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通志》，省级地方志书，由明朝陕西巡抚赵廷瑞修，陕西三原籍著名学者马理、高陵籍著名学者吕柟主持编纂，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完成，共四十卷，分土地、文献、民物、政事四纲，下列二十八目，全书共约一百九十万字，另有天象、地理、山脉、河流、城池、物产等附图二百余幅，号称“上下古今，括囊殆尽”。

陕西的史志事业源远流长、久负盛名。周代即有“记言”、“记事”的左史、右史，以及“掌道方志”的诵训、“掌邦国之志”的小史、“掌四方之志”的外史等专职史官；汉代有《三秦记》、《三辅黄图》等名著问世；唐代有朝廷主持编纂的全国性地理总志《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宋代有吕大防《长安图记》、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元代有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李好文《长安志图》等中国方志史上有影响的著作播行于世；至明代成化年间，由时任陕西巡抚马文升（字负图）主修，提学副使伍福（字天锡）主持编纂的《陕西志》三十卷，于成化十一年（1475）刻成，这是陕西历史上第一部通志性质的省级地方志书。

明嘉靖十八年，赵廷瑞（字信臣）出任陕西巡抚，考索陕西旧志，发现成化《陕西志》“顾今阅七十年，板佚其半，即秦城巨家，亦罕有其书矣”。作为陕西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赵深感没有一部系统、完整记述省情的地方志书所带来的种种不便，遂于嘉靖二十年早春“行县”期间，前往三原，与著名学者马理（字伯循，号溪田）谈及纂修《陕西通志》事宜。马理赞同并向其推荐好友、高陵籍著名学者吕柟（字仲木，号泾野）共襄此举。赵即往高陵，“请于泾野，可之”。随后，在赵廷瑞安排下，马理、吕柟二人“卜竹林祠为馆，各率从游之士，载所藏群书，肇纂述之事”。未几，吕柟以母病辞归，后又身染疾疴，“竟伤不起”，于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一日病逝。“是志也，盖多出溪田先生之手云”。

《陕西通志》的编纂自嘉靖二十年三月六日诸位参与编纂人员“就馆”着手开展工作，至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编纂完成并“散馆”，历时约一年九个月。志稿完成后，经反复斟酌，乃“效之当路诸大君子，求斤正云”，后经校正付梓。

此书一经面世，即受到当时及后世学者关注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赵廷瑞称赞此书“考索之精，虽史传宿讹，亦多是正。艺文无繁富之嫌，政教贻官师之则”。“足以完既废之典，以诏方来。继自今生于斯、宦于斯者，取而观之，全秦之故，毕陈于目前。其于民俗政体之助，岂其微乎！”对其“资政”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参与该志纂修的周文翰亦称：“兹志也，搜采人物，阅极经史及古今诸志、名世之集，虽断碣残碑，罔敢轻弃，其隐德幽贞，或遗于文人辞士之外者，又率得于先生（指马理）之见闻，取善可谓广矣；纪述事类，则凡旧志讹且漏者，皆考订增入，纲举目张，纪事可谓详矣；简帙则省旧志之半，而事则倍之，编叙可谓博且约矣”。邵国秀先生为《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1997年5月）所写的序言中，对明代陕西三部省级志书——成化《陕西志》、嘉靖《雍大记》和嘉靖《陕西通志》做了比较，认为“嘉靖《陕西通志》，无论体例之严谨，或记事之详确，皆远在前两志之上。”“此书保存了陕、甘两省大量明代及其以前的史料，实为陕西明代最有价值的一部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