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凡（1913-1968），1913年出生，广东梅县人，华侨家庭，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毕业，1937年回到家乡，1938年在闽西南特委训练班学习，后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1938年7月分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任政治部敌工部科员。1939年5月起，陈超凡任新四军6团政治处敌工股股长、江抗挺进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一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等职。陈超凡参加黄桥战役，展开俘虏处理工作。
皖南事变后，陈超凡任一师一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苏中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解放后，陈超凡任十兵团直属政治部主任等职，1954年转业，1959年任职福建省科委主任，1968年逝世。
陈超凡，曾用名陈超寰。1913年6月23日生于广东省
梅县一个华侨大家庭。1931年考入北平朝阳学院高中部，成为北平少共青年团成员。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特务监视，逃到南京后筹款去日本。1934年考入东京
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1937年回到梅县。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梅县成立“留日同学抗敌后援会”，开展爱国救亡活动。是年9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中共闽西特委派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1938年5月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在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工作。同年秋，任第一支队第二团政治处敌军工作股股长，随部队挺进苏南敌后战场。1939年1月，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10月后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民运科科长、教导大队政治委员。1940年7月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1941年1月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第三军分区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第一师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1944年3月，参加
车桥战役时，和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一道跟随部队作战，向被包围的日军喊话，散发日文传单，规劝日军停止抵抗，结果有九名日本士兵缴械投降。1945年2月，任苏浙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参加天目山三次反顽自卫战役。10月，随军北撤苏中，任华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1945年12月参加高邮战役。随后参加陇海铁路东段战役，作为新四军代表接受日军投降书并签署“受降条约书”。1946年1月，任华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全国解放战争期间，任华中野战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苏中、鲁南、莱芜、孟良固、南麻临胸、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解放苏州后，任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1949年7月，随第十兵团进军福建。参加解放福州的战斗。此后，任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中共福州市委文教部副部长、宣传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兵团直属政治部主任，福建军区建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干部管理部部长。1954年转业上海，任中共上海市中等技术学校委员会书记，市委学校工作部处长，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院长。1968年5月8日在福州逝世。
新四军对敌工作，按照党中央、
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伪顽军。陈超凡作为具体执行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常常置生死不顾，秘密执行任务，有一次被伪军扣留，差点遭杀害。
在陈超凡的对敌工作历程中，最大的亮点无疑是对日本战俘的教育与感化。1942年，苏中军区各分区抓到的日军俘虏，统一由陈超凡负责教育转化。陈超凡严格遵守对日俘政策，生活上关心，信仰上尊重，精神上感化，让他们深刻认识到
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不再做“炮灰”。经过教育觉悟的日军俘虏提出成立反战组织的要求。1942年12月，在陈超凡的帮助下，滨中、冈本、田畑、
松野觉、
香河正男等人成立“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苏中支部”。
反战同盟主要从事对日本士兵的宣传、写信、战场喊话等“心理战”，发挥着重要作用。陈鲁生说，1944年3月的车桥战斗中（
车桥镇位于江苏
淮安县），陈超凡带领松野觉对日军碉堡喊话，动摇日军士兵的心理防线。此役共俘虏24名日军官兵，被誉为“在抗战史上一次战斗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毛主席闻听喜讯后，也非常高兴。在这次战斗中，松野觉光荣牺牲。
鲜为人知的是，作为《沙家浜》原型的新四军36名伤病员中，有一名日本战俘叫高桥。陈鲁生说，在陈超凡的教育感化下，高桥改变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当他被“扫荡”的日军认出后，日军命令他指认新四军伤病员，高桥没有屈服，而是尽力保护伤病员。
黄烽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赞扬陈超凡的工作了不起。
值得一提的是，陈超凡还与
反战同盟的日本士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香河正男、松野觉等人将他们的“陈部长”视为良师益友，自始至终心存感念。陈鲁生说，1958年，冈本、香河正男等还专程到家里看望父亲。
陈超凡对这些战友也深怀感情，松野觉牺牲后，他撰文《忆日本战友松野觉》，表示悼念。2013年，谢莫京老人撰文《大地的记忆》，抒发69年后重读《忆日本战友松野觉》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