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连振（1879～1931），又名陈年振、陈海生，清末秀才，鹤峰县邬阳关人，土家族。曾任红四军第五路军指挥员。

陈连振（1879～1931），又名陈年振、陈海生，清末秀才。陈宗瑜（1900～1929），又名陈宗禹，陈连振的大儿子。

陈氏父子为人正直，性情豪爽，嫉恶如仇，好打不平。1924年秋，建始官店土豪黄协臣以收租为名，侮辱佃户尤寡妇，致使尤氏含恨自缢。陈连振闻讯赶去，目睹惨状，奋笔代写状词，历数黄协臣欺压百姓的罪恶，上告县衔门。官府判黄协臣负责受害人的全部安葬费用自此与黄协臣结怨。次年9月，黄唆使一队官军窜到陈连振家中寻衅抢劫，殿打陈连振，陈宗瑜忍无可忍，用梭标刺死匪兵一名。陈连振因此被捕入狱。为了赎人，家中四处借贷，还典当了仅有的10余亩水田，才凑齐800块银元，将连振赎回。不久，又遇官店团防大队长曾飞武仗势欺人，霸占民女，陈连振父子不畏强暴，仗义相助，将曾飞武杀死在筵席上，群众拍手称快。官府闻报，派兵“进剿”邬阳关，扬言“杀绝陈家”。陈连振父子被迫于1926年12月以“神兵”名义组织由鹤峰、巴东、建始三县边境地区一百多穷苦青年参加的农民自卫武装，提出“抗捐抗税，抗伕抗兵”，决心与豪绅恶霸对抗到底。由于缺乏武器，特别是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自卫军一年之内，几陷绝境。湾潭老官庙战斗中，陈连振次子陈宗元和数10名“神兵”遇难。1928年5月，中共地下党员徐锡如向贺龙汇报了邬阳关神兵情况，贺龙立即作出“改造神兵，扩大武装”的指示。徐锡如到邬阳关与陈连振父子取得联系，又先后派共产党员范松之，吴琛、覃苏、刘植吾等人到“神兵”中担任副大队长、正副中队长等职，加紧教育争取“神兵”的工作。

1928年7月，由覃苏介绍，陈宗瑜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下旬，贺龙率工农革命军转战鄂西南，在攻下建始县城以后，于1929年1月2日到达邬阳关斑竹园。陈连振、陈宗瑜连夜赶去与贺龙见面。贺龙向他们宣讲革命道理，分析湘鄂边斗争形势，提出收编神兵，陈连振欣然答应。1月3日，神兵大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特科大队。贺龙授旗，任命陈宗瑜为大队长，覃苏为副大队长。同时，发布进攻鹤峰县城的命令。

1929年1月7日夜，以特科大队为前锋，工农革命军攻关夺隘，消灭沿途之敌，进抵鹤峰城北门外。守敌凭借威风台古城堡顽抗，工农革命军屡攻不克。陈宗瑜仍以“神兵”装束，在火力拖护下挥舞手中大刀，奋不顾身，跃上城墙，手刃敌兵数人，打开缺口，使红军迅速占领威风台及县政府。

1929年3月，湘鄂西民团总指挥王文轩联合湖南石门、桑植，湖北五峰、长阳、恩施、建始、巴东、鹤峰等县团防武装4000多人，发动了对鹤峰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在鹤峰红鱼溪受到陈宗瑜部伏击，王文轩被打死，所部败退南渡江，第一次“围剿”宣告破产。

1929年夏，工农革命军在鹤峰县城改编，特科大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四团，陈宗瑜任团长。6月14日陈宗瑜率红四团参加了红军再克桑植的战斗。

1929年10月6日，红四军在章耳坪与敌遭遇，受到前后夹击，贺龙及军部处境十分危险。陈宗瑜为掩护大部队撤退，与一团团长贺桂如协同作战，全力抢占制高点土地垭，不幸牺牲，时年29岁。此时，陈连振已年过半百，正率“大道会革命军”驻防邬阳关，得知宗瑜战死，毅然回到主力部队担任红四军第五路军指挥，成为当时红军中年纯最大的指挥员。1930年4月，他率部参加歼灭五峰团防孙俊峰部的战斗。贺龙率红军主力东下洪湖以后，五路军在湘鄂边多次获胜，愈战愈强，有力地保卫湘鄂边根据地。

1931年1月，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执行者取消第五路军，以莫须有罪名在走马坪处决陈连振及五路军干部14人。

1933年1月，红三军返回湘鄂边，贺龙亲到郭阳关开群众会，为陈连振等人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