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辨》是清代顾蔼吉所著的文字学著作。全书共八卷。此书钩摹汉代的隶书碑文，依宋《
礼部韵略》分韵编次。每字下分注碑名，并引碑语。以宋代娄机《
汉隶字源》为蓝本，并补娄氏所未备。依据《说文解字》辨其正、变、省、加；复依《
说文解字》部次，纂偏旁五百四十字，以见篆、隶变迁之迹。
蔼吉号南原，长洲人。是书钩摹汉隶之文，以宋《礼部韵》编次。每字下分注碑名，并引碑语。前有《自序》云：“锐志精思，采摭汉碑所有字，以为解经之助。有不备者求之《汉隶字源》。”又云：“《字源》多错谬。舩船称再，体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别。悉从《隶释》、《隶续》，详碑定字，指摘无馀。”今考此书，字形广狭，与世所刻娄机《汉隶字源》相同，是阴以机书为
藁本。且汉碑之出於机後者，仅《鲁孝王刻石》、《太室》、《少室》、《开母》诸石阙及《尹寅》、《孔褒》、《曹全》、《张迁》、《韩仁》数种。视机书所列，不过百分之一、二。机所见三百九种，其存於今者不过《景君》、《孔和》、《史晨》、《韩敕》、《孔谦》、《孔宏》、《鲁峻》、《郑固》、《孔宙》、《苍颉》、《衡方》、《张寿》、《孔彪》、《潘乾》、《武荣》、《王涣》、《郑季宣》、《白石神君》、《西狭颂》、《郙阁颂》二十馀种。较其碑目所列，已不及十分之一。此二十馀种之外，纵旧拓流传，亦断璧零玑，
偶然一遇，决不能如是之多。蔼吉何由得见原碑，一一手摹其字，则所云不备之字，始求之《字源》，殆不足凭。又每字下所引碑语，亦多舛错。如“忠”字下引《孔宙碑》“躬忠恕以及人”，误去“躬”字。“宿”字下引《孔彪碑》“诺则不宿”，误连上文“如毛”二字为句。“奎”字下引《史晨前碑》“得在奎娄”句，误以为《後碑》。“秦”字下引《华山碑》“改秦淫祀”句，误以为《韩敕碑》。此或读碑时偶不及检。至“通”字下引《唐扶颂》“通天之祐”，而《唐扶颂》实无此语。盖以《隶释》所载“受天之祐”句与前行“通天三统”句适相齐，而误写之。是尤仅据《隶释》未见原碑之一证。洪适之书具在，安得讳所自来乎？即以原碑尚存者而论，如《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并碑阴、碑两测，字数较多，文义尚大概可考。碑云：“莫不?岂思，叹卬师镜。”而“师字下引之，误截“师镜”二字连下文“颜氏”二字为句。碑云：“更作二舆，朝车威熹。”而“车”字下引之，误以作“二舆朝车”为句。碑云：“仁闻君风，燿敬咏其德。”而“闻”字下引之，误以“闻君风燿”为句。其“君”字下所引亦然。碑云：“长期荡荡於盛。”而“长”字下引之，误截去“於盛”二字，碑云：“於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误连下文“仁”字为句。碑阴有“陈国苦虞崇”之文，苦者县名，虞崇者人姓名也，而“虞”字下引之，误作“陈国苦虞”。碑阴有“鄤阳李申伯”之文，而“申”字下引之，误截去“伯”字。又有“蕃加进子高”之文，而“进”字下引之，误截去“蕃”字。碑例有“河南匽师度徵汉贤”之文，其旁别有“河南匽师骨邻通国一人”，显然可证。乃“匽”字泐痕似“厚”字，遂误以为“厚”。又不知匽偃通用，复赘辨河南有偃师无厚师。至於“乡”字下引碑侧题名“金乡师耀”，不知此乃碑阴小字，後人所加，非
汉字，亦非碑侧。又於“率”字下引碑阴“鲁孔方广率”，不知碑文明是“广平”。惟明王云鹭刊《隶释》，始误为“广率”。是并现存之碑，亦仅沿袭旧刻，未及详考。乃云采摭汉碑，其亦诬矣。惟其於娄机以後续出之碑，尽为摹入，修短肥瘠，不失本真，则实足补《字源》之阙。所纂《偏旁》一卷，五百四十部能依《说文》次第，辨正精核。又附《碑考》二卷，碑之存者注今在某处，亡者引某书云在某处，具有引证。以年代先後为次，条理颇为秩然。则较《字源》碑目为详核。後附《隶八分考》、《笔法》二篇，采辑旧说，亦均有裨後学。与娄氏书相辅而行，固亦不必尽以重佁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