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逃劫数》是余华创作的小说，以其惨烈的戕害与人性之恶的彻底展示,穷尽了余华所能穷尽的冷酷效果,寒冷如一块冬日的冰。该小说最先发表于1988年第6期的《收获》杂志上。

余华的小说似乎一直与理性无关。这尤其表现于他的前期作品中。包括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也包括《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不难看出,无论是对于写作主题的择取,还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态的、毫无理性节制的芸芸众生,都表征了这样一种小说风貌:理性的符合心理逻辑的远遁与非理性的泛滥匪夷所思。与理性无关的主题择取,和非常态的、精神亚健康的各色人等及其行为和举止,共同组成了余华特色的非理性的小说世界。这个远离理性的区域是余华不动声色的理性透视,冷静而残忍。这种小说风貌为余华带来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并赢得了众多好评,但由此也带来了如何在写作上继续前进的诸多瓶颈。余华是一位严于律己的作家,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修正,见证了他由创作丰产期到数年沉寂的全部过程。而如果允许我们溯本清源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应当从《难逃劫数》开始。

《难逃劫数》发表于《收获》1988年第6期。它较好地体现出了余华特色的小说世界的几个关键词:阴谋与冷漠,死亡与暴力,这些全与理性无关并由此标明了余华冷酷叙事的质地和思路。其实不管是出于自我的喜好,还是出于选择非常态化后的行文必须,在余华的小说中,阴谋都是重要的命题。只是与余华的其它作品里阴谋是一种被动的后发不同,在《难逃劫数》中,阴谋呈现出了更为积极的主动的姿态。包括老中医的唆使,沙子与森林的互相告密,以及近乎不可理喻的由露珠一手导致的系列性灾难。应当说,余华的这种选择并非无中生有。他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对立、尔虞我诈,也看到了亲人之间的疏远与隔离,连温情脉脉的面纱也脱落殆尽,他意在揭示一种精神被扭曲了的人的力量是如何变态与强大。与此相关的是冷漠,作品中的人物对阴谋、暴力、杀戮与死亡之种种的无动于衷。冷漠成为关键词的结果,是使《难逃劫数》具有了更多为人所深思的指涉,也使有关死亡与暴力的图腾浮出表面。

很少在作品中见到这样多的死亡:无知少年被广佛残忍地踢死,漂亮的女孩子彩蝶居然跳楼;仇恨驱使下的东山对露珠的变态报复,“东山是看着露珠体内的鲜血从头顶溢尽后才离开的”,以及广佛的被枪毙……人物纷纷死亡的事实与人物对死亡的漫不经心的态度都一样令人震惊。余华对死亡的处理是惊心而独到的。在死亡发生之前死亡已经被预料,被预料到的死亡按照死亡的召唤发生。它不接受调剂,不承认事物发展的变化、逆转与中断。死亡就是死亡,而且肯定要有死亡。“内中隐藏着对于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对于人性的敌意。存在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普遍的暴力倾向,就是在这种敌意的刺激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因此,与对死亡的从不畏惧的偏执相同,人物对暴力的嗜好没有任何犹豫。一世的谨慎与英明,抵挡不住情欲的诱使与暴力所带来的快感。甚至所谓的智慧与洞察,就从来没有对暴力真正的抵制过。这在小说中有很明显的表现,“直到多日以后,广佛的人生之旅行将终止时,他的智慧才恢复了洞察一切的能力,然而那时候,他的智慧只能表现为一种徒有虚表的夸夸其谈罢了。”这种行为取向有其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中国人历来缺乏诸如‘爱’与‘同情’等宗教情怀,也一向对暴力有所偏爱,这样就自然谈不上在文学传统中形成对暴力的批判能力。”所以在余华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暴力正是以暴力的方式无所顾忌。

从根本上来说,试图穷尽死亡与暴力的种种可能,追寻阴谋与冷漠的精神走向,冷酷叙事,原本无可厚非。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带来写作实践的难度;人物明显的非理性化特征与作者过于独断的理性调控之间的对峙。为了达到某种写作意图,(在人物塑造上的乏力与叙事品格的杂糅)作者的妥协无可避免。这种妥协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余华取得了他想取得的初始目的,余华风格的冷酷与人性之恶的宣泄扑面而来。“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但是,问题在于,初始目的的完成只是一个“致命的顶峰”。有妥协所导致的相关硬伤的存在,余华无法更高更远,也容易冒犯读者的认可极限。这样势必会产生一个向下走的过程。到后来,在充分利用了这一妥协所带来的益处与初步认识到了这一妥协的不足后,余华就开始面临如何逐步改变他的写作思路与逐步迈向完善的写作困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可以把《难逃劫数》看作是余华的写作风格高度成型的标志与余华对这一风格暗自修正的开始。当然,与此同时,这一转向有更为深广的背景。“在九十年代最初几年,先锋派的形式主义实验就已经大大放低姿态。一方面是形式方向的尝新经验已经耗尽了小说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是先锋派试图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于是,“余华的这种和‘现实’,和日常经验的‘紧张’关系,在90年代初写作《在细雨中呼喊》开始,有了缓和,或者说,尝试新的解决方式”。这使余华的小说创作具有了向新写实主义不断靠拢的可能与倾向,至少是受到了新写实主义的影响。在某种角度上,可以把余华对福克纳的评价,用于阐释余华在写作方面的新的企图,“他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他开始描写中间状态的事物,同时包含了美好和丑恶,他将现实放到了历史和人文精神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实,因为它连接着过去和将来。”只是创作理念的更新与转变,并不能与创作实践等量齐观。余华的调整在起初是具有一定成效的,产生了诸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优秀作品。但是当这种调整一路向下,对人物形象的描绘的热情空前膨胀与情绪缓和的倾向日益上扬,导致了余华的想象力的匮乏与写作突破的难以为继。余华的创作生涯在后来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直到2005年《兄弟》的出版才略有改观。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创作转向的艰难在余华写作实践中的影响的延续。无可讳言,在如何克服人物形象塑造的乏力与叙事品格的重铸的同时保持想象力的丰富方面,余华仍然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