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焯（1898—1950），字空如，浙江奉化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黄埔军校成立后，任战术教官。参加第一次、第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参谋长、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军务处长。副军长、代理军长、军长，后任南京警察厅厅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将副局长、新闻检查局中将局长等职。为国民党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49年，陈焯没有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开始弃官经商，1950年被处决（一说于1949年去台湾）。

陈焯(1892一1950)，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毕业。别号空如，浙江奉化人。浙江陆军小学堂、南京陆军第四预备学校、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一期毕业。1916年8月保定军校毕业，分发浙江陆军服务。历任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炮兵团见习、排长、连长，援闽浙军总司令（卢水祥）部参谋处副官等职。后任浙江陆军独立第二旅（旅长伍文渊）第三团（团长余宪文）团附等职。1920年10月任浙江陆军讲武学堂军事教官，1921年夏任浙江陆军暂编第二师（师长张载扬）第三旅（旅长盛开第）第五团（团长陈步棠）第一营营长等职。

1923年春应蒋介石邀请南下广东，任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处参谋，1924年6月任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学科教官，广州黄埔长洲要塞司令（蒋介石）部参谋长等职。1925年春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兼）团附，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参谋处（处长王柏龄）第一科科长等职。1925年8月任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处处长，参加第二次东征作战谋划。1926年夏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兼）司令部参谋长。

北伐战争开始后，留守广东后方，任军事厅办公所主任等职。后随北伐东路军第一军参加攻克南昌的军事行动，不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等职。1927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务处处长，同年9月蒋介石下野后，随侍蒋介石赴日本考察军事。1927年10月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周风歧）副军长、代理军长等职。1928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兼）第二军团（总指挥陈调元）第二十六军军长，兼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特别党部筹备委员等职。1928年2月被推选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8月部队编遣，任缩编后的第一集团军陆军第六师师长，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战争。

1929年夏随中央军系列参加讨伐桂系部队的战事，战后部队再度编遣，不久被免职。1932年4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事务处处长，同年9月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二厅副厅长等职。1933年2月任首都警察厅厅长，1935年1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厅长等职。1936年1月任陆军少将军衔，1936年7月被授予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助章，1936年11月被授予四等云麾助章。后兼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贺耀祖）副局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仍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不久转任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1944年10月保送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学习，1945年1月毕业。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特别市警察局局长等职。1945年10月被授予忠勤勋章，1946年5月被授予胜利勋章，1946年7月退为备役。1947年7月党团合一后，再次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等职。曾为《警察学纲要》（日本松井茂著，吴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1月出版，全书32开，261页）作序。

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前夕，陈焯未随蒋介石到台湾，而是改名换姓，隐居浙江宁波，从事经商。经群众举报，被公安机关逮捕，因曾担任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局中将副局长和北平特别市警察局中将局长，曾大量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债累累。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经公审后被枪决。也有说法称陈焯于1949年前往台湾定居。

1934年6月9日上午10时，日本驻南京领事馆通知中华民国外交部，称副领事藏本英明前日夜晚在送日本驻华公使有吉乘火车赴沪后失踪，请为调查。领事馆同时派员分赴首都宪兵司令部及警察厅，通报了同样内容与要求。日方态度咄咄逼人，借“寻人”而行侵略之实是其惯技。藏本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在京主持政务，两人得此报告后，都是又惊又怕。汪精卫迅速训示首都宪警机关：“尽全力访查，务期藏本失踪事有一着落，以维中日睦邻邦交。”

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都是“第一责任人”，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层层布置，派员去日本领事馆，详细了解藏本失踪经过，及其个性、嗜好、身材、面貌、服饰，又索取近时照片，以资翻印后核查用。警察查问藏本出走原由，是否因某种刺激而自寻短见，诸如公事失误、同僚矛盾、经济拮据、身体有病、夫妻失和等。日方肯定藏本一切正常，绝不会自杀。当日12时开始，首都宪警分头出动，往各处查访，先是在大街小巷，后是入店铺旅馆，乃至青楼、舞厅、厕所都要问一问、看一看。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曾任陈果夫的保镖）带领警员，逐个查询自日本领事馆至下关车站、领事馆至藏本住所阴阳营的岗警，8日深夜有否发现过单独行动的日本人。

10日是礼拜天，宪警奉命放弃休息，继续查访，还出动了进口的高级警犬，查访的地域也扩展到四郊。11日，宪警机关在汪精卫的促令下，迭加措施：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厅，通过报道广告和招贴，发布重金悬赏寻人启事：如能将藏本直接寻获者，赏洋1万元；能知该员踪迹报告后因而寻获者，赏洋5000元。将全境划分成若干区，由宪兵、警察各级官佐包干，带领所部在包干区内，作梳理式查访，不得放过任何一个地方。在全市进行户口总检查，按保甲对照户籍册，挨户查询。郊区的江宁县政府也转饬各乡镇保甲协同寻找。为了一个藏本，出动人力之多、查访范围之广、搜寻之细密，实属空前，可惜俱是无功而返。

日本媒体趁此机会，大肆进行恶意宣传，认定藏本被“绑架”“杀害”，矛头更直指中国宪兵与特工组织。日军将驻沪海军多艘日舰驶往南京，停泊下关江面，炮口对准南京城。日本领事馆并部署日本侨民撤离。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对于日方的诬蔑、恫吓及无理要求，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汪精卫一再斥责宪警查访不力。在“剿共”前线的蒋介石，也拍电报表示“严重关切”，转令“首都军警妥慎寻访，使真相早白”。陈焯急如热锅上的蚂蚁，首都宪警于是倾巢而出，将一应公务全部搁置，集全副精力搜查藏本，并重点盘查形迹可疑者、方言不通者、面貌奇异者，好几个哑巴、疯子也被疑为藏本，被“请”进了警察所。

正当千钧一发之际，13日早上，明孝陵员工在陵园门口见到一名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中年男子讨要水喝，并递上两颗金纽扣，请其代买了4只鸡蛋，边吃边向山上走去。陵园工人怀疑是藏本，便打电话给警察所。警员接报后上山搜索，在后山一洞穴中找到该人。警长取出随带照片核对，判定是藏本，于是扶持其下山送往首都警察厅。警察厅长陈焯本是认识藏本的，握着他的手好言抚慰，拿出饮料、点心给他充饥，藏本则嘘唏涕下，似有满腹哀怨。汪精卫得报藏本已寻获，眉开眼笑，以手加额，大呼“所幸无事矣”。他令外交部向日本领事馆报告喜讯，并令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赶去警察厅慰问藏本。

藏本安全无事，局势改观，陈焯等迅速安排了记者招待会，藏本在会上向中外记者表明，他本欲上山自杀，后来改变主意，以致滞留山中。藏本语焉不详，中外媒体咸猜测他是接受了上司命令，欲以自杀制造事端，而后贪生怕死，酿成闹剧。日方转而陷入舆论被动，十分狼狈。日本领事馆迅速接回藏本，不许其与外界接触，向外称“藏本氏因体弱不能再行劳动”，并称藏本出走的动机，“全由家庭及职务升迁太迟之故，又上星期遗失某种公文，为上司诘责，未免难堪，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其后又称：“经由沪上来京之上海福民医院松井博士诊断，藏本平素神经质较甚，但虽有忧郁性质，无特别症候，6月8日夜神经发作，精神异常，乃告失踪。”6月15日一早，领事馆即派员把藏本送上轮船去上海，然后在日警保护下送回日本国内，自后藏本再未露面，真正失踪了。传闻为日本人溺死在太平洋中。

藏本事件解决后，警察方面的有功人员都受到奖励。三天三夜没合眼、带队于紫金山洞中寻获藏本的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因功于1935年晋升陆军少将军衔。警察厅九分局刑侦科科员曾杕被记大功一次。除在《南京日报》、《中央日报》上刊登大幅本人照片及有关寻获藏本始末外，并奖励大洋三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