未定稿的性质，在目录的用语上也表现出来。如：

第一，释名，就此分为二段

第三，论数，就此分为五段

第四，论相生，就此分为三段

第六，论相杂，就此分为三段

第十四，论杂配，就此分为六段

第二十三，论诸人，就此分为二段

第二十四，论禽虫，就此分为二段

“就此分为”几段云云，显然不应在一部已经杀青的正式著作的目录上出现。据此，笔者判断今本《五行大义》是一部尚未最后写定的“未定稿”。

《五行大义》一书在唐、宋时曾在一定范围内流传过。《旧唐志》、《新唐志》著录了“萧吉《五行记》五卷”，即是其证。《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天福五年至开运二年间（940～945）；《新唐志》成书于北宋嘉祐五年（1060）。此《五行记》无疑就是《五行大义》。《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四”，会昌二年（842）正月，检校左仆射太常卿王起、广文博士卢就等献议：

伏惟九宫所称之神，即太一、摄提、轩辕、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一者也。谨按《黄帝九宫经》及萧嵩《五行大义》，一宫，其神太一，其星天蓬。⋯⋯

此文又见王溥《唐会要》卷十“九宫坛”条。

萧嵩，或为“萧吉”之笔误。据《旧唐书》卷九九本传，萧嵩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儿女亲家，因大破吐蕃，官拜河西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加集贤殿学士知院士，兼修国史，进位金紫光禄大夫，与萧吉的身份完全不同。并且辈份也不对。按《开沙萧氏族谱》的世系记录，萧吉是萧何第二十八世孙，萧嵩则是第三十三世孙，尚在萧吉六世以下。王应麟编《玉海》时就纠正了这一笔误。卷六二《黄帝九宫经》条：

《隋志》一卷（又三卷）。《唐会要》会昌二年，王起等奏，案《黄帝九宫经》及萧吉《五行大义》。

以上关于“九宫”的引文散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五“第二十论诸神”一节。

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二二“时序部七”，夏中：

《五行大义论》曰：未者，昧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其体暧昧於未。又时物向成，皆有气味也。

引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一“第一释名”之二，“论支干名”。其文为：

未者，昧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体暧昧也，故曰：“暧昧於未”。《三礼义宗》云：“时物向成，皆有气味”。

《太平御览》卷二二“时序部七”，夏中： 《五行体性论》云：土在四时之中，处季夏之末，阳衰阴长。居位之中，总於四德（谓金、木、水、火），积尘成实。气则有间，故水或成实，所能持也。故土以含散持实为体，稼穑为性。又曰：土苞四德，故其体兼虚实也。 引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一“第二辨体性”：

土在四时之中，处季夏之末，阳衰阴长。居位之中，总於四行，积尘成实。积则有间，有间故含容，成实固能持。故土以含散持实为体，稼穑为性。

土苞四德，故其体能兼虚实。

《太平御览》卷二五“时序部十”，立秋：

《五行休王论》曰：立秋，坤王兑相，乾胎坎没，艮死震囚，巽废离休。

《太平御览》卷二八“时序部十三”，立冬：

《五行休王论》曰：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没，巽死离囚，坤废兑休。

两段引文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二“第四论相生”之三，“论四时休王”。

《太平御览》所引《五行大义论》，可能就是《五行大义》在宋代的一个流行本；与今本字句虽略有差异，但应即为萧吉所著之同一书。这也说明《五行大义》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太平御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尚流传于一定范围之内。同时，这个版本也可能就是元朝脱脱、阿鲁图等人于1343～1345年间修撰《宋志》时著录的那个本子。但稍早于脱脱等的马端临在元代中期编著《文献通考》时（马氏自序完成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却未提到《五行大义》，则说明原书已经在983年以后散佚。《宋志》的著录仅是存其书目而已。《宋志》的著录是中国正史中对该书的最后一次著录。在这之后，《五行大义》就从中国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上消失了；一直到清嘉庆九年（1804），才由德清许宗彦根据日本林述斋《佚存丛书》所收之《五行大义》翻刻回来。一个亡佚、复归的间隔，竟长达460年！不过，湮逝的岁月也成就了《五行大义》的特殊地位：书中引用的文献许多已成佚书，引用的语句许多已成佚文。萧吉无意中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据《南史 卷五一 梁宗室传》，萧懿之父萧顺之，是南齐太祖萧道成（479～482在位）的族弟，历任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等宫廷要职。生子十人：萧懿、萧敷（永阳昭王）、萧衍（梁武帝）、萧畅（衡阳宣王）、萧融（桂阳简王）、萧宏（临川静惠王）、萧秀（安成康王）、萧伟（南平元襄王）、萧憺（始兴忠武王）、萧恢（鄱阳忠烈王）。

梁武帝即位后，尊萧顺之为“文皇帝”。长子萧懿，字元达，南齐名将，袭爵临湘县侯，历任晋陵太守、梁南秦二州刺史、豫州刺史，领历阳南谯二郡太守、尚书吏部郎、中书令等职，称得上是朝廷重臣。后受南齐东昏侯萧宝卷（498～501在位）忌害；危急关头，仍竭尽忠诚，拒绝叛逃流亡的建议，昂然声称：“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耶”，与弟萧融一起服毒，死得极其从容。齐和帝中兴元年（501），追赠司徒公、太傅衔；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追崇丞相、长沙郡王，谥号“宣武”。

据《梁书》、《南史》的记载，萧懿至少有九个儿子，长子至五子为萧业（字靖旷）、萧藻（字靖艺，）、萧猷、萧朗（字靖彻）、萧明（字靖通），第九子为萧象（字世翼）；第六、七、八三子名号、事迹不详。《新唐书 卷七一 宰相世系表》称萧懿七子，恐怕有误。

由上所知，萧吉的祖父萧懿是梁武帝的长兄，南齐一代名将；其父是萧懿九子之一（很可能是第六、七、八子之一）。据江苏丹阳《开沙萧氏族谱》，萧顺之自称是西汉丞相萧何的第二十五世孙，则萧吉当为萧何的第二十八世孙。萧吉与他叔伯父、从兄弟之间的交往关系不明，文献上未作任何记载。

《隋书·卷七十八·列传第四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