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主要流行于陕西省北部的延安和榆林等地，最初是由穷苦盲人运用陕北的民歌小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后来吸收眉户、秦腔及道情和信天游的曲调，逐步形成为说唱表演长篇故事的说书形式。

陕北说书的起源，据说最早是在2000多年前的奴隶社会时期，兴盛于清末民初，是中国北方盛行的说唱艺术“三弦书”的一个支脉。最初，是陕北的一些贫苦的盲艺人用民歌小调说唱故事，多用于请神送鬼。后来，他们在三弦书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了秦腔、眉户和当地的信天游、陕北道情的曲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渐渐地就形成了具有陕北地方特色的曲艺。

陕北说书的具体形成时间无法确考。但子洲、绥德、子长、延长等县艺人世代袭用的伴奏乐器曲项琵琶，以及艺人说唱时横抱胸前且用拨子弹奏的方式，与开凿于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年）的陕北宜君县牛家庄福地水库石窟塑像中仙女横抱的曲项琵琶酷似。而有史记载的陕北说书资料，则出自清代地方志。

清道光辛丑秋镌《榆林府志·艺文志》第四十一卷中记载，康熙九年（1670年）榆林堡同知谭吉璁的同僚陈文道在谭府听书后赞道：“刘第说传奇，颇靡靡町听。闻江南有柳敬亭者，以此技遨游王公间。刘第即不能及其万一，而韶音飞畅，殊有风情。无佛称尊，不及江南之敬亭乎？”据此可知，陕北说书至迟在清康熙年间已经有了成熟的艺人。另据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讲述，他师父的师父是清道光时期人。另据与他同时的艺人杜修凯、杜修成、石维君等讲述，到清末民初，陕北有影响的陕北说书艺人，有米脂县的杜维新，绥德县的杨成功、郝玉科、孙贵海、韩文华，靖边县的冯明山等。

民国年间，随着艺人的不断增加，说书活动日渐频繁，一种以家书、村社书和庙会书为主的说平安书（亦称“愿书”）习俗逐渐形成。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后，随着陕北革命斗争的不断扩大与发展，陕北说书艺人高维旺、常树仁等积极投身革命，用自编新书《跟上老刘闹革命》、《土豪劣绅要打倒》等宣传革命思想。米脂县艺人高维旺还于民国二十三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之成立说书班，演唱《红军好》等新曲目。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对陕北说书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民国三十四年4月，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了说书组，在王宗元、柯蓝、王琳、程世荣、高敏夫等专业人员指导下，艺人韩起祥创作和演出了《反巫神》《二流子转变》《王丕勤走南路》《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等新书。不久，陕北说书改进会成立，林山担任主任，参加者除高敏夫、王宗元外，还吸纳了艺人韩起祥、贺辉茂、鲁加祥等。随后，陕北说书改进会在延安、绥德、米脂、清涧、延川、延长等地陆续办了八期培训班。民国三十五年8月，盲艺人韩起祥在王宗元带领下，先后到延安杨家岭和枣园，为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的领导说唱自己创作的新书《时事传》（与王宗元合编）《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四岔捎书》《反巫神》《刘巧儿团圆》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至1949年，在边区政府的重视下，韩起祥、石维君、谢明义、冯明山等艺人深入前线慰问战士，利用说书宣传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北说书受到政府的重视，有了新的发展。陕北大多数县都成立了说书艺人宣传组（队）。一些县文化馆还组织专人对传统书目进行了整理，开展新书目的创作与推广，并积极选拔和培养青年艺人。

1953年至1966年间，延安地区先后举办了四期学说新书训练班，受训艺人达一百五十多位。

1957年，延安县文化馆领导的曲艺组改为曲艺馆，随后，又在城内自由市场设立了固定的书棚茶社。演

1962年，绥德县白家峻村盲艺人张崇华改进伴奏方式，将鼓、马锣、镲、水水、梆子、木鱼、手锣、醒木等八件打击乐器和口琴固定在一个架子上，怀抱三弦，手套蚂蚱板，腿捆甩板，脖挂哨子，一人操持十三件乐器，使伴奏表演具有了小乐队的效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陕北说书被视为“四旧”而遭到禁演，韩起祥、石维君等知名艺人被批斗，陕北说书活动一度销声匿迹。

1971年后，陕北说书活动相继复苏，绥德、横山、靖边、子洲等县文化馆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白毛女》等移植改编成新的书词，集中对艺人进行培训。

1975年以后的十年，是陕北说书发展较快的时期。榆林地区除神木、府谷外，有十个县成立了盲人宣传队（亦称“说书队”）。延安地区的延安、甘泉、子长、延川、安塞等县也相继成立了曲艺宣传队，艺人累计达三百多人，绝大多数为盲人，其中清涧、榆林、靖边等县的说书队中还破例吸收了女盲艺人参加。

1975年，延安地区曲艺馆成立，招收了六名有文化的明眼男女学员，学习表演的书目为韩起祥创编的《刘巧儿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四岔捎书》《看大桥》等。

1975年，榆林地区召开陕北民间音乐、曲艺、舞蹈改革座谈会，接着举办了新曲艺调演大会。

1978年4月，榆林地区在横山县举办了全区说书艺人骨干训练班，在韩起祥的指导下学习了新书目《三打白骨精》《打狼》《路遇亲人》；韩起样以亲身经历作了如何做一名德艺高尚的新艺人的报告，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经过半个月的培训，到会的四十多名艺人在思想、艺术上受到教育和提高，为推动该区说书活动起到积极作用。会后各县相继举办了“做新人，说新书”培训班。榆林、延安、绥德、横山、延川等县文化馆干部与艺人共同创作，一起演出。

1982年到1985年间，甘泉县曲艺队张俊功、张和平等、表演的陕北说书书目盒式录音带。经由民间制作推出，流通几乎遍及陕北的城镇乡村。

由于陕北说书的流布范围较广，加上地理环境、生活习俗、方言语音、师承关系等等影响，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陕北说书形成了多种说唱风格。

截至2014年，陕北各县都有民间的说书班社，总计艺人在千人以上。许多健康的年轻人也加入了说书的队伍。

陕北说书中无论是远古神话、历史传奇，还是生活故事，表现的主题都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陕北说书中没有悲剧，这在其他姊妹艺术中几乎是没有的。这种理想主义主题的存在是和农民特别是陕北当地农民的达观、豪迈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相联系的。陕北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当地劳动人民在长期与大自然搏斗中养成了一种积极进取、不甘示弱的气质。这种气质最后沉淀成一种地域性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蓬勃向上性和自然环境及现实生活的严酷性一碰撞，结果便产生了理想主义。表现在当地农民群众最主要的说唱艺术陕北说书中，就产生了理想主义主题。

按书文所表现的内容分，陕北说书可分为文书、武书、文武相杂书三种。

文书一般表现的是公子落难、佳人怀春、奸佞得道、豪门中落的委婉故事。有故事性强、煽情性强、头绪繁多、篇幅浩大的特点，长于寓情于理。

武书多表现英雄救美、好汉除奸、忠臣报国，还有一些根据棍棒类小说改编的书目。武书具有鲜明而类型化的人物性格，夸张而又热烈的气氛营造，跌宕而又程式化的悬念、关口，和千篇一律的“大团圆结局”。其特点是熟烈火爆，大喜大悲，情节单纯，由于武书能充分利用说书艺术的表现手段。其娱乐性大大地超过其认识功能。

文武相杂书，民间也叫半文半武书，是文武两者的结合。这种类型兼采文书、武书的长处，张弛有致，既具有文书的故事情调，又有武书的火爆热烈，因此最受听众欢迎，是陕北说书的主要形式。

按书文中的故事类型分，陕北说书可分为公案书、脂粉书、传奇书、说史书以及其他民间生活故事书。

公案书：主要是指包公书，也有刘公案等一些公案书，只是数量少。这是因为陕北地处偏远，广大受压迫的劳动群众向往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环境，又因为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产生新的生产关系的水平，因此人民群众便把希望寄托在一些清官的身上，在清官除暴安良、仗义执法的故事中寻求慰藉。在陕北流传的公案书中，那种案例曲折的书很少。即便是说包公的书也大多侧重于描写包公怎样和皇亲国戚作斗争，为底层群众代言的故事，也有说包公机智、聪明，破案有方，或遇难解之谜时，借助宝物、神器之力等等。这也证明了当地听众在和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大气，和那些津津乐道街巷细事的城镇市民的趣味大异，由此也构成陕北说书中公案书所特有的浩然正气。

脂粉书：大多描写劳动男女之间纯真爱情的故事。由于受当地民歌的影响，这些书文大都情节简单，长于细节描写、人物刻画和氛围营造。书文描写的男女主人翁泼辣、直率，又持之有度，由这些人物构成的故事既生动有趣，又不流于恶俗，是陕北说书中艺术造诣最高的部分，也是群众最欢迎的部分。书目多为记书，在整个陕北说书的书目中，所占比例较大。

传奇书：陕北说书中传奇书占的比例很大，既有远古神话，又有历史故事；既有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故事，又有根据戏曲、小说改编的书目。其中占比重最大、最受听众欢迎的是那些根据当地流传的生活故事改编的书目。这些书目直接产生于民间，经过说书人的加工演唱又返归民间，如此不断地流传改造，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陕北说书曲目中的保留曲目。即便是改编自戏曲、小说的故事，也大多经过了相当程度的改造，使其打上了很深的陕北民间故事痕迹，和当地生活故事高度地交融在一起，原故事一般只保留下大致脉络或骨架。陕北说书中的传奇书一方面作为一种书文种类由说书艺人演唱，同时还影响和培养了一大批散落于民间的说故事人。陕北人把讲故事称为 “说古今（经）” “说古朝”，这些故事大多来自说书艺人的书文。说故事人根据书文的大致骨架在讲说中不断丰富和提高。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丰富了民间文化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传奇书文的提高和发展。

说史书：陕北说书中的说史书不少，但有体系的却很少见。大多是以一些历史人物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为由头，然后生发开来敷衍成书。这与陕北文化落后，认字人少有关系。另外是群众对那些正经八百的、以统治阶级统治历史为主线的史书不感兴趣，倒是类似于“杨家将”“岳家军”“隋唐演义”之类的有史话性质的创作和传说对陕北说书影响较大。尤其是描写杨家将、隋唐英雄的故事更是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其中主要人物杨六郎、穆桂英、罗成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许多人物都成了人们效仿的楷模。

民间故事书：陕北说书中的其他生活故事来源较为复杂。除过以描写男女爱情为主的生活故事外，还有大量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的生活故事。其中主要包括：描写穷人因忠厚而得福、富人因贪财而出丑的故事；描写富家小姐和穷汉恋爱的故事；描写做官的愚蠢、劳动人民智慧的故事；描写神灵帮助穷人战胜富人或赃官的故事； 描写揽工汉与东家斗智的故事； 以及以“憨女婿”“张捣鬼”为代表的谐谑故事等等。

陕北说书的传统表演形式是艺人采用陕北方音，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弹自唱、说唱相间地叙述故事。根据伴奏乐器的不同，或称之为“三弦书”，或称之为“琵琶书”。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说书在著名艺人韩起祥等的改造下，发展成一人同时操用大三弦（或琵琶）、梆子、耍板、名叫“麻喳喳”的击节木片和小锣（或钹）五种乐器进行伴奏的曲艺说书形式，最后又由一人一马一杆枪、自弹自唱发展为多人演唱，有单人说书、多人说书、走场说书、情景说书，说书剧等。

单人说书：一个人弹奏并完成所有说书内容。

多人说书：两人或以上的组合说书，一般的是一两个人拿四页瓦，其余的为伴奏乐器，两人分唱、对唱或合唱与伴奏人员呼应。

走场说书：多人表演，乐器有站立伴奏、坐下伴奏，一个人或多个人拿四页瓦说唱。

情景说书：要专门创作剧本，还要作曲，演员和演奏员可承担多种角色演唱，展现情景画面。

说书剧：首先要创作剧本，要有人物、故事情景，还要有特定环境、乐队伴奏等。

陕北说书的曲调激扬粗犷，优美动听，富于变化，素有“九腔十八调”之称。九腔是“胡胡腔”“哈哈腔”“梆子腔”“影腔”“咳咳腔”“十三腔”“迷子腔”“二窝子腔”“佛腔”。十八调是“下盘棋”“妈妈糊涂”“茉莉花”“小放牛”“铺地锦”“叫面更”“寡妇上坟”“鸳鸯扣”“跑东关”“打牙牌”“纱金扇”“放风筝”“游寺”“思凡”“茨山”“姑娘”“光棍哭妻”“小上坟”。此外，还有慢句、快句平调、哭腔、女腔、怒腔、忧腔、对句、武句等区别，以表现不同角色、感情和故事情节。

陕北说书书词的曲调很多。除了艺人们特有的开场白或特定的唱词外，几乎不加任何限制，可以由艺人任意发挥。好的民间艺人，在唱词中大量引用陕北民歌、陕北道情、陕北秧歌剧、陕北碗碗腔，甚至秦腔、眉户、蒲剧、晋剧、京剧的曲调，说得上是集各种唱腔于一炉，加以冶炼，然后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唱词。

陕北说书的演出场所一般都较为简陋，田间地头、庭院炕头均可。听众可以是几人、几十人，也可百人以上。

陕北说书的“唱”是有音乐的“说”， “说”是没有音乐的“唱”。也可以说， “唱似说，说是唱”，这就是陕北说书独具的特点。

陕北说书有人物的跳出跳入，可归纳为慢平紧快，喜怒哀乐，男女老少，鸡叫狗咬”。说古书的时候也分“生旦净末丑”。它的故事性强，富有戏剧性，可归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道白是骨头，唱就是肉。唱词一般用的都是五字句、十字句，也有不受限制的，语言纯朴，通俗易懂。

陕北说书最具代表性的流派是三弦说书派和琵琶说书派。

陕北说书以三弦说书最为流行，三弦说书又有双音弦和单音弦之分。它的代表人是韩起祥、张俊功和解明生。其中韩起祥是双音弦派的代表。双音弦即弦定弦为（155年），一弦和二弦（也叫子弦和中弦）定音为同一高度，里弦（叫老弦）比子弦和中弦低，关系为五度。弹奏时一、二弦同时拨动，这样得音量大，又有雄浑气势，只有在特定的情景下才挑单音。单音弦的代是解明生，单音弦即一根弦定一个音，从里到外分别为（151年），定弦与现使用的伴奏乐器三弦定弦相同，只是传统的弹奏不用指甲，多使用自制拨子。

琵琶说书派，因用土制曲项琵琶而得名，又称作琵琶书。过去琵琶谠的艺人较多，而三弦和琵琶大多是自制，后来乐器厂出的三弦质量好而且宜，大家都愿意去买三弦，而不愿意自制琵琶了。而市面上卖的琵琶既贵演奏技巧又复杂，难度大，不易学，学的人也越来越少，年轻人几乎也没人会弹曲项琵琶了。所以，现在年轻的陕北说书艺人中，很难见到琵琶书的影子。刘绪旺是琵琶说书的代表人物，其特点是硬。主要表现在：第一，他使用的琵琶是硬弦琵琶。琵琶大，琴弦粗。琴弦是用牛皮弓弦，糊耐用。使用的拨子用牛肋骨制成，弹奏出来的声音洪亮、浑厚、穿透力强。第二，唱功硬。他是典型的唱书派，表演时很少用道白，几乎是一唱到底。他的吐字清楚，字字真切，农村听众称之为“钢口硬”。音乐与行腔配合和，音调跟着字调走。第三，书文硬，唱句规范，合辙押韵好。一大本书能事情节、人物刻画几乎全用唱词唱出来。

陕北说书代表性的如以韩起祥、王学师、吴铴忠等为代表的一派，声调沉实，强调唱情，吐字清晰，行腔平稳流畅，衬词用得较少；以石维君、郭兴玉、王进考、党福祥、景通成等为代表的一派，声音浑厚，讲究激情，方言衬词用得较多，曲调旋律跳动活跃，善于表演唱腔多而道白少的书目；而以张俊功、张和平、张光明等为代表的一派，说唱讲究声音明亮，吐字清丽，善于吸收和运用新手法，并且注重以形体和声音模仿书中人物，且因唱腔曲调借鉴了“迷胡”即陕西曲子等的抒情元素，唱来煽情感人，有“迷胡味”，被群众称为“迷花派”。

陕北说书可分为传统书和现代书两大类。传统说书的书目有200多部，包括《花柳记》《对鞋记》《偷鞋记》《金镯记》《黄鹰记》《白绫记》《金钟记》《万花山》《戏引记》《杨家将》《四岔捎书》《聚仙楼》《雕羚扇》《观灯记》等；现代书的书目有300多部。传统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古代神话、历史人物传记、英雄豪杰抱打不平、相公招姑娘、奸臣害忠良等题材的书目。现代新书的内容是反映现代人斗争、生活题材的书目，如《刘巧儿团圆》《王贵与李香香》《李双双》《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翻身记》《送金匾》《看大桥》《三相亲》《半碗饴铬》《牛老汉让贤》《延安老汉进北京》《审录》等。

陕北说书主要流行于陕西省北部的延安和榆林等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说书技艺的消失、说书艺人的逐渐离世，陕北说书发展已陷入困境，艺术传承后继乏人，急需扶持和保护。

当演出变得越来越困难之后，陕北说书艺人开始来西安谋求发展，他们多在陕北餐馆演出。令人尴尬的是，客人们常要求艺人们演唱陕北民歌。陕北说书就适合在炕头、小院里表演，并不适合登上大舞台。越来越多的陕北艺人不再走乡串村演出，没有了生活基础，这种远离也会使原生地人对陕北说书产生疏远感，从而失去其生长的根基。“陕北说书”数千年来一直是陕北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然而，随着陕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电视、录像、舞会、卡拉OK、台球、棋类以及南来北往的各类文艺团体演出，已经把“陕北说书”挤出了城镇，只能在十分偏僻的山村才能见到。延安市每年拿出50万元，对一部分濒危的稀有民间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进行民间文化资源普查，建立延安优秀民间文化保护名录。用于优秀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继承发展，并实行传承人认定和传承补贴制度。“陕北说书”已经有了传人，并在延安市曲艺馆开始学艺。2004年5月 “陕北说书”的第二代传人韩应莲、解明生在延安市曲艺馆举行了隆重的收徒仪式在陕北道情、“陕北说书”等稀有民间剧种正面临衰落的局面情况下，这样的场面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一丝的希望。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陕北说书”已经有了新的继承人，有关方面正在为陕北道情、陕北碗碗腔、陕北二人台等地方传统剧目寻找传人。

疫情期间，虽然现场演出减少了一些，但线下表演的一部分精力转移到了线上直播和公众号运营，通过互联网的形式，让陕北说书走得更远、更广。

2011年起，韩应莲所在的延安市曲艺馆开始了对陕北说书“摸家底”式全面普查工作，集中采集老（盲）艺人和代表性说书艺人，采录说书曲目200余篇。截至2017年，已连续举办9届陕北说书培训班和经典书段展演活动，培训民间说书艺人1800余人次。

2018年4月，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被中国曲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曲艺之乡”，横山说书已经成为横山地方特色文化名片，这对陕北说书更大程度上进行了保护。

2023年10月31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陕北说书项目保护单位延安市曲艺馆评估合格。

韩起祥（1915～1989年），祖籍横山县，1940年移居延安。三弦说书演员，民间曲艺家。自幼失明，13岁即学艺说书，继承陕北说书传统，在艺术上大胆革新，使陕北说书发扬光大。1944年起自编自演534个唱本，200余万字，他的作品语言丰富，情节生动，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间文学特色，曾为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演出，代表作品《张玉兰参加选举》《时事传》《刘巧团圆》《翻身记》等，许多作品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或由三联书店、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历任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顾问，全国文联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8月6日因病在延安谢世。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培养明目的年轻姑娘演唱“陕北说书”，在1986年的全国曲艺大赛中获得成功，扩大了“陕北说书”的影响。

张俊功（1932—2008年），张派代表人物，陕北说书的改革者，一生致力于民间说书，是陕北说书历史上里程式的人物。20世纪70年代，张俊功将说书进行改革，把坐场改为走场，把一人改为多人，自成一派。改革后的陕北说书，人物角色分工更加明确，互相酬唱应答，有了身段及表情表演，并且讲究手、眼、身、法、步等舞台风度与规范。

1979年5月，张俊功组织了甘泉曲艺队，并自任队长。这个曲艺队先后在陕北各地以及宁夏、甘肃、山西、内蒙古等地说书，所到之处非常受人欢迎。张俊功成为一位在陕北地区的说书“明星”，他不但继承了传统说书的一些特点，而且扬起了对传统说书进行改革的大旗。

2006年5月20日，陕北说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北说书源远流长，在陕北这块厚重的黄土地上，它从遥远的过去一直弹拨到了现在。盲人书匠们走遍了陕北的大川小道以它特有的韵调慰藉过这块贫困而又闭塞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

1952年，在陕西省创作代表会上，韩起祥《刘巧团圆》获特等奖。

1953年，在全国民族音乐舞蹈汇演上，韩起祥《刘巧团圆》获文化部甲等奖。

相传很早以前，有一个老汉生了三个儿子，长大后给人家当奴隶，赶牲灵，大儿子叫大黄，让奴隶主把一只手剁了，二儿子二黄的一只腿被打坏了，三儿子三黄让主人把眼睛扎瞎了，弟兄三人流落到陕北的青化县乞讨为生。一天大黄拾到两片烂木板，敲打着木板沿门乞讨，说上一些吉利话，主人便赐给他们一些残汤剩饭，有一次人家吃羊，他们捡来羊肠子，晒干绷在木板上，就弹出声音来，后来他们弟兄三人自制了琵琶，从此相互配合，边打、边弹、边唱。二黄心想大哥去世后谁来敲梆子，他灵机一动干脆把两块木板绑在腿上自打、自弹、自唱。后来老大、老二去了山西临县一带，三黄却留在了陕北，婚后生了五个儿子，并将弹琵琶的技艺传授给儿子们。老大成家后收了三十六个徒弟，将三弦传给了十八个徒弟，在榆林一带安了家，把莲花落、琵琶、三弦的技艺传授给了后人。这一民间传说足以见证陕北说书的历史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