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朵如（1888—1961年），名选珍，浙江萧山人。1907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1912年回国，与李铭（馥荪）改组浙江银行，任总行协理。翌年受聘于浙江甲种商业学校。1916年任中国银行浙江兰溪分行行长。浙江银行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后，于1918年回杭州任该行总管理处总书记，兼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23年任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暂兼署杭州分行经理。1927年升任上海分行经理。1928年参加浙江实业银行董事会，任常务董事。1941年主持上海总行业务。因拒绝伪中央储备银行无礼要求，遭汉奸特务绑架，交纳巨款后获释。1946年上海分行改为总行，升任总经理，多次从暗账中拨款支持地下组织。解放前夕拒绝赴港，留在大陆。1952年任公私合营银行副董事长。1957年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历任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历届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

陈朵如，名选珍，浙江萧山县人，1888年10月16日（清光绪十四年九月十二日）生。父陈子祥，有祖遗田产三百余亩，并在萧山临浦镇开设乾余钱庄、乾泰米行、乾元电厂及义号什货店，这些厂店后来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毁。

陈朵如幼年就读于表兄钟宾文家，后又从李禹九学。1907年，与堂兄陈允如相偕东渡日本，先习日文一年，然后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银行等科。在东京，陈结识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学习银行学的李铭，志同道合，引为知交。

1912年9月，陈朵如奉父命辍学归国，旋进杭州“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任协理。翌年，陈朵如受聘于浙江甲种商业学校任教，教银行学、银行簿记、银行实践及商业算术等课程。1916年离开商校，任中国银行浙江兰溪支行行长。

1917年3月，陈朵如应浙江地方实业银行邀请，回杭州任该行总管理处总书记职，兼任上海分行副经理。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前身就是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为官商合办，其业务方向、经营方法以及组织制度、账务核算等，全是钱庄格式，十分落后，连年终年初送迎财神习俗亦未革除。官商董事有鉴于此，邀陈朵如来整顿改革，不久之后，该行面目一新。与此同时，陈提出一种“零存整付”的储蓄方法，客户每月存入1元，15年到期可支取本息504。66元。这一种每月节约1元的储蓄方法，一般人都易办到，因此受到各界人士欢迎。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创办这种存款方法，吸收了不少社会闲散资金，其他银行亦竞相仿效，“零存整付”风靡一时。

1923年3月，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股东由于增资意见不一，协议官商股分家各自营业：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原上海分行、汉口分行划归商股，海门分行、兰溪分行仍归官股。浙江实业银行以李铭为总经理，设总管理处于上海，另设杭州分行。陈朵如在拆股分家及建行过程中，为浙江实业银行悉心规划，颇多建树。在杭州建行初期，陈并以上海分行副经理身份暂兼杭州分行经理。1927年陈升任上海分行经理，1928年3月参加浙江实业银行董事会任常务董事。陈与李铭配合，相处无间。李着重于外面活动，陈着重在内部擘划，共同决策。1936年，浙江实业银行计划买进一笔地产，李颇属意于上海南京路德义大楼，陈不以为然，未成事实。后来李听取陈的主张，向西班牙天主教会买进了上海旧跑马厅对面大光明一带房地产，连同大光明、国泰、卡尔登三家电影院的营业权在内，因而使浙江实业银行的声誉大增。

陈朵如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章乃器在任浙江实业银行襄理期间，曾创办《新评论》杂志，鞭挞时政，鼓吹民主政治，后又参加救国会活动，奔走呼号，日以为常。陈朵如对章乃器的爱国热忱表示同情和赞许，一面在精神上给予支持，一面有意识地减轻他的工作，使他有充分时间进行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陈朵如对国民党政府不能抵御外来侵略，十分愤懑，眼看一些党国要人依然热衷于谋求个人发财致富，夺利争权，常自感叹：“国之不存，何来个人幸福！”翌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复侵略上海，十九路军奋勇抗击，陈大为感奋，连夜聚集家人赶制棉背心慰劳前线爱国将士。浙江实业银行往来客商中颇多日商，如东华纱厂、裕繁公司、山下株式会社、多田洋行等，都与他关系密切，收付频繁。1937年“七七”事变发展成为全国抗战以后，陈朵如即收缩银行业务，与日商疏远，以至停止往来。1941年3月，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铭出国，将行务托付于陈，陈紧缩业务，谨慎行事。11月陈在归家途中，汉奸特务突予绑架，除勒索巨款外，还图诱陈担任伪职。陈不为恶势力所屈服，匝月脱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势力侵入租界，陈更加紧缩业务，消极抵制。当时，汪伪储备银行行长戴蔼庐为了笼络商业银行，宴请部分商业银行经理，陈拒不赴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浙江实业银行业务逐渐恢复正常，翌年，将原来的总管理处制改为总行制，以上海分行为总行，设业务、储蓄、信托、国外汇兑四部及稽核、总务二处，各部、处设专人负责，李铭任董事长，陈朵如为总经理。陈以他一贯稳重踏实的作风扩展业务，开创了该行的全盛时期。1948年，浙江实业银行改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

陈朵如经营浙江实业银行，善于用人，每一职工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情况，他均了如指掌。对能力较强、工作勤奋的职工，陈及时鼓励，予以提升重用；对能力较差的职工，则妥善安排适当的工作，使其能够胜任，并鼓励上进。他认为必须使每一职工有安定的生活，才能安心工作。1937年冬至1941年冬的四年间，上海租界形同孤岛，很多职工生活困难，陈拨出专款，办理行员贷金及子女教育费贷金。随后通货膨胀，物价昂贵，职工生活更趋困难，他通过劳资协商，再次拨出资金让工会举办职工消费合作社，以减轻物价上涨对职工生活的威胁。

陈朵如早在抗战以前就参加徐锡骥（徐锡麟的胞弟）主持的聚餐会。他在聚餐会活动中，受到陈叔通、叶揆初的启发、影响和推动，曾在1945至1949年这段时期里，几次从浙江实业银行暗账中拨出款项，通过陈叔通捐献给中共地下组织作为活动经费。上海解放前夕，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决策人曾商议是否去港的问题，陈坚决主张留在上海，并且决意要把已开工兴建的大厦建筑工程加速进行。他说：“这也是我心上一件大事，一定要把它做好，房屋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私营银钱业由联营逐步走向合并，为金融业改造准备条件。陈朵如初时对此不无疑虑，但很快就认识到集中经营是必然趋势，并积极说服李铭。当时李旅居香港，对大陆情况十分隔阂。陈与李多次通信，讲明形势，晓以大义，劝李不可迟疑。1950年11月，陈又亲自去港见李进行劝说。回上海后陈决定浙江第一商业银行于1951年11月1日参加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12月4日，公私合营银行成立，陈朵如任副董事长、总管理处副总经理和董事会上海办事处主任。1957年2月，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在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陈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并交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暗账资金美金500万元。

陈朵如先后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等。陈平素生活不尚奢华，不讲排场。1948年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庆祝建行40周年时，董事会决议买一所花园住宅给他居住，陈坚辞不受。

1961年8月31日陈朵如患癌症在上海去世。

陈朵如陈列馆

陈朵如陈列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柏山陈社区东部，共投资919万元，占地面积973平方米，建筑面积1440平方米，展厅面积1420平方米，内有藏品270件。陈列馆分为前、中、后三进共两院，布局规整，保存较好。通过临浦陈家、金融翘楚、民国金融、墙门记忆四个主题进行布展，讲述陈朵如的一生以及他为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以陈氏家族为代表的商贾世家崛起也是临浦浓厚的商业氛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集中体现。