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林，女，1975年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2000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现工作生活于成都，艺术家。其代表作品有《......系列》、《别赋》、《最后的玫瑰》、《豆腐百家姓》、《江河水》、《迁移》、《花园》、《空的城》、《一天》、《薄荷》、《溺》等等。

陈秋林的作品关注中国不断推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其创作始终处于一种不断发展和推进的状态中，在频繁论述的问题中引入全新的观点和视角，把现代生活不断挑战传统价值体系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与现状进行归纳、视觉化，她最受关注的摄影和影像作品，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和野心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高名潞（艺术批评家及策展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执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艺术史系）：

许多中国女性艺术家的作品都表现了矛盾关系的两重性，在声张女性主义的同时，又有强烈的传统退避意识。这种意识常常表现为赞颂女性美与自然的和谐。陈秋林除那些较有“挑衅性”的作品外，也有饱含柔情的作品，例如《洛神·水袖之一》，该作品中的装置本身是戏剧的服饰与动感的结合。2002年，在她的家乡万州被长江三峡水淹没之前，陈秋林回到了满是废墟的家乡，穿上古戏装，游走在儿童时代的空间里，重寻往日记忆。一个身着古装的少女代表过去，一个废墟中的古城代表现时的发生。他们二者又都被“过去”连接起来。但是，少女的无力与拆迁的暴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陈秋林于是将这个场景拍摄到她的录像作品《别赋》中。因此，陈秋林在关注都市变迁的现实时，她个人的记忆被以女性的方式记录了下来。而当她集中关注女性问题时，她的语言则转向带有一点“男性”暴力的倾向。这种对比和转换在《别赋》和她的另一件作品《我存在，我消费，我快乐》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摘录自高名潞《当代“边缘人”和中国女性艺术》，该文著录于《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高名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汪民安（文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其代表作品有《罗兰·巴特》等）：

都市、环境和自然的变迁就这样直接和生活风格的变迁关联起来，被拆毁和损坏的不仅是城市，而且还是一种生活风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对环境应该有新的认识。事实上，今天的人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即环境和自然是需要保护的。它们和人类息息相关。人们将整个环境看做是家园。陈秋林分享了这些观点和共识，她的许多作品实际上也是对此的明证，她直接让孩童面对不同的环境；直接将身体嵌入到环境中，身体是环境的一个内在要素；她也将豆腐在绿色草地上书写，直接表明了自然的脆弱和易碎性；但是，对她来说，对环境的保护这还不够。在她的作品中，我们一定要明确，自然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环境，自然环境本身就直接是社会环境，自然和文化并没有区分开来。我们总是将自然和文化区分开，实际上，自然本身就是文化。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环境。我们看到自然的遭受毁灭，在某种意义上，绝非单纯是自然的破坏和损毁，而且还是文化的损坏。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文化环境的损坏，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单纯是对文化的损坏，而且也是对自然环境的损害――大量的自然被损坏，难道不是因为文化环境首先受到了损害？

------摘录自汪民安《废墟、生活风格与自然》，该文收录于《形象工厂：如何去看一幅画》，汪民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鲁明军（艺术批评家、策展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

陈秋林作品的现实背景其实是非常直观的。在陈秋林的话语背后，都涵有宏大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无论是2002-2007年期间的重庆万县三峡库区的拆迁、移民和重建，还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前后创作的相关作品，等等。不同在于，陈秋林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介入社会流动带来的人、事、物的变迁。正因如此，陈秋林的作品更加凸显了现场感，即其与环境的关系。拆迁后的废墟，迁移中的江畔，甚至某个社会小角落，都是她作品的场境构成的重要元素。而作品《福禄巷3号》（2006）、《桃花林》（2006）、《新升场镇No.275-277》（2006）中，她直接将社会原境移植到艺术展场。这种空间的重叠及其张力不仅形成了视觉的幻象，也使得其话语本身更深地介入现实，即对于社会底层的观照和反省。正是在这样一个看似真实又非真实的场景中，生成了主体的错位，观看者从主体转向了客体，艺术家从主体转向客体。艺术的主体性由此被开放了出来，而艺术的体验方式或观看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摘自鲁明军《生态、身体与社会流动——实验艺术在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